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的72个细节》：第5章

------第5章------



执行要讲究无为。无为当然不是不为。只有站在无为的立场来无不为，才能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地尽力而为。不争功也不诿过，自然一切秉公处理。
——曾仕强
中国兵法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说的是行军打仗要善于变化，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克敌制胜。军事上是这样，执行过程中也应这样，这就是强调一个“变”字。管理或执行时讲究“变”，就是管理者应该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灵活而不是固守的，多变而不是单一的，既能权衡轻重，又能随机应变地运用管理方法。也就是说，管理者应依据环境的变化来确定一种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变”的特点就是灵活性和变通性，这种管理方法可操作性很强，可借鉴的历史经验也不少，要随机应变，灵活机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天地间变数如此之大，环节如此之多，没有强大而灵活的执行力，几乎是难以发展，更谈不上达到目标了。
话说孔子东游，来到一个地方感觉腹中饥饿，就对弟子颜回说：“前面有一家饭馆，你去讨点饭来！”颜回就去饭馆，说明来意。
那饭馆的主人说：“要饭吃可以啊，不过我有个要求。”颜回忙道：“什么要求？”主人回答：“我写一字，你若认识，我就请你们师徒吃饭，若不认识，乱棍打出。”颜回微微一笑，说：“孔子像主人家，我虽不才，可我也跟师傅多年。　别说一字，就是一篇文章，又有何难？”主人也微微一笑说道：“先别夸口，认完再说。”说罢拿笔写了一个“真”字。
颜回哈哈大笑：“主人家，你也太欺我颜回无能了，我以为是什么难认之字，此字我颜回五岁就识！”主人微笑问：“此为何字？”颜回说：“是‘认真’的‘真’字。”店主冷笑一声，“哼，无知之徒竟敢冒充孔老夫子门生，来人，乱棍打出！”颜回就这样回来见老师，说了经过……孔老夫子微笑着说：“看来他是非要为师前去不可。”说罢来到店前，说明来意。
那店主一样写下一个“真”字。孔老夫子答道：“此字念‘直八’。”那店主笑道：“果是夫子来到，请！”就这样吃完喝完不出一分钱就走了。颜回不懂问道：“老师，你不是教我们那字念‘真’吗？什么时候变成‘直八了？’”孔老夫子微微一笑说道：“有时候一些事是认不得‘真’的埃”
管理企业也是如此，领导者既要在企业的规章制度建设和企业日常管理上下工夫，同时又不能仅仅拘泥于固有的条条框框，为其所束缚而限制了公司员工的积极性。管理者应该既保持公司的日常规范能够顺利实施，同时又保持一定的变通和灵活性，这样企业才能充满活力。
“变”的道理可以推广到宇宙人间的万事万物。宇宙人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在不断运动和变化之中，绝对没有静止不变的东西。因此，以不变应万变，在某种意义上便是消极闭塞的表现。天在变，道在变，人也应当变。最能变者，就最能生存。中国古代的智慧对此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所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等等，讲的就是以变应变，灵活机动，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老子《道德经》中“为无为”的决策思想格外令人注目。老子认为“为无为，则无不治矣”……他提倡“无为”，实则“无不为”。“无为”即顺应自然和事物变化的规律进行管理，这样才能真正有所作为。西汉的“文景之治”，就是50余年奉行“无为”政策，因而使得经济逐步复兴……
著名管理大师曾仕强分析老子“无为”思想时曾说，无为当然不是不为，而是无不为。但只有站在无为的立场来无不为，才能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地尽力而为。不争功也不诿过……自然一切秉公处理。
管理的效果，表现在有为上面，根本毋庸置疑。但是大家都要求有为，势必讲求个人的表现……争相邀功的结果，产生很多明争暗斗的不良举动，反而增加执行过程中的困难，影响到执行的效果。
