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吞噬的中产阶级

 对于如何界定“中产阶级”有许多不同的标准，美国经济学家加里·布特莱斯认为收入在50%——200%中位数收入的人都是中产阶级，这一标准被广泛采用，如图所示： 
然而中国学者李春玲根据2011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CASS-CGSS数据整理了16——74岁非学生人口年收入平均值和中位数： 
如果按照布特莱斯50%——200%划分方法，那么年收入7500——30000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中产阶级了。这当然是不可接受的，年收入7500相当于月收入625元，已经接近了贫困线。中位数向下50%是其他国家判断中产阶级的标准，然而在我国已经触碰了贫困线，反映了我们跟西方发达国家全方位的差距。请回忆我们上一篇文章和上上篇文章中提到的数据，月薪4000+就已经超越全中国90%的人了。同时一线城市居民中产阶级收入基准线远远高于其它地区，就是我们上一篇文章得出的结论。 另外一个划分标准，是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经济展望》中，把每天消费在10美元至20美元之间的人群定义为中产阶级。按照这一标准，2010年全球中产阶级大约4亿人，而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大约4600万人（即日消费约在60-120人民币之间），约占总人口的3.5%。但是考虑到中国人民储蓄重于消费的特殊国情，以及在大城市打工人群的房租费用，这一数据同样并不能十分说明问题。 除了绝对的数据还有感性的划分，《美国传统词典》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就相对感性化，指的是“介于工人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学阶级，通常包括专业人士、高级技术人才和中低管理人员。“中国学者李培林、张翼把按照收入、教育和职业这三个维度分层的测算结果赋予一定权重并叠加计算后，得出如下结果： 
可以看到，在综合考虑了职业、教育等因素之后，中产阶级的比例大约在12%左右，如果算上边缘中产，则占到了总人口的1/4。  不过这些数据的划分仅作了解。中产阶级究竟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来表示收入结构的差距；还是一个生活状态的概念，用以表示社会地位、生活方式、教育水平的差异；抑或是一个阶级分析的概念，用以表示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不同的语境下都会有不同的解释。相信我们每个人对于“中产阶级”的概念都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大致可以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小康之家”等形容词来描述。我们就按照固有的感知来定义“中产阶级”即可，并不影响本文结论。 1912年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私人基础》中最早对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关系提出“稳定器”的概念，因此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对中产阶级赋予了很重要的地位，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解压阀”这一挂念获得了中西方学者普遍认同。从社会角度上讲，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顶层与低层之间的缓冲，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底层的矛盾会自然而然的弱化，毕竟老百姓吃不饱饭才会想到造反嘛；从政治角度上讲，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这也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从经济学角度讲,中产阶级也是带动消费增长的重要群体，穷人消费能力有限，富人的消费其实也有一个天花板，毕竟买买买到一定程度也就到头了，更多的钱用去资本投资用来钱生钱了，因此带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基本就靠中产阶级了。  更细化的来了解一下不同阶层的政治关键，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做的一个调查： 
可以看到，企业家阶级的不平等感受最弱、对不平等现象的容忍度最高，老中产阶级的不平等感受也比较弱，而新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不平等感受较强，其中边缘中产阶级的不平等感受最强，对不平等现象的容忍度最低。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跻身“中产阶级”不仅成为“美国梦”的核心，也成为了诸多无产阶级所心心向往的奋斗目标。在二战之后，许多西方学者提出过很多诸如“告别工人阶级”“阶级斗争消亡”的理论，同时“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阶级讨论的中心。“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下层阶级”会阶级划分的主流标准，“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说法无论在舆论中还是在学术讨论中都渐渐的边缘化。 实事求是的讲，二战之后的美国经历了经济上的腾飞，并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雇佣劳动者加入到非体力劳动职业群体中，即从“蓝领”成为“白领”。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首次在数量上超过了以体力工作为主的蓝领工人，而“白领工人”则被视为普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但是，“中产阶级”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的诅咒至今还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悬在整个社会的上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会沿着两百年前老马画好的周期爆发，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固有矛盾依然无法解决，而一旦经济危机爆发，中产阶级资本就暴露了其脆弱的本质——在经济危机或者经济不景气来临之际，中产阶级最先崩溃的群体。（至于无产阶级，他们本来就“被剥削的一无所有了”） 
