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西伯利亚故事》节选——鲍尔吉•原野_【东北利亚】

鲍尔吉·原野的短篇精选...

鲍尔吉•原野，蒙古族，祖籍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通辽）宾图旗，1958年7月15日生于呼和浩特。赤峰师范学校毕业，现供职于辽宁省公安厅《平安》杂志。著有随感录《脱口而出》，散文集《百变人生》、《酒到唇边》、《善良是一棵矮树》、《思想起》、《世相铁板烧》、《浪漫是情场的官僚主义》等。一般认为，“鲍尔吉•原野的幽默发诸两端：机智与悲悯。习见的生活现象经他点拨，露出可笑的一面，并因此可爱”。“作为成人作家，鲍尔吉•原野葆有天真的目光，令人称奇。童心比油滑更接近幽默”。

人出了国后，先怀念祖国的不是心，而是肚子。胃，或称消化系统，在激烈排斥外番饮食的同时，怀念着小葱拌豆腐、打卤面、粉条头萝卜丝炸素丸子和黄瓜拉皮。人在国外，脑子想这事那事，肚子只想“国吃”。科学家说胃是人的第二个大脑，说得太对了。　　十九世纪的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庞克解剖人体，第一次发现胃壁有两层神经束和神经细胞的网络，这是大脑才有的东西啊！胃想搞什么？后来弄明白，这是胃用来回忆和识别故乡饮食的思考器官。　　在西伯利亚，我的胃从早到晚想吃的，腹腔像开进消防车，彼此呼叫。吃不到，胃改为回忆绿茶的滋味。我按照胃的指示喝绿茶，但这里宾馆的电源是三相插座，我的小电壶为两相。我想起，阿巴干广场有干活儿的中国人，找他们去。　　见着一个中国人，一说就明白，两相转三相的电源插头。他说送给你了，到工棚取。　　他姓李，吉林扶余人，在中国人承包的广场工程铺石板。老李说，一起干活儿的俄罗斯人体格好，可是懒，干一点活儿歇没完。老李干活儿身上舒服，歇着筋疼。说着到了工棚。　　帐篷工棚住着几十号中国人，地下摆着炉子、马勺和塑料豆油桶，一只半大狗从铺下蹿出来，朝我吠。　　“福贵。喊什么玩意儿！中国人。” 　　狗接着吠。老李让我跟它说中国话，狠点儿，要不它叫起来没完。　　我本来就怕狗，便大喝：“闭嘴，滚一边儿去！” 　　狗收声，变得唯唯诺诺，用讨好的目光端视我。　　“它叫福贵？” 　　“对。它是张福田从国内偷着带来的狗，我们坐汽车来的。刚来时它小，塞一个地方就入境了。张福田提前回国，把它留这儿了。” 　　老李把插头给我,“这个狗可不一般，比我还爱国呢。人要说俄语，它满地乱转，表示闹心，一听中国话就老实。邪门儿不？” 　　老李打开电视，俄主持人说话。这只狗——福贵低头咬自己尾巴，咬雨鞋，呜呜哀鸣。电视一关，好了。　　“它喜欢二人转。”老李从破碟片里找一张，放进DVD，画面上，描红抹绿的二人转男女演员打情骂俏，福贵看得目不转睛。　　“福贵鼓掌。” 　　它立身抖前爪，意为鼓掌。　　老李说：“它太爱国，爱家乡人了。我给你演练一下。我说人名它立刻模仿——赵本山！” 　　福贵慢步走，左看一下，右看一下，如赵本山表演收电费的。　　“高秀敏！” 　　狗乱颤头。　　“表示高秀敏能说——潘长江！” 　　福贵缩头。　　“表示个矮。这些人它都认识，粉丝狗。对——”老李在铺下摸出一个盒子，打开，露出铜质奖章,“这是福贵的奖章，阿巴干市政厅颁发。前年我们住一个破楼里，半夜起火。