《道德经》中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意思是道永远都是顺其自然的，它能生养天地万物，无所不能作为。侯王如果能遵守道的自然规老子像律，则万物将会自己生长变化。在生长变化中，欲望可能会产生，所以我要用“无名之朴”来镇定他们。如此一来，他们就没有了欲望，因而就能安静，天下也就太平了。
老子认为，贪欲只能导致争斗，而人民相互争斗是治国之大忌。所以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就要使人民远离争斗。要使人民远离争斗，就要使人民远离贪欲。而要远离贪欲，就要远离引发贪欲的事物。如果统治者专门注重贤德的人，给他们认为有才能的贤人许多好处，如特殊的权势和地位，那么，没有被他们认为是有才能的人就会因“眼红”而心生妒忌，就会为得到统治者的这种青睐而使出浑身解数你争我夺，即所谓的“争宠”。这样的结果要么是勾心斗角、相互倾轧，要么是拉帮结派、弄虚作假、徇私枉法。
所以，老子主张治国要“不尚贤”。汉朝有一个大官叫公孙弘（官至御史大夫），对这一点就看得比较清楚。在没有当官以前，他曾给汉武帝上书说：“我听说尧舜时代，并不注重官位和赏赐，而老百姓却能互相劝勉向善；并不注重刑罚，而人民却不犯法。因为在上位的人，能够立身正直，讲究信用。后来官高位贵，赏赐厚重，人民反而不能勤劳；刑罚严重，而作奸犯科并没有停止。因为在上位的人立身不正，而又不讲信用……”（参见《二十五史智慧大全》）需要注意的是，老子的“不尚贤”与“任人唯亲”并不是一回事，与“任人唯贤”也并不矛盾。
执行管理制度时，领导者也可以尝试采劝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老子《道德经》五千言……貌似高悬太空，实则立足人世。这里所说的“无为”，并非消极的“无为”，并非要求人们毫无作为，听从命运的摆布，而是在执行管理过程中，运用撼人心灵的艺术手法实施管理……强调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使每一项管理措施既合乎道理，又激发民情；理治于外，情感于内，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最终达到无为而有所为的境界。让企业的员工真正感到主人翁的地位，这才是管理的精髓所在！
老子的“无为”引申到现代管理的执行过程中，就是“无形的控制”。就如曾仕强先生分析所说，对执行过程中的全面无形的加以控制，也是中国式管理的特殊方式，主要是以人为对象……主张“无为而治”，从面的不同，来掌握可能产生的变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有形的控制，很容易被破解。为什么制度严密、执行严厉，仍然有非法之徒逍遥法外？就因为一切诉之有形，大家看得很清楚，很快就产生对策，来突破有形的管辖。无形的好处，在于随时改变，还没有摸清楚之前，就已经有所转变，怎么能破解？如何能突破？
因此，为了对付一些人虽不违法，但却偏偏爱钻法规制度的毛病，最好的方式就是有法中无法……无法中有法，有规定，却在规定之外，设下许多不明文、不明言的关卡。看起来有制度，实际上将例外也一并纳入控制。说起来无形，却一触犯便变成有形。如此，方能达到执行的效果。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是应该具备哪些器具，才能善其事呢？
这可能是更重要的课题。要想执行有力，执行到位，也是如此。
齐国有一个喜欢打猎的人，花费许多时间去打猎，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回家之后觉得愧对家人，出门又觉得对不起邻里好友，他仔细琢磨为何自己老是猎不到猎物，最后才明白是因为猎狗不好。可是因为家里穷，没办法得到好的猎狗，于是他想回到自己的田里努力耕种，有收获之后便可买一只好的猎犬，等到有一只好猎犬时，便容易捕获野兽，达到自己成为一个好猎人的心愿。
很多企业，员工每天辛辛苦苦忙到晚，领导者也是天天加班又加点，可惜效益就是上不去，为什么？基础建设没打好，员工技能低，管理制度不完善等等，都可能是根源所在。
全心投入经营的企业家惟有不断反复思考，在提高企业的可持续竞争力上下工夫……而不是一味的搞人海战术和疲劳战术，这样才可能成功。为了达到目标，就要做好能够实现目标的奠基工作，这才是领导者管理智慧的体现。