来源：http://120.52.73.77/elsa.berkeley.edu/users/saez/alvaredo-atkinson-piketty-saezJEP13top1percent.pdf （红标是我加的）
上图是美国top1%人群中的收入状况，可以看到在经济危机来临之前，都是美国贫富分化、财富集中最顶点之际，也就意味着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达到了最大值。就像我之前的文章写过，封建王朝土地兼并到一定程度会引发农民起义，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集中到一定程度会诱发经济危机。
在美国，“中产阶级”是收入负债比最高的群体，2001—2007 年间，“中产阶级”家庭的债务增长得最快。中等收入家庭的信用卡债务早在1989—2001 年间就增长了75%，2008年次贷危机到来最先崩溃的也自然是中产阶级。彼时有关“中产阶级危机”“拯救中产阶级”的呼声在西方社会不绝于耳，奥巴马大选是所打的口号之一就是“重振中产阶级”。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奥巴马选举成功之后振奋人心的演讲yes we can在八年之后更成了一种讽刺。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为了救市动用大量资金，然而几乎所有的资金都被用于挽救“大而不能倒”的大银行、大财团。对于顶尖富豪来说，“大衰退”是机会而不是危机，是一个低成本吞并中小资本的绝佳机会。 美国的一些中产阶级在金融证券和房地产上抵押了全部身家，这场金融危机不仅使他们血本无归，大公司的裁员浪潮还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了工作，面对无力支付的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和生活费用。美国中产阶级近30年来收入水平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他们与最富有的1% 巨富阶层收入比，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 1∶80 激增至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的 1∶650。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最新数据，2010 年美国中产阶级的平均年收入为49445美元，较之10年前甚至下降了7%。而2011—2012年间，美国最富的前400人的净资产增长了13%，达到1. 7万亿美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当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仅为1. 7%。
可以说，此次危机中金融资本家并未遭受实质性打击，相反，他们借助政府的救市措施以及包括减税计划在内的财政货币政策度过危机并进一步壮大。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言: “过去20年一直存在阶级斗争，只不过我所处的阶级胜利了。而拉丁美洲的经济衰退则更具有代表性，曾几何时，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还是令人向往的富裕发达国家，到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中产阶级的规模已达到30%左右，算是初具规模。但是这些新兴国家依然没有逃过马克思经济周期规律的诅咒，80年到90年代初，拉美国家纷纷爆发经济危机，阿根廷、秘鲁等七个国家出现了GDP负增长，而在欧美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将拉美国家拉出经济衰退的泥潭（毕竟不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玩这一套国有资产纷纷被欧美列强瓜分，下场更惨）。在这样的背景下，拉美国家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贫困化，即出现了被人们称作的“新穷人”群体。阿根廷学者米奴金(Alberto Minujin)将那些能够继续拥有房产和资产、一定的教育水平却无法获得足够的收人而维持在贫困线上的中产阶级定义为“新穷人”。下表反映了拉丁美洲在经济衰退十年中不同群体的收入变动，米奴金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数据，将拉美国家收入群体划分为四分位数（跟中位数是一个意思，这里是四等分了），可以宽泛的理解为Q1是最底层贫民，Q2、Q3是中产阶级和准中产阶级，Q4是最富裕阶层。
（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14年4月）
在上表中，中产阶级的收入降幅均超过平均数。而且除了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富裕阶层的财富损失程度均小于其他阶层，而巴西、墨西哥和巴拿马的富裕阶层在其他所有阶层都损失财富的经济萧条中反而实现了正增长，尤其是墨西哥和巴拿马，明显这群富豪是趁着经济危机发了一笔国难财。
更有意思的是日本，日本经历了三十年的黄金发展又遇上了经济崩溃的“迷失的二十年”我们来看看日本有关中产阶级的书籍，只看这个书籍名字就能反映问题《''中流”的幻想》(岸本重陈，1985)、《中流幻想的崩溃》(上野千鹤子，1987)，《2010年中流阶级消失》(田中胜博，1988)，《不平等社会日本——再见，全体中流》(左滕俊树，2000年)。

