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坚 新博物馆运动：他是洪秀全第二，还曾打倒全村人的干爹？

造神与祛魅，社区博物馆没有“伟人”。...

3月19日，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坚，在科学出版社举办的“文博讲堂”中，带来别开生面的讲座——谁的论坛？以孙中山故居和翠亨村为中心的博物馆转型，为我们解构，一个未经神话的领袖，和他生长的真实乡土。博物馆从诞生之日起，其语源学意义（Muse）便清晰无误地指向神庙，它往往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单向的、不可置疑的朝圣场所，观众在崇高面前是渺小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博物馆开始遭遇观众低潮，越来越多的博物馆人在思考，博物馆到底应该如何走出“神庙”属性，回归大众之中。1971年，邓肯·卡梅隆提出“The Museum: a temple or the forum ”，奠定了博物馆从权威主义单向度教育场所，到多向度表达论坛转型的基调，一场以社区博物馆为核心的新博物馆运动拉开帷幕。

新博物馆运动的显著特征，就是告别唯一价值，寻找多元人群存在的多元价值，寻找基层的意义，表达历史上没有被表达的人群，展现普通人生存的普通社区。解读孙中山故居所在的翠亨村，正是出于寻找乡土、强调民众的考量。



当孙中山还未成为领袖，他与他所存在的村庄，究竟是什么关系？当我们谈到领袖人物及其故居时，往往是已经过“施魅”（enchanted）的结果，即物质象征化、历史轶事化、展陈仪式化，人们会因为展品与“帝王将相”有联系，而产生朝圣感、敬畏感。然而，越是孤立地理解神圣人物，他的形象就会越模糊。只有将其还原到特定的真实历史中，才具有说服力。1866年11月12日（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孙中山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中，幼时家境拮据，后其长兄孙眉赴茂宜岛垦荒、经营牧场和商店后，家境才有所好转。1875年，孙中山入村塾读书，接受传统教育。1879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受长兄孙眉资助，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年，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居翠亨村，在此期间他修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故居。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位于翠亨村西南角，是孙中山长兄孙眉于1892年从檀香山汇款回来由孙中山主持建成的。故居是一幢砖木结构、中西结合的两层骑楼，门廊外仿造西式建筑修有多环连拱，外墙刷成艳丽的红色。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西装楼”。有说法认为，全村之中的房屋全部开向东，只有孙中山的房屋正门向西，是其怀有“面向西方、学习开放”抱负的体现。然而事实是，孙中山不想自家正门面向别人家后门，开向西面，正对一片树林，恰好观赏怡人的景色。而且，这种骑楼与两面坡结合的建筑，也不止孙家独有，翠亨村中一位钱姓华侨也盖有类似房屋。

还原至真实的晚清广东乡土社会中，翻修房屋是一个家族证明财力、改善生活之举，而且房屋样式选择往往出于基本技术考量，并不带有出资者本人的意念。领袖神圣化的过程中，各种臆造与杜撰的层累，会将社区的原生态掩埋，这是博物馆人在建设社区博物馆时应该警惕的方面。另一个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现象，是孙中山祖父孙敬贤的墓地，被称为“皇帝田”，据说当年风水先生曾预言“葬后十年，必出伟人”。不仅如此，孙中山父亲孙达成租种孙氏祖尝田为“龙田”，甚至孙中山乳名“帝象”，也被认为是他必成伟人的预言。其实，“皇帝田”的命名，与广东地区人民笃信风水有关，选作祖坟的地块，都会取吉祥寓意的名字。孙中山父亲租种的祖尝田，是有田垄围隔的“垄田”，或许也是因为“迎合造神”的缘故而演绎为“龙田”。至于孙中山乳名“帝象”，更是极为正常的现象，源于当时南方地区的民间信仰——北帝。广东人依水而居，自古以来民间多信仰统领水族的道教神袛北帝。

北宫黑帝，其称玄武者也。或即汉高祖所始祀者也。粤人祀赤帝并祀黑帝，盖以黑帝位居北极，而司命南溟，南溟之水生於北极，北极为源而南溟为委，祀赤帝者以其治水之委，祀黑帝者以其司水之源也。

——司马迁《史记·天官书》

翠亨村中，也建有北帝庙。村中儿童多在出生之时，便由父母带至北帝庙认北帝为义父，并祈求名字，以保平安成长。孙中山“帝象”的乳名，正代表是北帝的儿子。乳名“帝X”的村民应不计其数，孙中山并非天赋异禀。孙中山故居庭院前的大榕树，被认为是他童年时代听太平军老军侯冯观爽讲述反清故事的地方，而且孙中山从小就立志推翻清王朝，成为“洪秀全第二”。

然而实际上，这种传说经不起历史推敲。天平天国自广西金田起义后，一路向东攻下江宁（今南京），从未到过广东香山县，香山当地也并没有民众参与太平天国。

已经被史学界证实的是，在孙中山幼年，对广东地区影响最大的民间会党起义，是“红巾之乱”。所谓“红巾之乱”，实际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的清朝咸丰四年（1854），广东民间秘密结社之一的天地会起义，首领叫陈开，不久又在佛山镇起义，攻克顺德、中山、东莞等县后，率众十余万围攻广州清军，后在广西桂平县（当时叫浔州）建立“大成国”，部分起义军则北进江西与太平军会师，另部分留广东继续斗争。他们以红巾包头为标志，故称红巾军。因此，孙中山幼年遇到红巾军的概率，比遇到太平天国相比要大得多。孙中山之所以在1911年自我宣称曾立志做洪秀全第二，更多的是源于太平天国对清王朝的巨大破坏力。还有一则故事，也被认为是孙中山少年时期即怀有“反帝反封建”抱负的体现。1883年，17岁的孙中山回乡游览北帝庙时，曾折断北帝之手，并说：“佛若果有灵，能即祸我!木偶由人而作，岂能操人祸福哉?”