小到一个市场，大到一家企业，其发展的速度要加快，发展的质量要提高，发展的规模要扩大，生存和发展的寿命要延长，除了企业的决策层要不断善于捕捉发展机遇外，还要有好的战略、好的班子、好的品牌、好的管理、好的资金和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实施这一战略的执行能力，因为企业的发展有20%靠企业的策划和决策，60%靠企业各层管理者的执行力。
“执行力”是否到位既反映了企业的整体素质，也反映了管理层领导的观念、素质和心态，因而企业“执行力”的培养不能只停留在管理者知识技能层面上，更应着重于管理者的素质……
心态和观念的塑造。企业要改善执行部门的执行力，应把工作重点放在这个部门的管理者身上，一个好的“执行部门”能够弥补“战略部门”的不足，而一个再完美的“战略部门”也会死在滞后的“执行部门”手中，因而，执行力是企业管理成败的关键。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提高执行力，就要从下面几个因素去考虑：
（1）领导以身作则，是提高执行力的先决条件。
企业领导在管理过程中要获得好的执行力，必须坚持以身作则，杜绝宗派主义和小团体意识的出现，自己带头搞好团结合作，否则管理成员会无所适从，不能形成一种合力，严重影响领导在员工中的形象，影响执行力的发挥。
企业领导成员要充分调动每个班子成员的积极性，让班子成员的力量远远大于班子里每个成员的力量，不要作“一把手为主，其他人陪衬”的“孤家寡人”，要做团队的奠基石，这对管理执行力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有效地发挥每个人的作用，才能培养有效的管理执行力……才能使企业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实现“三心合一”，即：普通员工的责任心，中层员工的上进心，高层员工的事业心，达到“三心”的最佳组合。
另外，还要注意克服“个人主义”和“老板英雄主义”，制止“报喜不报忧”、“办公室政治”等“危险文化”的滋生和发展。
（2）好的管理团队，是提高执行力的重要基矗
企业发展需要资金、技术、人才，更需要发展企业的支撑点，这个支撑点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以某一个人为核心的团队。这个团队是否协调，发挥作用好坏，首先取决于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其次取决于这一团队的价值取向和整体素质。团队作用的好与坏，都将对这一团队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乃至企业的发展速度、规模和质量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何培养团队，发挥团队的整体优势，营造有效的管理执行能力，要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从客观上讲，要努力营造一种“团队协作”的整体氛围，强调工作中的“三办事”原则，即：按程序办事，按制度办事，按客观规律办事。执行程序的人要对“事”负责，而不是对“人”负责，淡化个人的作用，强调遵守同一条规则，直接完成工作的终端。
在这个问题上，团队的核心人物尤为重要。管理者不要打破已制定的规则和程序，更不能违反客观规律，从而实现有序管理。同时，被领导者不要迎合事物发展的态势，要遵守业务流程，提高管理效率。团队成员都要增强大局观念和整体意识，不要强调“自我为中心”，而是强调“整体利益为先导”，当发生不协调时，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多找出共同点……在工作中应发扬“有人负责我服从，无人负责我负责”的精神，但不主张盲目而越位负责，特别是本职工作做不好而盲目越位负责的人，会严重影响管理的执行力。
（3）明确管理层的责、权、利，是提高执行力的重要因素。
管理层责、权、利是否明晰对执行力的影响较大，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应拥有不同的权力和利益，这些权利和利益应与其承担的责任密切相关。责、权、利不清会使管理者出现大量的越位行为。部分管理者为迎合领导个人和监督理念，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而是不惜时间和精力去挖掘其主管领导身上存在的问题，以求得对个别领导个人的忠诚和迎合时尚。长此以往，“歪嘴”的人员就会增多，领导若不加以调查分析，很多管理者就会成为领导的“刀下之鬼”。即使一时躲过，但由于监督者有“众口铄金”的功能，领导也会对使用者产生质疑。监督者这种越级汇报、越级反映的不恰当做法使得主管领导无法安心工作，执行力减弱，误解增多，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企业领导有必要界定一下所有管理者应尽的责任，也很有必要提倡各级管理者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对有能力的人要及时发现，及时提拔，告诫经常越位而搬弄是非的人要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多与群体融合，明确分工合作，共担风险和责任，形成坚忍不拔的团队。