 在马克思著作中，被称为中等阶级或中间阶级的群体在德文版为Mittel klasse，在英文版中被译作middle class，可以等同为如今中产阶级的概念。1865年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中明确指出:“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了一个站在他们之间的类似中间阶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这个小资产阶级是由原先的半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残余和稍稍高出一般水平的工人组成的，中间阶层在革命运动和斗争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社会地位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对于中产阶级，马恩首先指出了其软弱性、妥协性，但又肯定了其在一定情况下的革命性。《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写道:“中间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这种中间等级的存在，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中中间阶层的左翼提出了普选权和民主改革的政治要求，这使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中间阶层至少是其左翼在革命高潮时期可以争取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 就如同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定位一样，毛选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毫无疑问，中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被视为“我们的朋友”，五星红旗上四颗小星就有两颗给了资产阶级。毛泽东在其著作中明确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最终该文的结论是：“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讲了中产阶级从社会、政治、经济三个方面都是“稳定器”，然而这是在特定的大环境下的。第二部分中我们得出了结论，在经济萧条中，最脆弱的就是中产阶级。而一旦这种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发生时，中产阶级边丧失了其“稳定器”的作用，反而成为了推动社会变革运动的力量，他们或倒向左翼，或倒向右翼。 以美国为例，在二十世纪初，白领工会运动分子为370万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之后的1948年，白领工会运动分子增加到了1470万人，增加了406%。而白领工会运动的斗争目标不再仅是提高薪金、保障就业，而且提出了参加企业管理等新的要求。 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以滞胀为特点的二战后最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整个70-80年代西方社会经济萧条，然而此时的中产阶级没有选择左翼而是倒向了右翼，具有代表性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上台，他们在西方发动了一场所谓的“反凯恩斯主义革命”，借经济危机削减福利和工资、打压工会，同时给企业减税，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等。1981年8月6日，里根总统毫无妥协余地直接解雇了参加美国航管人员罢工的12万名联邦航空管理人员，撒切尔同样强硬地镇压了英国1984—1985年的煤矿矿工大罢工，并在任内将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打压“无产阶级”的政策获得了在经济萧条中不幸沦为“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坚信，就是这些下层人民的高福利拖垮了整个经济。 
（珍贵照片：人民大会堂外的撒切尔夫人）
然而他们也注定要为这些选择买单，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按照我们第一部分提到的经济学家加里·布特莱斯的计算方法，即中位数的50%——200%为中产阶级，1971年有61% 的美国人属于中产阶级，而到2011年这一数字下降到51%。以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维护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利益，采取各种方式在生产过程内外对工人进行剥削和再剥削。当然，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政策改革了凯恩斯主义的种种弊端，促进了经济繁荣，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新自由主义”被奉为“时代的真理”。然而新自由主义打击了劳工力量，降低了工人实际工资，扩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消费不足，促进了全球性的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和金融化，马克思所支出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根本矛盾更加激化。而华尔街寡头为了追求疯狂的利润，玩出了许多金融衍生品的花样，更加加剧了经济风险，于是2008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历史的进程就如同一个钟摆一样“左右”徘徊，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次贷危机中大量美国中产阶级失去了房子、当养老金发的股票几乎变成一张废纸、甚至于破产，于是他们又成了左翼运动的推动力量。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破产的中产阶级和失业的无产阶级各占半壁江山，他们打出了诸如“银行被拯救了，我们却被出卖了”之类的口号。金融危机的到来让美国中产阶级的“幸福泡沫”猝然破裂了，他们悲观地发现，自己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努力工作，只是给华尔街的巨富们做了嫁衣，经济繁荣时，他们能够享受到资本巨头抛下来的残羹剩饭，而一旦经济危机来临，最先被抛弃的就是他们自己。同时知识分子们也在反思资本主义体制，2012年达沃斯论坛的第一场活动主题就是“资本主义大辩论”，现场将近一半人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时至今日，美国经济依然在泥潭中徘徊前行，在左翼浪潮消退之后，以美国茶党和“特朗普主义(Trumpism)”为代表的的极右势力又粉墨登场。唐纳德·特朗普，曾经是美国最具知名度的房地产商之一，人称“地产之王”，目前来看经常发表诸如“墨西哥移民多是强奸犯”“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关闭全国清真寺”等极端言论的“川普”在民调中遥遥领先，并拿下了共和党多个州的初选，让人大跌眼镜。《华尔街日报》主笔默里在其最新文章中分析了特朗普主义出现的社会根源： 

