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辉县发掘

开创、纪念与发扬 ——从《辉县发掘报告》出版60周年说开去

来源：《中国文物报》作者：贾昌明就在刚刚过去的2016 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科...

来源：《中国文物报》作者：贾昌明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6 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科学出版社、河南省文物局联合举办的“新中国考古从这里走出——纪念《辉县发掘报告》出版60 周年学术座谈会”在科学出版社召开。

1950 年10 月，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现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辉县开始了新中国的第一次考古发掘。由时任副所长的夏鼐先生担任团长，副团长由郭宝钧先生担任，秘书为苏秉琦先生，团员有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徐志铭、赵铨、马得志、魏善臣、白万玉等。发掘工作从1950 年开始到1952 年结束，1956 年3 月，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辉县发掘报告》在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也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考古图书。

新中国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和第一部考古报告，这本身就非常具有纪念意义，但也不止于此。

新中国考古报告出版的早期历程

新中国的第一部考古报告是于1956 年3 月出版的《辉县发掘报告》，这部报告被冠以“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第一号”。1957 年8 月出版《长沙发掘报告》的时候，在“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之下，又加上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二号”字样。由此一来，《辉县发掘报告》自然便成了“丁种第一号”。

“考古学专刊”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创办于1952 年，是全国性考古学论著系列丛书，根据内容性质的不同，共分四种（甲、乙、丙、丁）。甲种为研究性著作、乙种为资料性著作、丙种为通论性著作、丁种为田野考古报告。作为田野考古报告的“丁种”，从1956 到1966 年间，陆续出版到了第十八号，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度中断。在1966 到1979 年十余年间，只出版了作为第十九号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这顺序排列的“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一号至十八号，便构成了1956 到1966年间新中国考古报告出版的主体，另外，被归入资料性著作的“考古学专刊·乙种”当中，第十一号《山彪镇与琉璃阁》和第十三号《浚县辛村》，从内容上看，也应该属于考古报告。因此，作为绝大多数“丁种”的编著者，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当之无愧的考古主力军。这些报告的出版工作，最初自然落在了以出版中国科学院编著的学术刊物为主要任务的科学出版社身上，并贯穿20 世纪50 年代。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年中，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等单位，也积极进行过数次考古发掘，编著了如《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南唐二陵》《白沙宋墓》等大型考古报告，并奠定了文物出版社考古报告编辑出版工作的基础。

开创与经典

想要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工作和考古学发展历程，翻看历年出版的考古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于考古学史的研究，更是无法回避的途径。

1950 年的新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新”中国。从战火中走出来，推翻旧制度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这里至少有两重含义，一是要尽快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生产生活，也说明当时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另一方面，在新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各行各业都亟待建章立制、培养人才，这就注定新中国成立后这几年，必然是一个不断摸索开创的年代，考古学自然也不例外。

因此，对于辉县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出版的重大意义，也同样可以从这两方面看。我们看到，在当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梁思永、夏鼐、苏秉琦、郭宝钧等考古学大家义无反顾、热情万丈地投入到新中国的考古事业之中；另一方面，辉县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在新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之功。

北京大学孙庆伟教授针对《辉县发掘报告》出版60 周年，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辉县发掘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培训为主要目标的田野考古……在报告编写过程中，采取了导师制的人才培养方式——梁思永指导安志敏，夏鼐指导王仲殊，郭宝钧指导王伯洪，苏秉琦指导石兴邦……《辉县发掘报告》的出版，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在一定时间内尽快出版考古报告的先河，这一条在日后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被不断地重申、强调，已经成为考古工作的惯例和硬要求……为彻底解决国家考古人才短缺问题，北京大学在1952 年至1955 年间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教员包括梁思永、夏鼐、裴文中、曾昭燏、郭宝钧、苏秉琦、石兴邦和安志敏，其主要成员均来自辉县发掘团。此外，发掘团的技术人员也参与到教学中来……这批训练班成员日后大多成为全国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辉县模式’经由他们而深深扎根于中国考古界……1952 年，北京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中设立考古专业，辉县发掘团的多位成员在北大承担课程……可以说，‘辉县模式’经由北大考古在全国发扬光大。”

不畏艰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也是在这个时期被发扬和传承的。在纪念座谈会上，几乎每位学者都表示对老一辈考古学家艰苦奋斗、扎扎实实的精神倍感钦佩。孙庆伟在文中特别举出“发掘期间，夏鼐自己负责发掘难度最大的战国车马坑。当时已经是隆冬季节，车马坑被冻成了冰土块，夏鼐每天利用炭火盆慢慢地消融冰块，再一点一点地剔出车的残痕，一边清理，一边记录和绘图，双手冻肿也不管不顾。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夏鼐不仅将车马坑完整地清理出来，而且在发掘结束后不久，就根据发掘记录将车子复原出来。这种专注的敬业精神和以身示范的榜样力量对几位年轻人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并由此塑造了中国考古人不怕吃苦、严谨踏实、乐于奉献的基本品格。”