（4）科学的管理机制，是提高执行力的重要保障。
随着企业的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领导人再用类似车间主任管理车间的那种方式来管理企业已经彻底行不通了。企业领导人应该在管理模式和管理机制上下工夫，夯实制度管理的基矗在企业持续发展阶段缺少“人本管理”并不可怕，而缺少行之有效、人人平等、贯彻始终的制度管理是可怕的，它会导致管理流程混乱。因此，企业只有通过严格的制度管理，打破“人管人”的旧框架，实行“制度管人”的管理方式，才能将管理职能化、制度化，明确管理者的责、权、利，从而避免“多头领导”，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执行力。
制度制定后关键是执行，再好的制度，没有人去执行或执行能力不到位也是没有用的。管理上切忌只喊口号不做事，制度制定后并不等于达到了管理的目的，关键是通过制度管理实现有序管理，使管理有法可依，并在管理过程中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在这样的前提下，员工会以制度为准绳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指标，以强化各级管理人员的执行力，真正做到“日清日结”。
企业有好的管理模式，好的管理机制，好的带头人，明晰的责、权、利关系，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会得到最大的发挥，管理的执行力就会强化，管理的“平台”就会被突破……这是企业提高管理效率，走向长寿的重要手段。
中国人普遍服的就是权威，如果你能够做到让他“心服口服”，并采取强硬措施令出必行，那么他才会尽心尽职地做好事情。所以要做一个成功的管理者，首先就要树立自己的权威，令出必行，让下属对自己充满敬畏，威信就是领导力。
要想令出必行，行之有果，管理者就必须强调“强制在先”的理念，思想认识在先，强制措施考虑在先，实施在先，形成一种强制的势态。但这并不是要求管理者的执法态度要如何地严厉，执行方式方法要如何地粗暴，其前提仍是按律行事，规范执行，讲究执行艺术，做到因地而宜、因时而宜、因人而异。
另外，管理者还必须树立自己的权威，严惩目无上级的下属。古代将领在运用惩罚树立自己的声威方面很有策略。《六韬》中指出：“将以诛大立威，以赏小为明。”
又进一步解释说，“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协…”诛大赏小，让下属们看到了法规的威严和领导者坚决执法的至公之心，以及领导者明察秋毫的至诚之心。
孙武像
历史上的名将都知道利用诛大赏小的办法：孙武杀了吴王的2名爱姬，一下子就使宫女们严守纪律；司马穰苴斩杀了齐景公的亲信庄贾，敌人因此在齐国边境望而却步；魏文侯为将士父母妻子摆宴，这使数万士卒闻令而动，英勇杀敌。可见，诛大赏小，威权并树，令出必行……才能有效地驾驭下属。
吴王阖庐三年（公元前512年），孙武入吴，阖庐亲自出迎，并问以兵法。孙武应答如流，又将所著兵法十三篇进呈吴王。阖庐反复诵读，每读一篇，便赞叹不已。读罢，对群臣赞曰：“观此兵法，非寻常可比，此人真乃旷世奇才。”
吴王并不就此相信孙武的能力，想试一下孙武的实际才能，便召见孙武道：“您的兵法十三篇，我已诵读，不知实践效果如何？”孙武说：“即使是妇人女子，如果听从我的军令，亦可驱而用之。”吴王说：“可以用宫中侍女试一试吗？”孙武答道：“可以，谨从君便。”
吴王便命令选出宫中美女数百人，令孙武操练。吴王又宣宠姬2人，名曰右姬、左姬者至前……对孙武说：“这是寡人所心爱的美人，可以让她们俩做队长么？”孙武同意了，并说：
“军旅之事，最重要的是先严号令，再次就是行赏罚，虽然是小事，但也不能等闲视之。我想任命一人为执法，二人为军吏，主管传达命令之事；二人负责军鼓；副将数人，持兵器站在号令台上，以壮军容。”