种被亨廷顿称作“美国信条”的意识形态都包括什么内容呢？其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平等主义、自由和个人主义这三点。……如今，这个信条已不再令人信服，其实质也不复存在。为什么会这样？推动这个逆转过程的很多因素都可以在整个美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找到：比如新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出现，以及夹在两者中间的工人阶层所处的困境。
笔者2012年在《分崩离析》(Coming Apart)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这些新的阶级。新的上层阶级包括那些决定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形态的人。新的下层阶级包括那些未能遵从美国公民文化一些最基本习俗（尤其是工作和婚姻习俗）的人。这两个新出现的阶级实际上都否定了美国信条，无论他们嘴上说得多漂亮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特朗普主义则代表了夹在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工人阶层的声音，向世人宣告这个阶层同样也在背离这一信条。

我们可以看到，从两次世界大战和大危机时的左翼思潮，到七八十年代的右翼新自由主义，再到反对大资本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现在喧嚣尘上的极右“特普朗主义”，历史的进程陷入了一种左右摇摆的毅♂种循环。这个在欧洲国家更为明显，经济发生危机，深刻剖析资本主义本质的左翼便获得了大量市场，于是左翼政党上台。然而战五渣的欧洲左翼政党既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又没有先进的执政理念，更不会触及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迎合选民只能加大福利投入、加大财政赤字，这使得本来就孱弱的经济雪上加霜。于是选票又会倒向削减底层人民福利、极端民族主义、打击外来移民劳动力的右翼势力。整个资本主义还是在马克思预言的“繁荣-泡沫-危机-恢复”中像一队毛毛虫首尾相接似的转圈圈。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真正的下层人民，包括体力劳动工人和外来移民，肯定是支持福利社会的左翼思想；华尔街大富豪，他们更加明确自己的诉求，一直以来都是反高税率、反累进制税率、反限制兼并的政治理念，他们无疑是右翼思潮的最大推动者。然而为什么整个世界会在左与右中来回摇摆呢，这就要把目光放在西方社会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中产阶级”上了（中产阶级的人口比例我们前文中说了很多，忘记了的朋友翻回去看看）。中产阶级中一部分人也是左派，一部分人也是右派，但是绝大多数都在左右摇摆中。哎呀左派干不好我们还是信一下右派吧，右派也玩砸了还是试一下左派吧。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赖特认为美国仍是两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本家。资本家控制资本、投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无产阶级包含两类：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非体力劳动者又可分四大类：第一类是上层管理人员，他们控制着财权物权有限地控制资源定向；第二类是中层管理人员有限地控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第三类是工长阶级，只能控制他们所管辖的一部分劳动力；第四类是工人阶级，没有任何财、物、人权，主要还是提供技巧、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这四类便是赖特所指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处于“矛盾的阶级地位”的中产阶级。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中产阶级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只是依附于大资本并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获取了超越底层无产阶级（或称为体力劳动工人）的财富，然而他们本质上依然是无产阶级。 就如同年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中间阶层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运动中，都属于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多次斗争中，它常常起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
美国左右学者米尔斯认为，中产阶级没有真正的产业，只能在一个如巨大的拍卖场、大公文堆、公司化的神经系统、个体化的新型管理和控制结构的社会中，成为政治上的哑巴。因此，“稳定”并非是中产阶级固有特征或必然属性，“平衡器”、“安全阀”也不是其先天的社会功能，中庸、温和、保守更不是其先赋的社会性格，一旦经济危机到来，脆弱的中产阶级财富必将分崩离析，这时的中产阶级往往可能会成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动力。当然，他们还有可能依附于“威权主义的政体”或特殊利益集团而缺乏相对独立的作用和行为，因而中产阶级既可能持有政治保守主义态度，也可能持有政治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态度，中产阶级采取何种政治态度和发挥何种社会作用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经济的繁荣容易使人产生错觉，譬如中产阶级的兴起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不过马克思早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本质“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 资本积累通过高涨、危机、萧条和复苏的过程，不过是使少数人尤其是金融寡头积累了巨额财富，而使“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变得更“相对贫困”。老马说得好，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即以生产者群众的相对贫困为基础的”，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无论是否拥有“中产阶级”身份，都逃脱不了“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的阶级宿命。 所以说，中产阶级的本质，还是无产阶级。一旦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到来，自然就会回归于“本质”。

