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英再度到访柯木朗艺术园，他说，“我实在太喜欢广东了。”

 

      实在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见到那么多老朋友，我感到非常高兴，也十分感激。来到广州的几天，一直都笑不拢嘴，我实在是太喜欢广州了，广东人最大的特点是实在，为此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我的敬意与欢喜，此行实在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念想。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逍遥自在，不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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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当代的工笔画观念性很强，却不乏一大批名家的模仿者，这一现象您怎么看？

何家英：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最后留下的只是寥寥无几的名家，大多数只是跟随者、传承者。过去不像今天这样，可以举办许多的展览，有这么多的媒体，很容易看到背后的追随者。艺术最可怕的就是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追求，如此结果必然导致庸俗化。高雅的艺术庸俗化，造就了很多追随者。比如我们敬仰的明清之际的石涛、八大，他们成为文人画至高无上的代表人物，在这条线索影响下产生了黄宾虹、齐白石、吴昌硕这样的大家；同时在这种思想的统一下，经过几代传承，使得水墨画变成了大众水墨画。对前人画作样式、程式的模仿，丧失了“中得心源”的文化高度、审美高度，模仿必然导致庸俗化。

其实我们的创造力源于文化的回归，对传统的再发现，创造和继承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创造的另一面带有复古，复古不是对样式的模拟，是对古代文人画精神的重新发现和复活，并赋予其新生命，这是文化的复古所具有的当代意义。我们非常强调有传承的创造，无传承的创造是无根的创造。

记者：您觉得目前的中国画教育，尤其是工笔方面，在学院的教学中存在着哪些方面的缺失？包括广州青苗画家培育计划，您觉得这样的教学体系中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弥补与提升？

何家英：我特别肯定青苗计划。这种教学模式，通过有组织的集中教育，提供更开阔的思路，认清艺术规律，使得年轻的艺术家产生联想与艺术创造。一个好的培训班，总能产生几个好的学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天津美协举办的创作研究班，我是其中的受益者。当然这种教学模式需要树立一个艺术高度，需要有详细的教学计划、多样的课程设置，既要有观念性、理论性、史论的课程安排，又要有技术上的绘画语言训练，以及教导学生怎样深入生活，如何从生活中寻找灵感。但也不能局限在中国画本身，应当以更宽广的国际视野看待艺术的本质。要形成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争论。在艺术上，实际上没有什么老师与学生之别，也不分岁数大小，也许今天的年轻人中，就有具非常高的艺术见地之人。

记者：您既画工笔也画写意，画过工笔再画写意有什么不同？

何家英：画过工笔再画写意，能够使写意不流于概念。我近期画的写意画和我八十年代画的完全不同。中国画注重表现写意精神，我的工笔画里面也有写意的因素。画过工笔再画写意，首先是造境上的优势，二是在形象上的深入表现，比如在五官的细节表现上更有意蕴。

当然画工笔的人画写意，也有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工笔和写意画之间有非常大的差距，甚至是两个思维路线。写意画不需要太顾虑形体，在意的是结构关系，表达内涵上的美感。画工笔画长期顾虑结构、计较细节，很容易放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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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英



1957年出生于天津,自幼喜爱画画,1977年考入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学习国画,198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任中国美协副主席、当代工笔画协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工笔画研究院院长。代表作品有《山地》、《十九秋》、《米脂的婆姨》、《酸葡萄》、《魂系马嵬》、《秋冥》、《杨开慧》等。

作品赏析

《十九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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