吴王命令他在中军中选用。孙武吩咐宫女分为左右两队，右姬管辖右队，左姬管辖左队，各披挂持兵，并告知以军法：一不许混乱行伍，二不许言语喧哗，三不许故意违反军纪。第2孙武演陈救美人战天五更时，在操练场集聚训练。
次日五鼓，宫女两队，俱到教场，一个个身披甲胄，头戴兜鍪，右手操剑，左手握盾。二姬分立两边，等待孙武升帐。
孙武令两队伏地听令，说：“闻鼓声一通，两队要一起起来；闻鼓声二通，左队右旋，右队左旋；闻鼓声三通，各挺剑为争战之势。听鸣金，然后剑队而退。”众宫女全都嘻嘻哈哈，不当回事。孙武说：“如果不听号令，将加以惩罚。”三令五申后，开始击鼓传令。宫女们闻令大笑，根本不听从指挥，有的站着，有的坐着，队伍参差不齐。
孙武十分生气，命令军吏再申前令，宫女们仍然嬉笑如故。孙武于是就挽起双袖，亲自击鼓传令，二姬与众宫女还是嬉笑不停。孙武大怒，说：“执法何在？”执法者上前听令，孙武说：“约束不清，号令不熟悉，是将帅的过错。现在已约束再三，号令已明，却明知故犯，违反军令，就是士兵的过错了。按军法该如何处置？”执法官说：“当斩。”孙武说：“士卒难尽诛，罪在队长。可将两位队长斩首示众。”
左右士兵见孙武发怒，不敢违令，便将二姬绑了起来。吴王正在台上观看孙武操练，见他要杀自己的两个宠姬，树立威信，大吃一惊，派人去求情，孙武执法如山，回答道：“军中无戏言，臣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若徇情而放了有罪的人，难以服众。”遂令左右：“速斩二姬！”斩完二姬后，孙武命人将二姬的首级巡行军前以示众，宫女们无不心惊胆战，操场上顿时鸦雀无声……
于是，孙武依次令两队中第二个人为队长，再传令击鼓，演阵布兵。宫女们向左向右、上前退后、下跪起立都符合军令，自始至终，没有再敢嬉笑者。
孙武操练完毕，便派人报告吴王说：“兵已操练完毕，可以任凭调遣，即使命令她们赴汤蹈火，亦不敢退避。”吴王虽然恼恨他斩了自己的两个爱姬，但由此也知道了孙武善于用兵，遂拜孙武为将军。孙武纵兵驰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捷报频传，显名诸侯，使吴王阖庐称雄一方。
孙武没有说什么废话，而是从立信出发，换得了军纪森严、令出必行的效果。正所谓“慈不掌兵”，作战之计已定便应立即执行，决定发兵便马上行动，将帅不需怀疑计划，士兵也不需乱想心疑。
管理者，特别是担任管理职务的中层干部，往往会遇到孙武这样的问题，制定一些政策出来在推行的时候，却因为触及了一些人的固有利益而无法施行。这些人或者是比自己职位更高……或者有很多自己开罪不起的背景，他们形成的阻碍会让你进退两难。这时，你该怎么办呢……
中国式管理强调“身教胜于言传，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说，当遇到有人违令不听，执行不力的情况时，作为管理者，就应不畏强权，抓住典型，杀一儆百，树立自己的权威，让下属真正心存敬畏，收敛自己的行为。
作为职业管理者就应该坚持正确的原则，虽然推行的结果可能会得罪一些高层人士导致自己的职位不保，但如果你的政策推行不下去那你的前途同样玩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机会成本，它所运用的就是经济学最常用的一种理论：博弈论。其实只要你真正是客观公正地执行政策，而不是过多纠缠于自己的私利，你成功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统治者强调的是一种特权，一种凌驾于法律、规章制度之上的特权，也就是俗话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权意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心动摇，不能令出必行，执行力大大减弱。上梁不正下梁歪！但如果能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不搞特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那就会大大提高执行力。
管理者在进行管理时一定要依章办事，严明号令，依据规则处理一切事务，强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而不要搞任何特权或例外。只有这样你的团队才能够上下一心，赏罚分明。同时也要注意不要搞越权管理，而应逐层放权，一切均依据制度规定行事。