 在我小时候，经常能从报纸、电视、杂志上看到这种言论，我们现在社会是“金字塔形”就是下层人民最多，这是不好的，最理想的社会结构应该像西方社会那样，是“纺锤形”或者“橄榄形”的，就是中产阶级最多，低收入和富豪是少数，这样的社会是最稳定、最理想的。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个更多的是中国学者一种美好的愿景，就我所阅读过的英文文献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西方社会是稳定的“橄榄形”社会之类的说法，仅有的只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巨大财富、消灭贫困的努力感到骄傲，如果哪位朋友在英文文献中读到过关于西方社会“纺锤形”“橄榄形”的论述，欢迎指正。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许多中国学者、媒体人眼中心心向往的西方美好“纺锤形”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YouTube上一个很火的视频Weal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America，讲述了美国的收入分配结构：

通过调查，分别计算了美国人民理想中的财富分配、认知当前的财富分配情况和真正的财富分配：
绿色的部分是中产阶级，我们可以看到实际分布中，所谓的占据“纺锤形”中部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究竟处在一种怎样的地位。
“中产阶级跟穷人几乎没两样，连最富的10-20%都更穷了，最富的2%-5%已经报表了”那么最富的1%阶层是什么样的呢：
回到文章最开始的那副图，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全国25%的收入（Income）和全国40%的财富（Wealth）。
看了触目惊心的美国贫富差距，那么我们国家的情况呢，我只说两组数据，2013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5，中国基尼系数为0.473。
所谓的“纺锤形”收入结构，我认为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之后强行炮制出的一个概念，增加自己阶层的人数，自然就会增加自我安全感，也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焦虑与不安：赶紧给我们的阶层多加点人吧，要不我们要么被富人收购要么被穷人消灭了啊。
他们不过是强行在西方国家人民中选取了中间阶层的大多数得出的结论，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发展早了两三百年，百年的殖民和掠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自然他们的穷人比我们生活的好，他们的中产阶层以我们的眼光来看更多。但是，真正放进他们的社会来比较，就像那个视频里说的，中产阶级，跟穷人没有什么两样。
 国际上的事情说了那么多，终于回到了你们最关心的、最喜闻乐见的、最满怀恶趣味看着我文章啥时候被删的敏感国内话题了。国内学者对于中国是否适用于西方“中产阶级”理论的问题上存在争议。比如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提出了五点需要考虑的问题：（1）中国城市化率是否达到七成以上；（2）“白领”社会劳动力是否大于或至少持平于“蓝领”；（3）恩格尔系数是否平均降到了0.3以下；（4）基尼系数是否控制并保持在0.25～0.30之间；（5）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否达到12年以上。 很明显，我们距离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远很远。不过从历史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已经见证了一批“中产阶级”的兴盛与消亡。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实现快速的工业化，而我们又无法像帝国主义列强一样从殖民掠夺中积累原始资本，所以我们走的是模仿苏联迅速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反哺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彼时中国农村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社化、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以及之后的赤脚医生、乡村教师，放眼中国历史已经是农民过的最好的时代了。然而强行的工农业剪刀差价把农民的生活牢牢地钉死在温饱线上‘究竟是温饱线上还是温饱线下往往要看年景好坏，如果是盐碱地、酸性红壤地等天然缺陷，那就是常年饿肚子的节奏了。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城市中的工人阶级绝对称得上是“优越”的生活，虽然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经济的平均性制约，但他们绝对要比农民过得好一个档次的生活，可以算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网上有人黑雷锋戴手表、穿皮衣、捐款一捐能捐上百元，其实雷锋入伍之前是鞍山钢铁厂工人，工资本身就很丰厚，买一个手表或者皮衣真的不算超越他经济范围的消费，而且那个时候国家也真没那么穷，城市普通老百姓一块手表还是买得起的。然而，这一波工人阶级构成的“中产者”在新的经济体制下一步步的被吞噬。改革开放之后工人的收入完全无法算作社会的中间阶层，工农一起被划分为底层阶级，而私营企业主、脑力劳动者填补了中产者的空白。98年的大规模下岗潮代表了这一波曾经的“中产阶级”彻底告别历史舞台。 毫无疑问、实事求是的讲，国家是愧对于这批下岗工人的。在计划经济年代，工人与国家会达成这样不成文的契约：我为国家工作一辈子，不求丰厚的金钱回报，但是国家也要保障我一辈子，包括福利分房、退休金、福利医疗、福利教育甚至于子女工作的分配。在改革开放之前，这种契约都被双方默认的遵守并执行着，然而市场经济确立了之后，一些人浮于事、磨洋工的工人和庞大的退休工人群体和福利成本已经成为了经济高速前进的累赘，时代变了。

