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资料保存

文学翻译练习（五）译文

历史资料的收藏...

历史资料的收藏

几年前的一天早上，我收到了父母的来信，信中还有一张52年我出生时新罗歇尔医院开具的收据。他们是在收拾地下室或阁楼的东西时，在一个纸板箱中看到了这张收据的，他们有很多这样的“圣物箱”，里面长时间存放我儿时的陈年旧物。收据上写着包括药费和电话费在内住院五天总计费用为187.86美元。当然，这些费用让我很吃惊。但是令我更为惊讶的是，在我父母收藏了几十年的家庭资料中，只有这张收据他们觉得有价值代代保存下去。

我不觉想起这样一件事，去年秋天时，美国国家档案局做出了一项决定，内容是除大量必须保留的政府文件之外，纸版或电子版的政府邮件是否还必须保存。历史学家、公共利益团体和政府官员经过几年的争论终于通过了这个决定。其实他们争论的是每个美国家庭也在自问的问题：有多少东西是值得保存的。反对者认为保留邮件就是浪费金钱保留乱七八糟的无用的东西；支持者却认为如今邮件有时是存留于世的唯一的纸版证据，他们还提到了邮件在奥利弗·诺思和伊朗反对武器换人质案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去年秋，支持者们取得了胜利：政府邮件保存下来了。

某些时候，我们大多数人会意识到有个人档案收藏方法是现代生活无法避免的部分。某些地方我们必须把握好适度的原则，比如怎样对待孩子的绘画和记录卡片，如何处置私人信件和已兑现的支票，怎么处理家庭照片和结婚纪念品，还有如何处理仍喜欢的但却不再穿的衣服。人们对这样的问题有自己的特定的答案。可我怀疑通常他们都会持有错误的想法:留得东西越多越好。我爸爸是位艺术家，他至今还保存着从十几岁起在艺术学校的所有写生簿。几年中，为了捕捉光线明暗和布料褶皱细节，他拍了大约一万张宝丽来个人照片。他还有一份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有关福德汉姆足球队赛事的剪报。似乎差不多每个人都保存——或像考古学家所说的——“收藏”《国家地理》刊物，所以垃圾堆中很难找到散本的该杂志，相反都是整捆整套的，这些都是其收藏者去世或搬家后被丢弃的。

我恰恰就是一个仰慕收藏的人，一个家庭级的收藏迷。但是我还不会像公共卫生部门每过几年就会遇到的那种人那样，在整所房子里都整整齐齐的摆满成摞的报纸，只留狭窄的过道。尽管如此，我的确喜欢保留几乎全部个人和家庭的物品，甚至还有一些颇具公共性质的藏品，比如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的名片，委内瑞拉棒球手路易斯·阿帕里西奥的棒球球棒和金·菲尔比的书《烹饪的乐趣》。

然而，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在想，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编辑档案的速度是不是快得让人来不及了解它们呢? 许多观察家指出了“信息超负荷”的问题，它好像主要是近期计算机发展应用的结果。实际上，档案保存几千年来一直是个问题。古代厄尔巴（即今天的叙利亚）的几千块楔形文字碑的出土，意义十分重大，但是若翻译出所有的碑文还需几十年的时间。毫无疑问，这期间进一步的发现还会让学者们遇到更大的困难。几年前，一位梵蒂冈官员领我参观了一上午迷宫般的嵌有很多壁画的梵蒂冈图书馆。在一处，我问他，“你知道你们都收藏了什么吗？”他耸耸肩，抽出一个十八世纪的登记簿，指着一个字迹好看的条目，说到，“看，就像这样，虽然可能记录了每件藏品的名字，并存放在某个地方，但是实际上没有人打开并浏览哪怕藏品的三分之二。”

