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相约自杀”游戏的背后：我们并不真正理解孩子的孤独

现代人注定是孤独的，即使他们只是一群尚处于青春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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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一款从俄罗斯流传入国内社交媒体的死亡游戏，在青少年中流传。这款“相约自杀”的游戏，已在全球范围内夺去了数十位青少年的生命。

可以断言的是，它的蔓延，封杀是靠不住的，抓获创始人和组织者也无济于事。因为它的生命力根植于不被理解的青少年内心和网络本身。文 | 尼德罗（广州媒体人）

现代人注定是孤独的，即使他们只是一群尚处于青春期的孩子。

我曾关注过青少年“网络相约自杀”的报道，但如果说这属于小范围、私密化的相约自杀举动，那么近来从俄罗斯流传入国内社交媒体的死亡游戏（出于保护未成年儿童的原因，编者隐去了游戏名称），则算得上成规模、流程化乃至半公开化的相约自杀行为了。

这一死亡游戏2015年诞生于俄罗斯，并迅速蔓延向全球，美国、意大利、东欧诸国都是传播重镇。最新的消息是，这项游戏被俄罗斯警方认定与130余人的青少年自杀事件相关。2016年10月，游戏的组织者，年仅21岁菲利普·布德金已经被捉拿归案。然而，游戏本身却开始加速流传。

这是一款鼓励青少年在50天内完成一系列暗黑“任务”的游戏，游戏组织者每天向参加者发送秘密指令，比如要求对方使用刀在身上刻出动物的形状、看恐怖电影、在凌晨4点20起床等，并拍照证明完成指令等等。此前，不少中国青少年加入了同名的QQ群，并有部分人开始进入游戏进程。

在中国，参与游戏的男生需要自报家庭住址、身份信息，女生则需要手持身份证的自拍裸照。游戏玩家如果想中途退出，就会遭到组织者威胁。当游戏进入第50天，组织者就会发出“终极要求”：自杀。这种类似于邪术控制的行为，已经触发了反人类、反社会的机制。目前，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公司已经开始针对该游戏社群的排查和封杀，警方也已经密切介入事态监控。

这款游戏的全球化速度非常之快，而热衷此自杀游戏的人群基本以青少年群体为主。很自然的一点，当普通人接触到该新闻时，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正如许多人对自杀者的不理解，他们对网络死亡游戏的认知也是空白。在一些微信公号的留言中，我看到点赞最多的无外乎是“这些孩子作业还是太少了”、“怎么这么傻”之类的说辞。

在客观上，这些说法对孩子们沉迷于死亡游戏的行为进行了归因，即这些青少年自身寂寞空虚冷、无所事事。媒体的报道则比较侧重游戏本身的控制术，例如对参与者的严苛要求，4点20分叫醒的控制术（凌晨4点是人最容易自杀的时刻），游戏任务中的竞争。除此之外，老师、家长则倾向于从孩子的心理状况出发，讨论青春期孩子的无知、易变和不成熟。

我认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直以来，在面对孩子与网络关系的时候，成人都过于强调网络对孩子的影响，却忽略了孩子通过网络对成人世界的入侵。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用电视媒介中新闻和广告定位在10岁孩子的智力水平，来说明孩子童年过早的消逝。在网络时代，孩子们对成人社交法则、情感模块的模仿，分界线上的年龄可能比10岁还要低。

这些早熟的孩子，主要是通过网络学习了成年人的生活方式乃至思考方式。所以，这些相约自杀的青少年，不仅有青春期不稳定因素的作祟，也有模仿成人世界悲观情绪的使然，更有二者混杂变异之后的冲击。

这样说可能太过于抽象，择取一个现实中国城市中的普遍群体，即那些出生于1995年乃至2000年之后的孩子。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并且从小居住在独套的公寓内。这些孩子背负的情感、学业压力之大，可能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这么说也许略显夸张，但纵向来比，其父母辈多为60、70后，青春期尚有一定的饥饿记忆。更重要的是，当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父母的学习、生活的“关心”程度，远远不能与今天相比。至于80后的哥哥姐姐们，他们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但中小学阶段的补习班、培训班、才艺班也不能与今天相比。

今天的孩子们不知饥饿为何物，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因为一旦人受到饥饿的侵扰，他的意识、想法就会很简单、极端，那就是想办法吃饱。而到了80后，没有饥饿困扰，学业虽然繁重，但父母干涉的意识还不够强，至少不会从幼儿园、小学开始进入深度控制阶段。所以，总体上，80后的童年还是比较自由和欢乐的。