人撤出来之后，一个俄罗斯妇女说孩子还在屋里，才两个月。楼快烧塌了，警察不让进。张福田让福贵进去救小孩儿。福贵钻进火里，用牙咬小孩儿脖领子，拖着出来了。” 　　“福贵！”老李把奖章戴它脖子上，“立正。” 　　福贵立身，胸前当啷奖章，眼神无所适从。　　老李接着说：“你知道它为什么讨好你不？眼睛老盯着你，有话可惜说不出来。它想让你带它回国，不在这儿待了。这个狗对三个词最机灵，中国、扶余、二人转。有一回，半夜有人说梦话‘二人转’，它刺棱醒了，以为放二人转，汪汪大叫。” 　　老李又对福贵说：“他带你回中国。” 　　福贵兴奋地“汪汪”叫，咽唾沫。　　“带你回扶余，看二人转。” 　　福贵高兴地晃尾巴。　　“福贵，给他作揖。” 　　福贵站起来给我作揖，我用手接应，差点儿没给它回一个揖。　　“月底我们回国了，阿巴干九月份上冻。福贵就得扔这儿，海关不让带毛的玩意儿出境，怎么整？”老李抱膝盖叹气。　　我该走了。福贵碎步跟着我，眼睛仰视我，眉头有几根毫毛长长探出来，很认真，很庄重，像说：带我走吧！到门口，它咬住我鞋带不松嘴。　　老李抱起福贵，它从怀里往外挣脱，鼻子一拱一拱地大叫，如孩子绝望时的号啕大哭。　　福贵像我的胃，时时刻刻想回家，恐怕它是永远回不去了。

“你不反对的话，”罗伯特·休举起手里的啤酒罐对我说,“再来两个。” 　　俄联邦法律规定，在公共场所出售和饮用酒精饮料的时间是20：00—22：00，这在图瓦也不例外。　　休，作为在图瓦定居的唯一的美国人，说他了解许多图瓦的故事。我花四百卢布请他喝了六罐啤酒后，他开始透露故事。　　“你知道，”这是休的开场白，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图瓦人讨厌俄国人，没办法，打不过他们。十六世纪中叶，沙俄吞并了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汗国之后进攻西伯利亚。1581年9月10日，叶尔马克率领哥萨克人的乌合之众朝这里进发……” 　　休仰脖灌啤酒。他似乎做过特殊的喉部手术，几乎不咽，罐内四百五十四毫升就流入肚子。他善于记忆历史事件的时间。有人说休是个骗子，我看不出。讲述历史时，他的眼珠在眼眶里痛苦地搜索。　　“再来两罐。”休示意服务员。　　服务员摇摇头。　　“到时间了。”休说,“总之，我明天带你去见一个人，不需要礼物。你会看到一件神奇的东西。如果幸运的话，你也许被允许伸手摸一摸。但是，绝对不许拍照。” 　　第二天，我坐上休的车，沿贝加尔湖，向库切走。　　他的车如同一个摇滚乐队，似乎所有的螺丝都没拧紧，噼啪乱响，但不妨碍行驶。休的话几乎都是对车说的：“闭嘴！你这个倒霉的化油器。还有你，磨合器，你总是带头捣乱。我的车……闭嘴！手刹车……不是一个车，是图瓦人丢弃的日本二手垃圾的博览会，它们是一群罪犯。行了，后轴。告诉你，这部车会突然自动刹车，你可能听都没听过这样的事，过去我也没听过。” 　　就这样，在休对车的谩骂中，我们来到目的地——一个埃文基人住的撮罗子，它外表像一顶松树皮做的尖帽子。进入，树皮连着二十公分的原木。里面约有十平方米，熊皮垫子上坐一位目光炯炯的老者。　　休介绍：“这是九十二岁的雅库克·金。” 　　金上唇和下巴的胡须分为四撇，如螃蟹伸腿。他的眉毛像某一品种的狗那样浓浓地覆盖眼睛。我看他也就六十岁，面色红润，手背的皮还不松弛。　　“中国人来听故事了。金，讲吧。” 　　金捻自己的胡子，像从那里寻找灵感。