翻开《辉县发掘报告》，一种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参加座谈会的学者不止一人高度评价了报告中严谨、完备和客观的描述以及令人叹服的精确美观的线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评价说“让我们感觉经典不仅是学术史的价值，还有我们现在难以企及的高度”。开创学术之先、体现精神之真、成就质量之高，《辉县发掘报告》堪称经典。

其实，堪称经典的又何止《辉县发掘报告》一部？就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学者们满腔热情地在辉县大地上挥汗如雨的时候，中央文化部文物管理局的发掘队伍也在水库工地旁忙碌，其中就有裴文中和宿白等先生的身影。与此同时，南京博物院的曾昭燏等考古同仁在高山南麓打开了帝陵的墓门，三年后又揭开了沂南古墓的神秘面纱。1956年9 月出版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1957 年7 月出版的《南唐二陵》和9 月出版的《白沙宋墓》，考证之广博严密、文字之详尽平实、图案之精确优美，堪称经典，在相关研究领域亦有开创之功。翻开这些报告，无不群贤毕至、大师云集。《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有曾昭燏、胡小石、刘敦桢、傅抱石、郑振铎等大家参与，《白沙宋墓》不仅是宿白先生的经典之作，还有莫宗江、陈明达、罗哲文等专家绘制和校对墓葬结构图，考古绘图由刘慧达负责，美术方面更是邀请了叶浅予、董希文、刘凌仓、林岗、杨之光等大师，书内很多插图都出自名家手笔。

“丁种”的精神在辉县之后仍然继续，仍然创造出一个个经典，自1956 年《辉县发掘报告》出版后，1957 年丁种第二号《长沙发掘报告》问世，1958 年第三号《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付梓。1959 年是“丁种”的丰产年，有九部考古报告面世，分别是《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洛阳烧沟汉墓》《郑州二里冈》《三门峡漕运遗迹》《庙底沟与三里桥》《上村岭虢国墓地》《唐长安大明宫》《山彪镇与琉璃阁》《浚县辛村》。这些报告早已是中国考古教科书所必提和考古教学所必读的经典，其中一些遗址成了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在这些报告中，同样可以看到开山祖师在工地上的亲力亲为、书桌上的宵衣旰食、对后辈的耳提面命。这些报告很多在发掘结束后几年内即告出版，同样源于这种精神。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早期的几部考古报告，属于对新中国成立前考古工作成果的整理，如《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山彪镇与琉璃阁》《浚县辛村》《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等。黄文弼、郭宝钧、冯汉骥等前辈学者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殚精竭虑，但动荡的时局让他们的工作无以为继。新中国建立所带来的安定正是他们渴望已久的。《山彪镇与琉璃阁》的作者郭宝钧先生在引言中写道：“1935 年冬和1937 年春曾两次发掘过，两地皆有丰富的收获……发掘后不满一个月，芦沟变起，两地相继沦陷……八年以来，新发掘任务匆忙，未遑再顾及此。去岁卧病温泉，疗养转轻，偶检残稿，如面故人，自感既经手两地发掘，有责任把它公布问世，乃取残稿稍事补缀，交出付印，虽不免抱残守缺，也难弥补迟迟发表之愆，但较之腐烂行箧中，稍好一点，内心之疚，亦即此稍减。”这种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也是我们现在应该好好学习的。

一个现实的需求

为了纪念《辉县发掘报告》出版60 周年，科学出版社不仅召开了座谈会，还重印了这部报告，除了内容上清晰再现外，在外观和尺寸上也尽量效仿原版。“时隔一甲子，坊间早已难觅这部报告的踪影，典藏机构也大多视为珍藏，不轻易示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科学出版社重印这部考古学经典著作，不啻是学界福音。”孙庆伟如此盛赞此举。

的确，经典之所以为经典，需要细细阅读方可体会。但现实情况却正如孙庆伟所言，因为数量稀少，难为一睹。近些年，随着我国文博事业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文博机构成立，这些单位的图书室或无此类收藏，或为复印版，阅读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随着公众文化水平和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考古报告已经成为“与社会分享考古成果”的一种途径，经典报告更是如此，而过于稀少的经典报告和其他经典考古著作的确影响了学习和分享。再版或重印不失为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其实，文物出版社在2002 年就再版过50 年代的《白沙宋墓》和《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而这些再版书目前都已价值不菲。但放眼望去，再版者依然寥寥。可喜的是，当前一些学者、单位和出版社已经意识到再版或重印的意义和重要性，甚至翻译再版国外关于中国的考古报告，如日本三十年代出版的《赤峰红山后》便由戴岳曦、康英华翻译，李俊义、戴顺校注，并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于2015 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更是牵头组织，并与科学出版社积极合作，将日本五十年代出版的大型调查报告《云冈石窟》翻译、修正和补充后陆续出版。据悉，科学出版社计划继《辉县发掘报告》之后，将50 年代出版的“丁种”陆续重印，值得期待。

由此可见，经典著作“原汁原味”的再版和重印，有其必要；这不仅是出版社一家之责，还要靠各方出力。由此，对经典的纪念与发扬，才算得上初步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