马洛伊：哀婉抒情的时代留声

马洛伊·山多尔，以他的生存美学和道德信念成就了精致深曲的文学书写。他向我们完美诠释，什么是“贵族的叙述”：敏...





马洛伊·山多尔，以他的生存美学和道德信念成就了精致深曲的文学书写。他向我们完美诠释，什么是“贵族的叙述”：敏感哀婉、华丽从容，就像徐徐展开的绘卷，每一瞬都是抒情的柔腻。在上世纪东欧文坛，马洛伊却遭受左派与右派的共同排斥，开启了一生的流亡。也许，他天生就是匈牙利中产市民文化的精神象征，孤绝的“不合作”，自由的选择死。这艺术的自由国度，始终不属于政治纷争。马洛伊，把作品献给了时间，记忆。

如果说《一个市民的自白》以“我”的成长体验、游历漂泊写出时代的集体发声，《分手在布达》就以两个家庭的伦理价值，挖掘出中产阶层压抑紧绷的精神负重。你会发现《分手在布达》与《烛烬》就是美妙的协奏，漂亮的和声。马洛伊用相似的“夜谈”、倾诉与审判情节，探究阶层品味、价值冲突、激情执狂和道德压抑造成的婚姻破裂。青年法官克里斯托弗接手了一桩离婚案，这对夫妇竟是他的旧相识。克里斯托弗由此展开漫长追忆：法官家族的义务职责，社交生活的优雅空洞，母亲出走后的缺位，父亲圣徒般的压抑，神父的情感慰藉……家庭故事却无不浸透阶层的追求，社会的气象。

马洛伊显然把家庭溃败视为社会危机与恶行的根源。法官就像医生，在“社会诊所”对各种病态行为进行诊断（审判）。这些病根都指向了婚姻。在马洛伊笔下，婚姻都更像是“唯灵论”。你竟看不出任何的肉欲，它完全遵循着克己教养，家庭义务和阶层道德。法官的父母，就像两个陌生人的谨慎试探，处处显露着勉强的拘谨。克里斯托弗与赫塔的结合也建立在“深藏于心、从不言说、拘谨而虔诚的情感基石”上，以致法官始终痛苦“消化”着妻子诱人的高贵，对“婚后他们是否能解决肉体相处的问题”忧心忡忡。

直到小说后半部，离婚当事人格雷纳尔和安娜才走进故事。医生“夜闯”法官私宅，向法官控诉家庭的不幸“私情”，只为验证法官（这位想象中的“第三者”）是否意淫过他的妻子。显然，他的独白已陷入狂乱，却真实剥离出了婚姻的不幸纹理。安娜的冷漠、空洞就像梦魇的咒语困扰着医生。冷淡或许就是文明的代价，“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阶层中，大部分女人都很冷淡”。文明教养能造成行动的僵化，爱的无感，身体退化，家庭溃散，这真是一种深刻的“无事之悲”。医生的“杀死妻子”，就是亲眼目送婚姻的死亡过程。

相较于《分手在布达》，《反叛者》的写作意图显得别致。它在二战爆发前十年面世，写了关于一战的伤痛。“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还在以余震的形式存留在当时人们的意识里。”那么，这只是“战后伤痕写作”吗？我认为也不尽然。因为，你能发现马洛伊的一种特质：微妙的预感――就像一个风湿患者感知阴雨天的准确。作家明白，历史总是如此相似，有时追忆历史却也是预言未来。

《反叛者》是战争对小城生活的围困，成人世界对孩子的碾压。在我看来，马洛伊的处理身手不凡。他写战争却无关战场，只是写出了战争空气。小说以偏僻小城（恰如荒芜孤岛）反观战争对日常生活的潜入，挖掘战争在人心里的发端、酝酿与僵持。“而他们，深深躲藏在战争的背后，生活在大山之间。这座城市，似乎裹在襁褓与缠尸布里休憩，一切都很平静。”“战争只是通过发丝一样的管道渗透进来……这些发丝般的管道，仿佛在看不见的、巨大的气筒的压力下，把城里的生命吸了去，换回的是泵进来的战争空气”。

表面看，作家不过写了一个青少年“小团体”在战争期间荒唐不羁的系列“游戏”：偷窃、撒谎、游荡。这题材本就平庸无奇，无甚可写。我相信一般作者处理此类题材，大多会写出“成长小说”（问题少年从迷惘到成熟的心灵成长）；抑或借助青少年视角叙事，写成一部“社会问题小说”。可马洛伊未落俗套，《反叛者》根本就拒绝成长，它是对成人世界的逃离与对抗。这让人不免想起君特·格拉斯《铁皮鼓》的情境逻辑，二者如此相像。

然而，书名中的“反叛”又不仅是简单叛逆。作家并非只想写一群败家“熊孩子”的荒唐事（二战后“垮掉的一代”、“愤怒的青年”大多如此）。马洛伊更复杂，他写出了“反叛里的背叛”。上校、医生和鞋匠的儿子都是“小团体”成员，又是什么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作家的回答是：“童年的恐惧”，对成人的憎恶。他们竞相掏空、变卖家财，将窝藏赃物的小屋视为远离现实的“乐园”，把偷窃骗取当作报复的乐趣。