他用蒙古语断断续续地说：“我是金。冬天出生。那天，一只狍子钻到这里，此后，我管这个狍子叫哥哥。这个摇篮（他吹上面的土）是我和我父亲出生后住过的地方。这个撮罗子，斯特罗加诺夫曾经来过，他是沙皇伊凡四世的密友。我太爷的名字叫安加拉，以河为名。” 　　休向他讲一通图瓦语。　　金说：“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是在1916年修好的，用了二十四年时间，全长七千公里。它破坏了我们的家园，带来了俄国人的骚味。所有人都知道，俄国人走到哪里都会带去堕落。” 　　休插话。　　“是的，我恨俄国人，但今天不说这个。中国人，你想听什么故事？天鹅和雪狼私通生下一只鹿。下雪的时候，智慧从人的脚底下传到脑子里……” 　　休打断，金不以为然，两人争辩。最后，金点点头。　　“中国人，这才是故事的开始。母狗养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完后，上面有一根道钉是纯金做的。沙皇亲自把它安在铁轨上，当当敲了两下，金道钉像长了腿一样钻进去，牢牢地固定在铁轨上。” 　　休鼓掌，向我眨眼，我也鼓了几下。　　“后来，我们开始找这颗金道钉。天啊，我们的祖先不知有多少人为了这颗金道钉冻死在风雪里，饿死的更多。他们走过勒拿河流域、切尔斯基山脉、上扬斯克山脉、东西萨彦岭，还有阿尔泰山的西北段。穿过苔原、泰加针叶林和无树草原。后来，他们全死了。休，我说得对吗？” 　　休说：“金，他们确实死了。” 　　“我太爷安加拉也在找这颗钉子。为此他娶了我太奶奶凯凯，她是茨岗人，会巫术。她说她生下来就知道金道钉在哪里。他们去了她说的地方后，凯凯说沙皇把它换了位置。当然，我太奶奶永远在撒谎，后来被蛇咬坏了左脚的脚趾。安加拉在长生天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金道钉。” 　　金从身后拽过来一个狐狸皮包裹，掀开棉布、绸布和细纱，抓出金道钉。它半尺长，中指那么粗，递给我。　　我其实快睡着了，猛然惊醒。西伯利亚大铁路唯一的、沙皇摸过的金道钉放在我手上，很重，无锈，铭刻俄文。我小心地还给金，手上隐约有臭味。　　“安加拉找到它后，迷路了，用它和楚瓦什人换了一匹马骑回家。回家再用两匹马把金道钉换回来。知道我们为什么找它吗？中国人。” 　　他自答：“它是这条铁路的心脏，我们找到它，在上面撒尿，用唾沫啐它，抹黑牛的血。知道为什么？这样一来，铁路就会完蛋，腐朽烂掉，因为它的心脏被玷污了。当然，我们也有损失，有一个人被雷劈死。再后来，我们把它供奉起来，因为找不到它原来待的那个地方，除非安加拉复活。讲完了。” 　　我再看这个钉子，所谓历尽沧桑。　　我感谢金讲这个故事。休说：“付他三百卢布。” 　　噢，是这样。看到了实物，也值。当时我还想，如果拿到央视《鉴宝》节目露面，也有意思。　　过了两天，翻译保郎从贝加尔湖西岸回来，对我说：“收获太大了，我们见到了一颗金道钉，西伯利亚大铁路……” 　　他的故事和我听的差不多，金道钉怎么会有两个呢？离开图瓦前，歌手巴彦伯嘿嘿对我笑，说：　　“钉子是你们中国的。” 　　“啊？”我吃了一惊,“这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他说：“森林里会讲故事的人休都认识。休向中国人订做了假金道钉，铅的外面镀金色，发给讲故事的人当道具，说故事的钱各分一半。这是休说的。” 　　他笑着，眼睛眯得也就一毫米宽，上下眼皮都是肉。他说：“中国人真巧，会做金道钉，刻上俄文字母，给中国人讲故事，哈哈……”巴彦伯笑得倚在床上的被子上，眼缝只剩十分之一毫米。