工人下岗的本质还是属于国家单方面撕毁契约，不过这就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为了社会进步必须要牺牲一部分人，你原意是被牺牲的那部分吗？比如成为建国初期的农民和90年代下岗的工人？站着说话谁都会不腰疼，没有人会设身处地的想他们的痛。就像至今还有人在网上为蒋公炸毁花园口洗地，认为为了抗战大业草民理应牺牲，恐怕黄河水下的89万冤魂只恨当年在黄泛区的不是网上轻描淡写的云云诸公吧。99年春晚黄宏小品中高呼“咱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恐怕电视机前没有几个人能笑出来。刘欢为下岗工人量身打造的歌曲《从头再来》恐怕也没人能云淡风轻的唱出“看成败、人生豪迈”来。至少我看到的是一个个人间惨剧。 为什么北京风月场所中的工作人员多从东北而来，因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已经几近于毁灭性打击。每次看到那些京城本地常流连于特殊娱乐场所的阔少，讥讽地模仿东北失足女性的口音，引发周围一众围观群众的纷纷哄笑，至少我看不到任何一点幽默，这背后是多少个家庭的破碎多少个被碾压的尊严。就像欧美最著名的AV系列X-ART中，为什么会有相当大比例的捷克女优？因为捷克也经历了国家解体、社会制度变革、休克经济疗法，整个重工业基础毁于一旦，跟东北的下岗工人如出一辙。老舍先生的《月牙儿》《骆驼祥子》等一系列作品中都描写了良家妇女被迫出卖身体的故事，老舍先生的初恋就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女性，后来因为父亲去世生活难以为继被迫做了暗娼，他的回忆15岁见到她的时候会“会非常害羞的把两只脚往床下藏”然而4年之后19岁的她就已经“涂着浓妆”“老气横秋”“毫无顾忌的说一些男女话题”。相比于当今网络上的一些“卫道士”指责从事特殊行业的妇女堕落、不自爱，老舍先生一针见血的把矛头指向那个逼良为娼的社会，这就是老舍先生见识高远之处，这也是为什么近现代作家数了鲁迅就数他了。在他的笔下，月牙儿是一个美丽、温婉、天真的少女，《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是一个“美丽、年轻、要强、勤俭”的姑娘，他们都被这个吃人的社会毁了，这些姑娘们前后的转变更加让人痛心疾首。 关于下岗工人，还想多说两句，有人指出98年下岗潮正是东南沿海经济大发展之时，许多四川、湖南、安徽的等地的农民尚可以去东南沿海打工，拥有如此优良技术、专业培训的东北工人，面对如此需求广阔的市场，为什么就自甘于贫穷呢？这里肯定有观念、眼界、生活习惯的因素在其中，但是我再侧面提供一个数据，根据国家劳保局的数据，2000年黑龙江省，下岗工人家庭的一年生活费是800余元，注意这是家庭。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如果下岗主劳动力买一张去东南沿海的火车票，很可能就用消耗掉了自己孩子半年的口粮！真正愿意冒这个风险的，有多少人呢？ 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崩溃后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还是我们说的那句话，中产阶级本质就是无产阶级，他们的财富太脆弱了。 98年前后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除了百万工人大下岗，还有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比如：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国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等。其中社保制度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经讲过了，由国家养老变为了现收现付制（也叫代际补偿制）的社保体制，这同样是一种单方面打破契约的行为。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不计辛劳的付出，获得回报不是财富而是荣誉，就是因为当时他们的“剩余价值”都是交给国家了，以“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储存下来了。结果众多国企、矿山被白菜价卖出，连祖辈们的养老金都要现在的工作者来支付，这笔积累的巨大财富犹如开闸的洪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顺便不知道饱了哪些人的私囊。 当时的种种政策哪一个都可谓是“敲骨吸髓”，百万工人大下岗彻底消灭了历史上残留的“没落中产阶级”，而新兴起的中产阶层也因为商品房政策发育“先天不良”。彼时福利分房取消，近二十年内中国房价不知道翻了几番。我认为，近十几年的高房价可以类比英国的羊吃人运动把这称作中国的“楼吃人运动”。英国的“圈地运动”持续了近三百年，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农民份地及公有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 然而如此残忍对农民的侵犯反而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首先农民丧失了土地，只能进入城市成为新兴工厂的大量潜在劳动力，为资本主义发展准备了“大量的、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同时大农场、大牧场的运作方式也符合现代农业的要求，可以说羊吃人运动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法国常年搞不过英国，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没有彻底的消灭封建小农经济的残余，没有英国“吃人”的那么彻底。这还是回到了之前的那个哲♂学问题，如果历史进步需要牺牲一部分特定的群体，你愿意是被牺牲对的那部分么？ 同理，中国的高房价的吸血之处在于，一间房子它侵占了上一辈大半生的积蓄——现在多少年轻人买房不是靠父母出的首付？同时还透支了年轻人下半生的预期收益——有多少人买房贷款是在二十年以下的？ 