小说在开篇就预设了一种“阴谋论”：游戏中“两张红桃A”的出现，暗示小团体里必有作弊的内鬼。成人世界的侵蚀无处不在：即使在几个少年间也有家庭阶层差距埋藏的忌恨（鞋匠儿子埃尔诺的出卖）；演员奥玛德伪装后，“渗透”进孩子世界，运筹着娈童的阴谋；当铺老板郝瓦什狡诈占有了迪波尔偷来的家族银器。

另一方面，马洛伊对人物年龄的选取也颇有意味：这是一群还未毕业，又即将年满奔赴战场的男孩。他们在人生“过渡”的路口，既对未知成人世界充满抵触，又对过往童年充满苦痛回忆。他们不知道“想要什么”，更不清楚“想成为什么”。幼稚偏执的叛逆，反遭算计利用。“小团体”成员坚持“其本身就是目的”的准则，更说明他们根本不在乎做了什么，只要能和家长对着干，与社会逆着来就行。在马洛伊看来，他们无疑是呈现战时“虚无主义”的最佳人群。

我更愿意用“随性的真诚”来形容马洛伊的书写状态。因为，作家任凭游走的思绪流动（却并非失控的意识流），只是真诚呈现心灵整体的原貌。这也是散文随笔的一抹本色。《草叶集》正是作家在散文写作上的惊艳亮相。

至于，马洛伊是否从惠特曼的同名诗集那里借得灵感，我们无从知晓。但值得肯定的是，这部散文集确实如采撷的“人生智慧草叶”，全书202个话题就像202个叶片围簇着人生、爱情、友谊、品性与苦痛等生命的常道与变幻。它告诉我们：一位卓越的小说家也必是敏锐的观察者、内省的沉思者，警世的劝谕者。马洛伊除了在小说里写出布尔乔亚的精神挽歌，也在散文里袒露个人心扉。一部《草叶集》就是他写给我们的“人生公开课”。

很显然，如何在生存中汲取精神力量与智慧源泉，它关乎一种生活的艺术：认识自我，看待人生，战胜恐惧，看破生死……也许你会说，这些主题表面看不就是“心得体”嘛？马洛伊为何那么早就热衷写“鸡汤文”？对，这种看法我并不否认。不过，马洛伊的“鸡汤”不是无病呻吟的鸡精兑水，而是有实在鸡肉的阴火慢炖。这锅底“鸡肉”就是作者的睿智关怀，真理叩问，坚忍克制以及世态感遇。

更重要的是，写作姿态又往往决定了散文的高下。马洛伊不想兜售廉价的人生哲学，处世智慧，因为这不过是空洞的好为人师。相反，《草叶集》是谦卑作者写出的真诚之作。马洛伊自白，“作者在写这部书时，无意说教，只为学习。他要从古时智者所撰写的书籍中，从人类的生活中学习能够吸引他的注意力。”这与蒙田《随笔集》旨归如出一辙：真诚直言，反对说教。马洛伊的智慧既源于塞涅卡、马可·奥勒留的精神修炼，又闪现着培根论述人生的隽永达观。

这本书“说的并不是思想、英雄这些大而广之的概念，而是与人类自身息息相关的那些事。”那些事无外乎是如何饮食、睡觉、去爱或治愈疗伤的日常琐屑，然而生活的价值却也全在于此。作家发现，不跟风帮腔、不张扬自负、不威胁他人、不委身于谎言，就是最朴实的道德责任。正是平凡的责任塑造了人的生活方式。写作更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它们都以死亡作为观照的至高点。“当生活和写作时，应该将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想象成生命的最后一次，写下的每一句话都是以死亡为句点的。”

它们奠定了《草叶集》的整体调性与思考深度，造就了作品丰盈的人学内涵。他把目光永远凝视于人的本质、生活意义与现实伦理上。“灵魂只能通过认识性格而变得丰富，性格本身就是人”；“世上的事物和行动只在将要影响人类，并与人类合作的时候才有意义”。同时，马洛伊又像一位圣徒，时刻警惕着魅人的危险诱惑，遵循着古老节制的德性。“只有人性中的虔诚才不会让人堕落，而不是经验”；“大多数引起人的不幸、痛苦、绝望、羞辱、逆境的真正原因并非是人性中的恶，而是简单的惰性”。

这就是马洛伊的魔力，他虽无意传授教谕，你却自然视为导师。因为，你难以抗拒作家通透的智识，倾诉衷肠的慰藉。那种箴言仿佛来自先知的启示，《圣经》的光晕。不过，马洛伊并不是“彼岸之花”、“来世之草”，他时刻都是现世的此在，告诉你一个完满的意义世界。他无疑是善写随笔的“暖男”，让你在文字中聆听他的召唤，你的回响。

如果说，马洛伊的小说又有何种底色？我以为它就是抒情的散文性。换言之，作家以“散文法”写小说，那种神思的漫游、情绪的延展全都汇聚成为回想的纤微焦灼。当你看惯了海明威以极富包孕的对话映现小说的意义整体时，马洛伊很可能就是他的反面。它完全是一种“描述性”的小说：对话与情节湮没于微观的人物独白、心灵自剖、追忆铺陈和时代描摹中。他的叙述就如春寒凛冽的江河，总要使时代的冰封慢慢消融，才能看到故事和人物“凌汛”的奔涌。对马洛伊，我们需要的只是细腻，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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