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版映画
一群热爱电影的人。...
放映往事:被电影改变的日子
翻版映画最初是由两位分别来自文学院(现文学院、传播学院和外语学院的前身)和98级英语系的师兄创办的。两人为王孟圆(英语系,毕业后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师从侯克明、田壮壮)和欧强(其兄是著名文化人欧宁——也是深大毕业)。
这两位师兄堪称最佳搭档:王胖而白,说起话来额头冒汗富有感染力;欧瘦而黑,和善而少言。两人一起出现时真可谓相映成趣。
翻版映画之“发现少校”首映会
同样的,深大学生王孟圆和欧强(欧宁之弟)也在缘影会的放映中邂逅了众多西方艺术电影,看到了诸如《小武》之类的国内地下独立电影。他们在缘影会处借到部分电影的VCD,回校后这些珍贵的片源在宿舍海桐斋里迅速小规模传播。“当时连翻版碟也很少”,王孟圆说,“光是我们一点人看到这些电影太可惜,就很想找地方来放映。”恰好学校图书馆四楼(现机房别间)有着这样一间小放映室,顺利谈下场地后,“翻版映画”,这个名字略带自嘲的团体便成立了。
这是关于荔园的电影传播,这是早期的记忆之一。
翻版映画10周年
观影情境:不同团体的不同内涵
多年以后,本科是英语系的王孟圆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了。在导演系,他师从侯克明、田壮壮,学习拍电影,而考到北影原因是“翻版映画”的那些电影,让他“认清了人生的方向”。他已经有了六千多张影碟,与一群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在一起,寻找片源变得简单了,满大街的DVD触手可及,也失去了淘碟趣味。网络冲击着现实,学生们热衷于通过BT和P2P方式下载电影,在笔记本电脑或PSP上观看,满足然后遗忘。而在深大,为数不少的学生组织还在继续放映着电影。
曾经的放映场地之一
曾经的放映场地之一
那时候的学生会信息部会选择在重大的节庆日,类似“五一”、“十一”以及新年的时候在演会中心放映剧情丰富、符合大众口味的电影,不设门票,不限人数,不限年纪,不限身份。滞留在荔园里的人,从学生到老师,从饭堂阿姨到环卫工人都会去受到电影的吸引。银幕前的世界其实无分彼此,像在电影《天堂电影院》中,劳累一天的人们将影院坐得满满当当,全神贯注,为一句对白而一起发笑,为一个画面而一起伤感,让彼此的时间一起流淌。
曾经的建规放映室
曾经的建规放映室
对电影的喜好和执着同样体现在课室里。文学院的老师郑虹已经连续开了几个学期的世界艺术电影课,坚持观看同学由此得到了“电影启蒙”,甚至称之为“在深大最大的收获”。在连续的几个学期以评讲加放映电影的上课形式后,授课者开始更换方法,不再“讲解”,改为自愿形式的电影沙龙,任学生将影像作为理解的基点。
每个周五的晚上,教学楼A102教室是这些热爱着艺术片的同学的乐园,教室空旷,群体小众,但郑虹却为这些真正爱好电影并沉淀下来的“顽固分子”而感动。在通知预备放映的长达七个小时的电影《撒旦探戈》时,她对有课的同学的建议是为此临时“逃”一下课,“别错过这一难得的观影机会”。
放映日常
翻版映画的定位很简单:播有意思的东西。无论是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无论其获奖无数,或者大多数人闻所未闻,只要作品有意思有诚意,都可以播放。社团并没有自命清高地钻牛角尖,老是播一些不明所以的试验性作品或是艰深的大师作品--当然,也曾经有播这类片子时大量会员离场的“赶客”时刻,但为求增加片子的类型覆盖范围,偶尔一两次也在所难免。
历届核心成员的喜好、资源决定了其基本的放映剧目。
“地下党”集会:电影多元化的民间力量
深大的社团总给人功利浮躁的感觉,这是翻版不去注册不受招安的原因。执着纯粹地坚持着白日梦式的艺术影像的团体是少数,却不丢失;十年的“翻版映画”依然存在,却显艰难。
王孟圆毕业后,获得片源从其他渠道也逐渐减少,从第二任负责人何健宁(此人毕业后赴香港浸会大学学习电影)到现在,人事变幻,图书馆的放映机早已损坏,别室另作他用,斗室中的观影变得奢侈,每周的固定放映只能变更着在各个教室进行。“就像游击战一样”,当年负责放映的文学院06级学生曾泓说。她对申请教室的琐事感到疲惫,教室资源的紧张使得放映也变得难以为继。曾泓同她的先行者一样,一个人负责“翻版”的放映,“我现在大三,还能折腾到大四”,找到同样热爱电影的人做放映工作略显困难,但她似乎并不慌张。
CNEX深圳大学影展
“新浪潮”专题
曾经的A102教室也早已结束了两年半的西方艺术电影的放映,尽管可能不再有这样的艺术电影课程,但郑虹仍是意味深长地在博客上道出可能的未来,“一旦进入这道门,凭藉你自己灵性的指引,所有的光影魅惑以及精神力量必会徐徐不断撞击而来。”
客观条件或许越来越来越不适宜,文化的消费也越来越迅速,但观影作为既社会化又私人化的群体兴趣,依然有着自身的精神面貌,或许,这种兴趣的生命力,仍将使得这场传播持久不息。
如今,我们暂时落脚深大南区书吧,每周六晚上仍旧正常放映。
希望开学期间的每周六晚上7点,我们还能够遇见爱看电影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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