书面记录永远要好过单纯记忆，因为保存的材料可以让人想起遗忘的事情。于是人们就坚持收藏资料了，而且收藏速度持续增长。加州理工学院高级计算机信息处理中心研究员罗伊·威廉姆斯试着计算了这个速度。他特别提出，目前世界各地储存的印刷品资料大约有二百千兆字节（一千兆即一千的五次方），然而他计算出的是，到2000年，也就是仅仅20年时间里，仅网络媒体一项储存的资料就有望是这个数字的2.5倍，他还承认这只是一个保守估计。

资料匮乏无疑会给历史学家们带来困难，但也不难看出由于源资料的过度丰富，一个极为不同的问题出现了。伟大的历史学家柯林伍德1926年在他的《历史哲学讲义》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了当时史学家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方法不同的原因，例如，他写道:“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历史对于刚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讲，很有研究价值，因为其相关资料极少，研究者可以整体把握这些资料并进行独立的翻译整理工作……而相反研究起罗马早期帝国时期的历史时，刚入门的人会被手边浩如烟海的资料，尤其是碑文资料搞得无所适从。因而，研究者面临的就是相反的问题，他得获得可靠信息，熟悉源材料，而翻译编辑工作就不那么重要了。

想想看，国家机关不断扩大，档案提供的越来越多，编辑整理工作更加繁杂，多么令人生畏呀！历史学家德里克·比勒斯最近撰文提出，编年史学家研究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近六十八年统治时面临繁重任务，他发现“政府保留的记录无尽无休，多得可怕，实非人力所能掌握”。我们避开完整年代的评论工作不谈，只考虑保留一位杰出人物生平资料需要花费的精力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本杰明·迪斯雷利——英国政治家小说家，他的信件保存了下来，甚至类似今天生活邮件一样的便条也在其中，“亲爱的，我七点半回家吃晚饭。迪斯草”。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他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资料，使得历史学家亚瑟· R·林克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期间，穷其所有精力为威尔逊的个人资料做注释并出版全集六十九卷。

华盛顿国家档案局如今存档约有50亿卷宗。全国联邦档案局还储藏了1700万立方英尺的档案，如装在箱子里首尾相连可从东海岸排到西海岸，而30年前这些箱子只能从华盛顿排到堪萨斯州的威奇塔市。除此之外，全国还存有数千公共和私人的数据资料。电子资料尽管数量极其庞大，如果要找的资料是已知的，最终还是很容易找到的，加之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局还在酝酿更为便捷的搜索资料方法。可是电子档案储存也有很多大的缺点，比如系统升级和更新会要求每十年把电子数据拷贝到新系统中一次。不管怎样，查阅这些资料的人并没有怎么增加，例如，美国历史教授人数几年来几乎没有变化，现在约有六千人。

现在把我们的档案看作是“塔尔”，是否荒谬呢？“塔尔”是由历代的城市遗址层层堆积形成的土山，在中东随处可见，存留着数千年来人类历史的考古记录。但是尽管数量众多，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了系统发掘，若弄清楚这少量土山中究竟有什么用不上几百年也得几十年时间。至于其余的大量土山，偶尔打打井挖挖沟就算不错了。我的一位历史学家朋友谈到他的同事时，我想起了这些井和沟，他说他的一些同事面对堆积如山的资料，只好抽样调查，而另一些人把他们的学术研究范围缩得越来越小，直至最后找到可以驾驭的材料。

不要误会我！我不是在提议把所有的资料都丢掉。人们很难预测出日后什么东西有意义，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本该直接扔到地窖里。不可预料的东西总是让人兴奋，就像几个月前在一个土山中发现《圣经》中何利人的厄克西城一样。但是资料的确会无迹可查地就丢失了，那么或许就勿需刻意去保护剩下的资料了。

我的一位导师曾经说唯一使得他完成中世纪法国史研究的是，他要参照的大量资料在宗教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都被毁掉了。我日前给他打电话求证他的话我记得是否准确，他说“很准确”。他还满怀感激的回忆了卡尔卡松尼，这个法国南部城市的那场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