汉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骑兵分两路侵犯边境，一路侵入上郡，一路侵入云中。匈奴6万多骑兵，来势迅猛，沿途掳掠。防守边境的将士已有好多年不习军事，没有打过仗了，突然听到匈奴骑兵南侵，完全没有思想准备，顿时慌了手脚，忙举起烽火，向远近各处报警。就这样一处举烽，各处并举，火光冲天，一直传到甘泉宫。
汉文帝听到警报，急忙调集三路人马，同时派将统率三路兵马，驻扎在长安附近，准备以逸待劳，迎击前来进犯的匈奴军队。河内太守周亚夫率领一支大军驻扎在长安西南的向都；徐厉、周亚夫像刘礼率领一支人马驻扎在长安东边30里的霸上；祝兹侯徐厉率领一支军队驻扎在长安北边的棘门。三路大军成鼎足之势，守卫长安。
为了鼓舞将士的士气，过了几天，汉文帝乘车亲自到各处慰问。他先到霸上，再到棘门，都是径直进入军营。刘礼、徐厉两位将军，深居帐内，直至为汉文帝出行清道、禁止行人来往的卫队已经进入营里之后，才急匆匆出来迎接。因此，脸上都带着惊慌的神情，显得紧张不安。汉文帝虽然看在眼里，但也不加责备，简单慰问了几句就走了。两营将士送出辕门，拜辞车驾，然后才回到营中。但文帝来到细柳军营，情况就大不一样。当汉文帝的车驾来到向都军营时，远远地就望见营门外面甲士森列，或持刀，或执戟，或张弓挟矢，如临大敌，一派战争气氛，真是戒备森严。汉文帝从没见过这样军容整齐、斗志旺盛的队伍……不禁暗自称奇，便叫打前站的随从前去通报。
不料守营兵士却端立不动，喝令停车，并正气凛然地拒绝说：“我等只听将军令，不听天子诏！”打前站的随从只好返回报告汉文帝。汉文帝便亲自驾车来到营门前面，结果也被守营兵士阻拦住，不让进去。汉文帝没有办法，只得取出符节，令随从人员持节入营通报。“我要进军营慰劳将士。”
周亚夫这才接见来使，传令开门。守营兵士接到周亚夫的命令后，方将营门打开，放入车驾。进去的时候，守卫营门的军官郑重地对文帝的随从人员传达军令说：“将军有令，军中不得奔跑！”
汉文帝听了，也只好拉着缰绳慢慢地走。到了营门里面，才见周亚夫披甲佩剑，从容出迎。
周亚夫作了一个长揖，说：“甲胄之士不拜，臣照军礼施行。请陛下见谅！”文帝听了，大为震动，在车上严肃地进行答礼，并让人宣诏说：“皇帝敬劳将军。”周亚夫带着将士，肃立两旁，鞠躬称谢。
慰劳完毕，文帝离开军营。汉文帝一退出，周亚夫仍将营门关闭，队伍严整如故。随从的官员都感到十分惊讶，认为周亚夫目无君主，实在是胆大妄为。汉文帝却赞叹说：“这才称得上真将军！那霸上棘门的将士，如同儿戏，若被敌人袭击，恐怕连主将也要被擒，哪里比得上周亚夫那样严谨，无隙可击呢！”一个月之后，便命周亚夫为中尉。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病重，把太子刘启叫到床前叮嘱说：“国家如果有危难，周亚夫可以信任，命其将兵。”文帝死后，周亚夫被命为车骑将军。汉景帝刘启即位后第三年，即公元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诸侯带兵叛汉，爆发了七国之乱，形势十分危急。这时，汉景帝想起了汉文帝临终的嘱咐，便命周亚夫为太尉，东击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
周亚夫率精兵大破吴、楚军队，斩了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自杀。之后，周亚夫又率军去援助攻打另外反王的汉朝军队，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平息了吴、楚等七国的叛乱。
在平定七国的叛乱当中，周亚夫出奇制胜，立了汗马功劳。而这，除了汉文帝巡营向都，慧眼识“真将军”，重用其能的结果外，周亚夫自己严明军纪，执行到位，令出必行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一个企业的成功，30%靠策略，40%要靠执行。显然，执行要比策略（战略）更重要，你可以不去挖空心思地进行流程再造、搞模式创新，只需要像绝大多数企业那样采用尾灯战略步人后尘，但是，你不能缺乏企业为完成战略目标所应具备的执行力！即使你靠某种独创的经营模式，拉开了与竞争对手之间的距离，但若执行力不够，就一定会被模仿者追上！
就连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坦言：“微软在未来10年内，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执行力。”IBM总裁鲁·郭士纳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和管理者应该具备三个基本特征：明确的业务核心、卓越的执行力和优秀的领导能力。”可见仅有战略，并不能让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只有执行力才能使企业创造出实质的价值。失去执行力，就失去了企业长久生存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没有执行力，就没有核心竞争力。
