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跃忠文章 土默热红学佐证之十七 ——乾隆年间的文人写不出这些情节[6]

五、违禁曲目《红楼梦》第十八回“隔珠帘父女勉忠勤　搦湘管姊弟裁题咏”：“那时贾蔷带领十二个女戏，在楼下正等的...



五、违禁曲目

《红楼梦》第十八回“隔珠帘父女勉忠勤　搦湘管姊弟裁题咏”：“那时贾蔷带领十二个女戏，在楼下正等的不耐烦，只见一太监飞来说：‘作完了诗，快拿戏目来！’贾蔷急将锦册呈上，并十二个花名单子。少时，太监出来，只点了四出戏。”其中第三出《仙缘》出自明汤显祖《玉茗堂四梦》之《邯郸梦》；

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又问：‘第三本？’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其中第三本《南柯梦》也出自明汤显祖《玉茗堂四梦》之《邯郸梦》。

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此时唱的《西楼会》，正是这出将完，于叔夜赌气去了。”这里的《西楼会》演的是御史公子解元于叔夜与西楼名妓穆素微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

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说着，又叫葵官：‘唱一出《惠明下书》，也不用抹脸。’”这出《惠明下书》为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中的楔子。

《红楼梦》中的私下议论：宝钗对黛玉说她家“《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

上述所引这些曲目，属于“琐语淫词”类，在康熙后期至雍正乾隆朝多次发文禁毁。王利器先生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中记载： 

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谕：“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 康熙还要求众臣讨论拟定实施办法。结果拟出并得到批准的具体办法为：“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版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

除“琐语淫词”外，还有所谓“教诱犯法之书”，更是严厉禁毁的。

据王利器先生《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记载，雍正三年发布禁令：“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乾隆十九年有人奏曰：“坊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乃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金圣叹，妄加赞美；梨园子弟，更演为戏剧，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臣请申严禁止，将《水浒传》毁其书板，禁其扮演，庶乱言不接，而悍俗还淳。……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题，本月二十六日，奉旨依议，钦此。”

这些“教诱犯法之书”在《红楼梦》中却不断现身。

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语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山门》。”《山门》取材于《水浒》第四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亦称《醉打山门》，剧演智深大醉归寺，打坏山门一事。 

第十八回“隔珠帘父女勉忠勤　搦湘管姊弟裁题咏”：“少时，太监出来，只点了四出戏：第一出，《豪宴》。”《豪宴》写明嘉靖年间权相严嵩之子严世蕃为夺取玉杯“一捧雪”而陷害莫怀古一家事。

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类的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

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一时贾珍上来回道：‘神前拈了戏，头一本是《白蛇记》。’贾母便问：‘是什么故事？’贾珍道：‘汉高祖斩蛇起首的故事。《白蛇记》写的是“汉高祖斩蛇起首的故事。”

这些曲目都属于凶猛好汉戏和皇帝戏，应当都在禁毁之列。乾隆时期的文人即使想写，他敢写吗？

好了，我不多举其他例子了，实际上例子还有很多，像“末世”情怀、女清男浊思想等，均非乾隆时期所应有，这里我不再展开。

总之，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必然烙上那个时代的烙印，虽然后世可以写前代的东西，但写出来的必然是有后世印记的东西。《红楼梦》的创作也是如此，它深深印上了清初至康熙时代的印记。乾隆年间思想禁锢很严，明令禁止与需要避讳的东西特多，因此即使作者私下闻知前代康熙年间某些情节，非不能写，而是不敢写入准备流传于世的小说中。乾隆时期的文人是写不出《红楼梦》中上述情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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