如此庞大的一笔钱去哪了？政府通过高地价维系土地财政，开发商通过楼市热潮赚的盆满钵满，他们会通过继续的投资让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这一高房价也相当于国家强迫你进行消费，也间接促使你去努力工作创造更大剩余价值。毫无疑问的，21世纪中国经济十年腾飞，与商品房政策和疯涨的房价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如果说日本楼市泡沫基本是资本的炒作，那么中国的房价疯涨有很多政策因素在其中。地方的税收一大笔都是要交到中央的，那么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靠高价出卖土地给开发商，这就是所谓的“土地财政”。所以我们会看到每当楼市趋冷之时，总会有一些房价濒临崩盘的三四线小城市会出台“禁止降价”的奇葩政策。然而这也只是饮鸩止渴，许多三四线城市、县城成片成片的商品房无人入住，成为了荒凉的“鬼城”。 综观中国的住宅消费市场，就会发现其中的阶层分化己经相当明显，一部分被称为弱势群体的城市居民被边缘化，住宅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奢侈的话题，现实的住房状况更是沉重得让他们不愿意提及；而一部分称为中产的居民或如前所言被住宅的压力降低生活质量，或在买与不买的煎熬中等待明朗的政策；至于那部分可以消费得起豪宅或拥有多套住宅的富裕阶层而言，买卖房屋、炒作房价已经成为了他们资本的游戏。 为什么我说高房价会让我们新兴的中产阶级“先天发育不良”，因为许多中产阶级都在购买商品化住房之后，因为背负沉重的还贷压力而倍感生活质量下降，自身的阶层认同也随之下降。也有学者明确指出，中产阶级买房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试想，我现在手里拿着一百多万，差不多可以非常舒适玩遍大半个地球同时一年内不用任何工作，然而我要是拿去在北京北五环外买房还得让父母添一笔才能付上首付，同时背上沉重的贷款。生活质量的下降自然在情理之中。尤其是生育下一代之后，未来的预期费用又是客观的数目。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产阶级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因为他们的“产”可能已经到了，但是生活质量还远远达不到心理预期。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汤茜草在其博士论文中，调查了某三线城市高校教师购房的前后生活情况，提出了“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阶级”观点。作者通过调查发现，高校教师在购房之后生活质量普遍发生了大幅度的滑坡，同时这些高学历、稳定收入来源并普遍被人认为是“中产阶级”的群体已经产生了自身认同危机。 作者认为，在城市高昂的房价面前，个体通过努力所获致的赖以谋生的职业却无法提供其维续职业价值感的物质基础。教育是社会地位的提升机，中国中产队伍的壮大，几乎与中国高校的扩招同步，不是偶然的巧合。没有永恒的贵族，给他们向上流动的空间，他们会实现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换。这是学者们对于教育获致较高社会地位的美好祝愿。曾几何时，通过努力获得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大学教职是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现如今，“读书不为稻粱谋”在现实的高房价困境前成为了理想的肥阜泡，高校教师甚至成为了地位获得示范作用的一种讽喻。 从物质上，“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在近年来一路高涨的房价中成了现实。2009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邀请专业民意调研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进行了《中产阶层生活状况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青岛、杭州、成都、西安、兰州十个城市，釆用系统抽样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贷款买房的人群中，有61.6%的人，每月房贷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合理值30%。其中，房贷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在五成及以上的人占了20.5%。其中43.8%的人表示，“压力较大，有时担心会‘断供’”。一部分调查对象在买房之前还安于自己“被中产”后的中产阶级身份，过着白领”、“小资”的生活，但因为一套房子，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人生的境遇也因此不同。 高房价是一把双刃剑，曾经的商品房政策强行将财富从人民中剥离出来，推动了经济的飞速增长。然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高房价就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举个通俗的例子，我手上有几百万，我是去买房子，或者是去创业，哪一个更能给经济带来活力呢？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科技革命爆发的契机，香港许多年轻人就是牢牢钉在了房子上，才会变得保守、畏首畏尾、不敢打拼，让经济发展只能靠更高的房价来带动，落入了一种悲哀的恶性循环。同样的，中产阶级把前半生的积蓄和后半生的预期收入都投入了房产上，那么他们也就丧失了继续上升所能倚靠的重要资本。就像旅美学者薛涌说的那样：“中国中产阶层上升之路被堵死，社会阶层的流动已经停滞，这是一个化石化的过程，社会的生机会随着中产的消灭而消灭。”   中产阶级的上升途径因为疯狂的房价而被堵死，所以他们把阶级晋升的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就是我们这一节要探讨的问题，留学热。 我作为一个香港一年制硕士留学生，最有资格来现身说法来讲解这个问题了。中国的贵族阶层，孩子自小就送到英美发达国家接受精英教育。然而这种精英教育一年近三四十万的花费、至少十年的周期，让所以中产阶级家庭望而却步。所以为什么英国这种“一年制硕士”速成班会这样受欢迎：首先去留学，相当于镀一层金；其次拿一个硕士文凭，论学历怎么也算到了让人满意的层面了；最重要的是这种一年制硕士也就二三十万的花费，去伦敦贵一点，去香港便宜一点，怎么也是可以承受的范围。 