有了好的决策或计划，若不执行，仍旧达不到预定的目的和效果。惟有两相结合，方可事半功倍。且让我们看看刘备是如何全盘考虑，执行孔明的计划，明心迹，收人心，顺利地让张松心甘情愿地献出西川四十一州版图的。
三国时，汉中张鲁起兵攻击益州刘璋。刘璋部下张松，字永年，官封益州别驾，向刘璋献计……说可以去向曹操发兵求助。刘璋就派张松为使者，张松“乃暗画西川地理图本藏之，带从人数骑，取路赴许昌”。（可见张松不愿辅佐懦弱无能的刘璋，早已怀有二心。）这一切早有人报入荆州，于是，诸葛亮便使人入许都打探消息。
曹操高傲，他的属下也很狂妄，但张松虽五短身材，却毫不卑让，面对侮辱，反唇相讥，顶撞挖苦曹操及其下属极尽能事。最后，张松被乱棍打出。曹操一世英明，求贤若渴，却在此时（刚破马超而归）利令智昏，走错一步。不然，冷静思考，热诚对待张松，就可轻易得刘备到西川，也许就不会再有天下三分的局势，而能够统一全国了。一时失误，把唾手可得的西川四十一州版图拱手让给了刘备。
张松被曹操乱棍打出后，不好意思回去见刘璋，听说刘备仁义之名，就想去证实一下，再作主张。于是乘马带领手下向荆州而来，刚到郢州界口，就见一队人马，约有500余骑，为首一员大将勒马向前问道：“来者莫非是张别驾乎？”张松回答说是，那人慌忙下马，说道：
“赵云等候多时。”张松也下马回礼说：“您莫非是常山赵子龙？”赵云说：“是，我奉主公刘玄德之命，因您远路跋涉，特令我备上酒食款待。”说完，士卒就跪奉酒食，向张松敬酒。张松暗自思索：“人都说刘备宽仁爱客，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遂与赵云饮了数杯酒，上马同行，前往荆州。
到了荆州后，天色已晚，于是先前往馆驿。张松见驿门外有百余人侍立，击鼓相迎，一红脸大将向前施礼道：“奉兄长将令，为大夫远涉风尘，令关某洒扫驿亭，以待歇宿。”张松没想到赫赫有名的关羽竟会亲自等候自己，慌忙下马，与关羽、赵云同入馆舍，讲礼叙坐。摆上酒宴后，关、赵二人殷勤劝酒。喝到半夜，方罢席歇息。第二天吃完早膳，上马前行不到三五里，只见一簇人骑马迎面而来。原来是刘备带着军师诸葛亮、庞统亲自来接，遥见张松……早先下马等候，张松亦慌忙下马相见。刘备说：“久闻大夫高名，如雷贯耳，恨云山遥远……不得听教。今闻回都，专此相接。若蒙不弃，请暂到荒州歇息片刻，以叙仰慕之思，实为万幸。”张松大喜，遂上马一起入城。
至府堂逐一叙礼，分宾主依次入座，设宴款待。饮酒间，刘备只说闲话，并不提西川之事。
张松以言挑之说：“刘皇叔现在守荆州，请问还有几郡？”诸葛亮回答说：“荆州乃暂借东吴的，屡次使人讨龋今我主因是东吴女婿，故权且在此安身。”张松说：“东吴据云郡八十一州，民强国富，难道还不知足吗？”庞统说：“我主乃汉朝皇叔，反不能占据州郡，其他皆汉朝逆贼，却都恃强侵占土地，凡智者都为之抱不平。”刘备说：“两位先生不要再说了。我刘备何德何能，哪敢希望多得呢？”张松说：“话不能这样说。皇叔乃汉室宗亲，仁义远播天下。　别说是占据州郡了，就是代正统而居帝位，亦非分外之事。”刘备拱手致谢说……“公言太过，我不敢当！”
自此一连留张松饮宴三日，并不提川中之事。张松告辞时，刘备于十里长亭设宴送行。刘备举酒敬张松说：“蒙大夫不弃，留叙三日，今日相别，不知何时再得听教。”说完，潸然泪下。张松自思：“刘备宽仁爱士，如此明主舍弃不投，太不明智了！不如告诉他，令他夺得西川。”于是，张松劝说刘备攻取西川，并献上所绘地图。至此，刘备漂泊一生，方得自己一地，站稳脚跟。
在这一事例中，刘备充分领悟诸葛亮的用心，在执行的过程中，处处留心对张松表明自己尊重人才之意，并抓住张松的心理，以礼相待，处处打动张松之心，直到其心甘情愿被收服为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我们试分析一下刘备、诸葛亮等人是如何相互配合，把“收服张松，获得地图”的计划执行到位的。
首先，诸葛亮把张松内心活动研究到家了：恃才自傲，需要尊重；说了大话，面子要有个交待；虚荣心和利己之心较重，特别需要吹捧。这几点，诸葛亮和刘备做得十分到位。
其次，张松并不认识刘备，眼见胜于耳闻。于是，从赵云接迎开始，关羽设宴到刘备送行掉泪，对张松而言全是令其深受感动的第一印象，诸葛亮安排的妙极了。