“白嘎力”是蒙古语，“自然”之意。转译成为“贝加尔”。如果你问这里的俄罗斯人，贝加尔湖是什么意思？他耸肩，说不知道，这是蒙古语。我们包台面包车沿偌大的湖畔巡游，寻找拍摄与蒙古血缘有关的原住民。车从下安加尔斯克向南行驶，到达名叫“海日斯”（也是蒙古语）的小城，刘翻译得了喉炎，说不出话，准备在当地再找一个译员。　　路上，旅伴中多了两个女人，她们是中国商人，搭车去乌兰乌德。两人四十五六岁，东北人，一姓佟，一姓关。她们上车把袋子里的香肠、啤酒翻出来，一人塞一份，豪爽。　　翻译找到了，是俄罗斯小伙儿。他远远走来，双腿矫健，胸膛平展。一顶鸭舌帽压在泡沫式的卷发上，卷发下有一双热辣的眼睛。　　“我叫亮亮，”他用汉语说，把拇指和食指分开，压在左胸,“我爱中国。” 　　大家拍巴掌。　　亮亮——他叫列昂诺夫，“列”和“昂”，汉语拼成“亮”——笑的时候，铲形门齿的缝上紧下松，像个“人”字。他二十一岁，自称游遍中国，掰指头计算，“上海、昆明、杭州、长春，还不算沈阳。” 　　为什么“还不算沈阳”呢？逗。　　亮亮在我们的采访中做得很差，他只懂中文的万分之一，限于吃喝拉撒，将就吧。他爱中国爱得痴迷，说“天堂就在中国”。问他喜欢中国什么？楼盘？饮食？风景？亮亮含笑不语，用牙齿咬指甲。　　佟说：“喜欢中国姑娘吧？” 　　他竟跳起来，双掌相击，说：“姑——娘昂，这个词就好听。”少顷，发觉自己失态，坐下，手放膝上。　　亮亮面对我们时满面羡慕，这样的表情在俄罗斯很少见到。　　他说：“中文太了不起了，把一样的音节放在一起当名字，兰兰、娟娟、丽丽，太神奇了。”他闭上眼睛。　　“都是你情人吧？”关说。　　“没有。”亮亮脸红了,“中国姑娘看不起我，我穷。中国人有钱。” 　　“哪儿啊！你要在中国，大姑娘都得把你围着吃喽，你体形多酷。”说着，佟和关相视大笑。　　“尤拉，”亮亮给我起的俄文名叫尤拉，“‘吃了’是什么意思？” 　　他看不出这两个女人在放骚。“吃”代表对男色的贪婪，与食物无关。我说：“爱你。” 　　爱，在外国人理解中含有信任、友善、倾慕等含义。亮亮“呼”地张臂拥抱关商人。关虽胖，却敏捷，她“嗖”地跳起搂住亮亮脖子，脚离地，胸脯紧贴，时长一分钟。亮亮弯腰把关放下，关红光满面。　　刘翻译这时能说点儿话了，她私下告诉我，亮亮是孤儿，住姨妈家，姨妈瘫痪。我想起早上他到饭店用浴室的热水冲一杯速溶咖啡当早餐。我们请他吃面包，他指指自己肚子说：“吃不下了。”工作餐，他很慢地吃自己那份儿，不多要。　　车上，亮亮看窗外边的景物的时候，面严肃，不是二十一岁的神情。俄罗斯老人常有这种表情，像一块被海风劲吹的岩石，嘴抿紧，眼睛眯着。　　那天晚上，剧组有几个人喝多了，后半夜去舞厅。西伯利亚少有这么晚打烊的舞厅。他们回来说，看见亮亮跟几个女人跳舞，女人看上去很富也很老。　　刘翻译说：“不是什么好事儿，挣钱呗。” 　　佟和关听了很活泼,“亮亮厉害呀！这体格不挣点儿钱都白瞎了。咱们也请他跳。” 　　我问亮亮陪舞的事儿，他低头，用鞋踢石子,“尤拉，我知道你会瞧不起我，我只是挣一点儿小费，给姨妈买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尤拉，你这种脸形在我的家乡会受到尊敬，叫‘正直的脸’，不撒谎，棱角分明。” 　　第二天早上，我们准备去一个渔村。车上，佟和关叽叽喳喳兴奋。虽然佟的肉长满了身体的凹处，像塔糖，眼睛却不闲着，像撒传单一样四处丢眼风。关的脸宽而平，像被狗熊一屁股坐扁又腾起来的，上涂脂粉。她们纷说，我听明白一点儿，亮亮昨晚跟她们在一起跳舞喝酒。说着，大小眼儿瞟亮亮。　　亮亮眼神空洞地看窗外，像不认识她们。摄像师说：“亮亮，你今天这件T恤真漂亮。”