实际情况是，1883年，与孙中山交好的一个澳门牧师来村中居住，孙中山与好友陆皓东一直想要受洗，感到这是一次好机会，但受到哥哥和村中人的抵制，认为他们冲撞了村庄的保护神，并在北极殿神像受损后，遭受猜忌而被迫逃离。因此北极殿神像受损事件，只是民间信仰与外来宗教的冲突，在1883年还远远上升不到“反帝反封建”的层面。翠亨村西门，门额石匾阳刻“瑞接长庚”四字，石匾上有一裂缝，传为孙中山、陆皓东试制炸弹时炸裂。显而易见，孙、陆二人试制炸弹时，绝不会高举至头顶。历史现场具有不可复制性，想要还原晚清时期的翠亨村真正的乡土秩序，或许倒塌的北帝庙，尚且还能为我们提供一鳞半爪的证据。根据北帝庙中三块捐资修建祖庙碑刻记载，1828年为北帝庙重修，由村中大姓、在上海从事洋务买办的陆氏主导；到了1856年三修，杨氏家族异军突起，该家族三兄弟靠在汕头“卖猪仔”，从事人口买卖发家；1896年第四次修建之时，杨氏仍占有2/3的捐款份额，孙氏家族因为孙眉的经商成功，才第一次捐出30元。因此，在翠亨村中，孙氏一直偏居西南隅，村中大路直通的是信仰中心北极殿，陆、杨两大姓占据了大路两侧的主要宅基地。

“契约劳动，即世所谓猪仔，因受利诱而入猪圈，由猪犯率至南洋各地，专卖于各公司。契约由公司拟订，条件至为严酷。猪仔……画押后驱至作工所在地，鞭挞凌虐，苦过于猪，呼吁无从，欲逃不得……病死不过草草掩埋……或葬身沟堑，以供蝇蚋咕嘬。此猪仔猪贩之名所由来也”

——1918年林有壬《南洋实地调查录（第一辑）》

这是一个“负山濒海”，家国观念与内地农耕社会迥然不同的乡村，“无门户主奴之见，有特立独行之风”。村民在海洋的刺激下，“多游贾于四方，通商之后颇称富饶”。在上海做买办发家的陆氏、在汕头“卖猪仔”积累巨大财富的杨氏、在夏威夷经营成功被称为“茂宜王”的孙眉，既是时代更迭的剪影，也是整个村庄的价值取向。

“吾邑三面环海，有波涛汹涌之观，擅土地饶沃之美，民情笃厚，赋性冒险。”

——郑道实《香山诗略·跋》



1883年，孙中山的好友陆皓东参加香山阅操，发现当地民兵大多老弱病残，武器残败不堪，甚至有雇佣“猪仔”来充当民兵。这种情形下，陆皓东与孙中山明白，政府是可以被愚弄的，家国是可以被更替的。国家已经不堪一击，暴力革命的观念，已在酝酿中成形。在博物馆从神庙向论坛的转型过程中，中山市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提供了一个罕见而独特的个案。作为论坛的博物馆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博物馆是谁的论坛？谁在博物馆叙事中发声？

以纪念人物为主题的博物馆集中体现了这一议题，而在被誉为“国父”的领袖人物的出生地和成长地的博物馆，这个问题尤其尖锐。因此，博物馆叙事首先需要“祛魅”处理，将与领袖共存的村落、乡民和乡土社会从模糊的背景板中抢救出来，重新赋予应有的独立价值。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所属的翠亨村保存完好，为我们从“没有孙中山的翠亨村”的角度，重建当地的乡土记忆提供了“返魅”机会。领袖与民众不是隔离的，翠亨乡土社会的生活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孙中山的革命，因而需要从“复魅”角度进一步评估。翠亨村的正、反、合三个环节的工作，正形象说明了中国博物馆从神庙博物馆向社区或乡土博物馆的转型之路。

尽管仍有一些观众执迷于在博物馆中“窥探”帝王将相的生活，希望在“神庙”中观赏“神物”来获取视听满足感。但博物馆人应该意识到，博物馆是不是迎合机构，如果放弃自己作为教育阵地的职责，将与游乐场无异。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就发生在博物馆中。去除“神性”，将目光投向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博物馆才能真正成为人文关怀的社区阵地，博物馆革命，才能不单单只发生在博物馆中。



文章源自投稿，整理自徐坚教授讲座

编辑：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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