这种一年制的硕士有多火，在英国除了像牛津剑桥这种老派第一流名校还有点尊严，别的都是卯足了劲接收中国留学生，毕竟我大英帝国年景也不好，你们愿意来交一笔学费（留学生的学费可是比他们本国人甚至是欧盟人高很多的哦），愿意在我们这里消费贡献GDP，真是人傻钱多速来啊。我看过知乎上的一个问题，问“留学在外结果发现一个班都是中国人是一种什么体验”，下面最高票的回答是“这是我见过的黑英国商科和法国奢侈品管理专业最狠的一个问题了”。相信大家这样类似的故事也听腻了，一般英国学校这种一年制硕士的中国留学生在50%左右，像什么诺丁汉、利物浦这种跟中国高校有合作的，一进去能有七八成的中国留学生，真是梦里不知身是客，且认他乡作故乡啊。毫无疑问，人们蜂拥选择这种“一年制硕士”是有一种“投机取巧”的心理在里面的，就像我前面说的，花费并不是不能承受，还能“镀一层金”回来。然而市场并不会给任何人“投机取巧”的机会，当这么多人都意识到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时候，这已经不能称得上一种“投机取巧”。英国学历在回国找工作时候的劣势非常明显，许多大公司在校招中，地懊恼筛选简历会自动筛掉这种偷工减料的“一年制硕士”，如果你的本科不是985名校的话那么你有很大的几率连面试官都见不到了。毕竟嘛，现在就业形势这么差，中国那么多名校的硕士还在那里排着队面试呢，干啥要考虑你这个注水的研究生啊。实话实说我这个香港学历读下来也是毛用都没有，我要不是常年混迹于各大社交平台，懂一些互联网的套路，现在可以找到互联网方面的工作，那我也是茫茫多“海带”的一员。跟我同级的一个姑娘，在英国伦敦政经读的金融，讲道理的话我当年申请的时候伦敦政经金融是全国的top5，结果回来该找不到工作还是找不到，去证券公司，清华北大的研究生排着队等着进；去银行，又不想做柜员和理财经理，那你想进中台后台又没有关系谁给你进啊。结果现在，在北京机场免税店当售货员，一天穿高跟鞋站八九个小时。毕竟留学生，口语过关。还有一个姑娘，我高中学妹，在香港城市大学读的研，人比较漂亮吧，2015年毕业走校招进了中信银行（说实话哦，银行招柜员啊客户经理什么的就是一个指标——看脸），本来挺高兴，结果分到了大兴一个荒凉偏僻的分行，她进一趟北京城比从北京回石家庄时间都要长。各种各样的业绩压力就不说了，五千出头的基本工资，试用期六个月没奖金，还天天被老男人摸大腿。找领导哭诉领导语重心长的告诉她，我们的VIP客户是默认可以吃客户经理豆腐的，你要忍不了就走，后面人排着队的等这个岗位。 在我所处的这个留学生群体来看，绝大多数的还是回到了自己家乡所在的城市，靠着父母的关系，进了银行或者事业单位，过着还算滋润的生活，然后父母首付买一处房，再介绍个相亲对象结婚，丈母娘家出一辆车…为什么我对这个剧本这么熟悉啊，因为我见的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呢，有了孩子继续送他上学，再送他留学混个学历，再找关系给他搞定工作，再攒钱给他付一套首付，再给他物色个相亲对象……有木有很眼熟啊亲爱的们，政治课本里的那个故事怎么讲的啊：记者采访一位放羊娃“你在干嘛？”放羊娃说“放羊。”“放羊是为了什么？”“赚钱”“赚钱是为了什么？”“盖房子”“盖房子是为了什么？”“娶媳妇”“娶媳妇是为了什么”“生娃”“生了娃又干什么呢”“放羊”。 中产阶级对下一代的投资毫无疑问是将阶级晋升的任务寄托在了下一代，即便一年二三十万的花费对于一个中产家庭来说也绝不是小数目。然而毫无疑问这条路已经堵死，上升渠道就是这样的狭窄，然而许多人还沉浸在一无所知的自我良好中，中产阶级的子女，跟穷人家的孩子比，可以说，不争气。 我作为一个香港一年制硕士留学生，念书过程中和毕业后就一直反思自己的选择，我花了父母几年的工资收入去读书，究竟能产生多少回报？我究竟学到了多少能在未来工作中有用的知识？我是不是就拿着父母的钱去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体验生活了？我觉得相比于大多数留学生，我能够直面反思自己的选择，我为什么不考研，还不是想偷懒么；我为什么不选择去含金量高的很多的美国，还不是不愿意费力学GMAT么。
但是就我看来，整个留学生群体弥漫在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感觉良好中，你说他们他们还不高兴，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学历不值钱，又不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改变自己未来的可预期的生活。留学生活中充满了无聊的自我感动，什么从宜家组装一个家具就觉得自己有多伟大啊，什么熬夜赶了几篇论文就觉得自己受了多大委屈啊。装个柜子就了不得想向全世界广而告之，我老家的表弟十岁就开始挑水浇地，怎么没见他哪天斜上方四十五度角嘟嘴剪刀手自拍：“今天又挑了两担粪，累累哒”；说学业重，你那是间歇性的学业重吧，平时该逛街逛街该轰趴轰趴，deadline前两天开始赶论文，你不通宵谁通宵。我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发现，底层人民的子女怀有着强烈的改变自己阶层的愿望。那些早早辍学打工的，真的是拼了命的再干，不放弃一点挣钱的机会，还经常向我请教，问我有哪些的机会可以把我哪些的技能需要学习。而有些幸运的读到大学的穷人子女，也明显要比同班同学努力高出一个档次，同时还当家教、做兼职补贴家用，最后在考研的时候拼搏一把更上一层楼。相比而言，中产阶级的子女可能在生来既有的小康生活和独生子女的优越待遇下麻痹了自己的神经，完全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阶层和自己父母的财富在经济波动面前不堪一击，反而在安逸生活中乐享其成完全没有上升的动力。中产阶级的代际传承将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危机。 
（对，麻痹了神经）
 我上一篇文章怒而总结了一下中心思想，没想到发现效果出奇的好，那些胡说八道曲解我文章意思的留言少了很多，所以今天我也总结一下本文：第一部分讲的是中产阶级的划分，以及公认的他们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讲的是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建立在他们的财富基础上，然而他们的财富是非常脆弱的，一旦经济萧条来临，损失最大的就是中产阶级；第三部分讲的是，一旦他们的财富基础消失，他们的社会稳定器作用也就消失殆尽，反而成为了社会运动的主要力量；之后讲的就是中国国情了，我们的中产阶级先天不足，发育不良，更加脆弱；最后是中产阶级的传承，他们在下一代的传承上、在代际阶级晋升上面临着更大的问题。这是本文的一个内在逻辑。 从纵向来看我最近的文章，写的是穷人，包括后面几篇的财富为什么集中阶级为什么固化，这篇写的是中产阶级，讲的是中产阶级的本质和潜在危机。按照这条逻辑下来，聪明的你应该猜到了，我下一篇文章要写大资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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