亮亮咧嘴乐,“杭州买的，正宗中国名牌。” 　　摄像懂这个,“不对，假货。” 　　亮亮拽衣服从头上脱下来，气恼地说：“怎么是假货？你看吧！” 　　摄像从衣服内领找出“越南制造”的英文签给他看。　　亮亮真是悲愤，这么热爱中国的人竟穿上了越南货，花费二百元人民币。他卷起T恤从车窗扔出，飘落在田野，身上只剩下黑跨栏背心。　　佟和关坐在车后，说亮亮身态凸凹有致，能看出肌肉群的层次。　　佟说：“跟古希腊大卫差不多。” 　　关说：“多一身衣裳。” 　　佟说：“昨晚是真大卫。” 　　关说：“穿上衣服认不出来了。” 　　亮亮听得懂，假装听不懂。外国人假装的方法是沉默。　　我们在渔村录完节目，有人推销鱼骨头做的镶嵌画。佟突然喊：“我钱没了！” 　　别人说你好好找找，没外人，丢不了。　　佟低头翻兜，把兜里的东西一股脑倒出来，摊开双手。“一千卢布，没了，我就这么一张。”她想了想，手指亮亮,“你偷的！” 　　亮亮无辜地摊开手。　　“就你！”佟的脸变紫,“你昨晚偷的。你一个卖身的臭鸭子，得了钱还带偷。交不交？不交我叫警察。” 　　亮亮背过身，站得离我们很远。　　叫警察，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遇到麻烦，没收护照（我们护照有一点问题），用钱赎。　　我示意大家安静，走过去跟他说：“亮亮，诚实地看着我。清白是一辈子的事儿，你偷了没有？” 　　“尤拉，”他眼神困惑，“我没有。” 　　我示意他别说话，掏出我自己的一千卢布，转身交佟,“他还你了，你消消火。” 　　佟拿卢布对太阳照照,“想耍老娘，没那么容易。” 　　这一天大家都不太愉快。傍晚，我们去乌兰乌德，亮亮来道别。他竟然若无其事，露着“人”字形门齿，和每一个人拥抱，包括关、佟，她们俩嘻嘻哈哈地跟亮亮说笑。　　到我这儿，亮亮问：“尤拉，你为什么不高兴？” 　　我为什么会高兴呢？巴不得离开这儿。　　亮亮说：“我知道你正直，你有权利不断发脾气，但我像你一样诚实。”他把一个银制圣母像塞我手上,“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值六百卢布，送给你。” 　　车走远了，佟转过头来对我说：“大哥，不好意思，那一千卢布我找到了，塞裤衩兜给忘了。这一千卢布还你，他们说是你垫的。” 　　我接过钱,“你冤枉亮亮了。” 　　“也不叫冤枉，弄错了。谁没出错的时候？” 　　“刚才你没向他道歉。” 　　“一个妓男，我向他道歉？你还挺较真儿的。” 　　我心头火腾地上来，让司机停车，说：“你们俩下去！” 　　“这哪儿啊？让我们下去？中国人对中国人哪能这样？” 　　我把她们的东西扔了下去。车下，她们隔着玻璃窗叉着腰骂我。　　这是列昂诺夫——亮亮的故事。　　我想起他说的话：“天堂就在中国。” 　　天堂是个好地方，可是谁是天堂里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