95之后的孩子，父母的经济能力增长很快，干涉教育过程的意识很强。所以，父母对孩子的学习的掌控堪称无孔不入。这些孩子从幼儿园到青春期，父母为其力拼学位房，报读课外补习班、才艺班，或抢先送他们出国。由于是独生子女，这意味着这些孩子承载着繁重的社交重责。一个孩子对六个大人，反过来就是六个大人看一个孩子，这样的孩子逃无可逃，很难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英国人类学家德斯蒙德·莫利斯指出，从出生到青春期，孩子需要经历“抱紧我”、“放开我”、“别管我”三个阶段。在青春期，孩子与家庭在一起的时间急剧减少，属于“别管我”的阶段。美国芝加哥一项体验式取样研究发现，小学5年级的儿童约有35%的时间与家庭成员待在一起，而到了高中阶段，这一数据变成了14%。

精神分析学者埃里克森在《童年与社会》中，也将个体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划分为八个相互联系的阶段。从11、12岁到17、18岁期间，核心问题是自我意识的确定和自我角色的形成。在这一阶段，他们逐渐疏远了自己的父母，从对父母的依赖关系中解脱出来，而与同伴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从而进一步认识自己，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将来产生 一种内在的连续之感，也认识自己与他人在外表上与性格上的相同与差别。



孩子从出生到成年，在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一个逐渐获得同一性的过程。例如刚出生的婴儿，并不知道自己和母亲其实是分离的，当ta看到母亲，ta会认为这就是自己。而到青春期，他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现在与未来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这就是心理和社会的同一感。如果同一感顺利确定，就不会出现与父母、老师盲目对立的情绪；反之，离家出走、自残自杀等行动就可能出现。

对于这一代青少年来说，他们面临的是可能是一种从未出现过的压力。这种压力肯定不是来自于身体的饥饿。对于曾经遭遇饥饿、贫困威胁的祖辈和一部分父辈来说，他们之间就有了很难跨越的交流障碍。因为一个有过饥饿记忆的人，很难体会物质丰裕之后带来的意义空虚。

压力的核心在于，孩子受到的关注极其频密，背负的情感、学业压力极大。在家庭结构中，孩子始终被定格在被照顾、被要求、被鼓励、被批评的位置，孩子并没有能够成为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但在“别管我”阶段，或者说寻求“同一性”的阶段，孩子渴望被看做是一个独立的、平等的个体，希望获得倾听，也希望持有话语权。

而在成人看来，他们是易变的、不成熟的、冲动的。在家庭内部，父母的爱也是一种压力，更是一种权力。那些不能按照父母单一要求的孩子，被贴上了负面标签，那些寻找恋人的孩子被粗暴干涉，那些遵照了父母要求努力学习却频频失败的孩子，则产生了厌学情绪。当然，即使是按照父母要求，能够在提前到来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取胜的孩子，内心的抑郁也不会展现给父母。

相约自杀的孩子，归因的类别当然有很多。除了“作业太少了”这样不负责任的说法之外，死亡游戏组织者的控制术，学校和家庭疏导的缺失，这些都是重要组织部分。但这些原因都过于微观，即使是莫利斯和埃里克森对青春期孩子心理特征的分析，也远远不够。我认为，前面提及的中国近几十年来巨大的社会变迁，这一宏观因素不可抛弃。

当然，我很难做出十分全面的梳理，但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421家庭结构，1993年取消粮票制带来了无限的食品供应，房地产改革将孩子的成长空间从“大院”变成了“独套房”，互联网快速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异军突起......都参与塑造了这一代孩子在青春期的心理特征塑造。

“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青春期的孩子需要自由，也需要保障，热衷反对，也渴望依靠。亲密关系本应成为孩子卸压的场所，无奈并不真正理解的父母，只会给自己造成更多的烦恼。可以断言的是，死亡游戏的蔓延，封杀是靠不住的，抓获创始人和组织者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产物，它的生命力根植于不被理解的青少年内心和网络本身。

在我翻看儿童心理研究的文献时，看到了学界研究姿态的变化，即从“研究儿童”到“和儿童研究”再到“为儿童研究”。今天，对于中国的为人父母、师长群体来说，要做的同样有姿态上的变化：我们不应仅仅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孩子，更要加入孩子，融入孩子，从他们的角度来思考，来理解这个社会，理解他们的孤独。正如孩子们成功“入侵”了我们的世界，我们也需要懂得孩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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