再次，酒宴上，刘备缄口不提西川之事，也不谈未来发展的想法，只是一味谦恭款待张松，这是巧妙地向他表明自己“绝无奢想图谋他人”的心迹，只不过是慕才而已。刘备一副谦诚君子、虚心纳贤的明主形象，跃然纸上。
接着，诸葛亮、庞统二军师适时地、得体地“敲边鼓”，把这样的信息传达给张松：其一……刘备无立锥之地，荆州为暂借；其二，刘备身为皇叔，最应占地；其三，国贼恃强侵占土地，而刘备这样的汉室宗亲、英明之主却无寸土可居，凡“智者”都抱不平。你张松是智者吗？
如此，招招攻进张松的心，直至收服他为止。
中国人好面子，希望他人尤其是领导者能尊重自己。所以说，身为领导者，要收揽人才和下属的心，首要一条，莫过于让人明了你的心迹，坦荡诚恳，光明磊落，从而可以感人，可以服人，进而使员工被你的诚心所打动，这样才会尽心竭力地为企业工作。
另外，作为一名管理者，在行使权力时对被管理者所产生的驱动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不仅仅是靠其权力的能量，而更重要的是要靠其个人的品行、能力、为人、绩效和政治素质的影响。这种影响力的产生是自然的，没有丝毫的强迫性。它会在潜移默化中使被管理者对权力的屈从逐步转化为对管理者的崇拜，从而使下级心悦诚服，愉快地工作。这就要求我们的管理者应该具备超人的智慧、气魄和胸怀。
人性中倾向于一种利己的行为，为此，不惜损人利己。《益》卦上九说：“莫益之，或击之。”这是因为从“损人”的角度看，己之所在，是“处益之极，过盈者也。求益无已，心无恒者也。无厌之求，人弗与也……人道恶盈，怨者非一，故曰‘或击之’也。”为了利己而损人，使自己处益之极，最终会导致自益者损的转化，使利己走向其反面“损己”，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事实上，从最极端的利己主义走向损人损己的纯粹破坏主义，也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在“人道恶盈，怨者非一”的社会心理支配下，极端的利己主义导致自外来的“或击之”的行为，最终使损人利己行为发展到损人损己的地步。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损己又损人的结果，但是，人的贪欲、愚昧，又往往将自己推到如此的境地。损人利己是世人所痛恨的自私，它利用智巧或地位来牺牲他人，甚至是牺牲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幸福，而成就个人的私利，是一种纯粹的恶。
由此，在执行过程中，管理者应采取措施令员工明白，损人利己行为往往“两败俱伤”。
而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令其身处其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使其不至于自己去挖自己的墙角。
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在苟陂县一带修建了一条南北水渠。这条水渠又宽又长，足以灌溉沿渠的万顷农田。可是一到天旱的时候，沿堤的农民就在渠水退去的堤岸边种植庄稼，有的甚至还把农作物种到了堤中央。等到雨水一多，渠水上涨，这些农民为了保住庄稼和渠田……便偷偷地在堤坝上挖开口子放水。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一条辛苦挖成的水渠，被弄得遍体鳞伤，面目全非，因决口而经常发生水灾，变水利为水害了。
面对这种情形，历代苟陂县的行政官员都无可奈何。每当渠水暴涨成灾时，便调动军队去修筑堤坝，堵塞漏洞。后来宋代李若谷出任知县时，也碰到了决堤修堤这个头疼的问题，他便贴出告示说，今后凡是水渠决口，不再调动军队修堤，只抽调沿渠的百姓，让他们自己把决口的堤坝修好。这布告贴出以后，再也没有人偷偷地去决堤放水了。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故事背后的寓意却值得我们做管理者的深思。如果在执行一项政策之前就把这当中的利害关系对执行者讲清楚，他们也许就不会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做出损害团队利益的事情了，当然这只是对素质高的团队来说。
有的企业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员工的素质都不太高，遇到这种情况即使你说明了利害，他们还是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偷偷地去做一些损公肥私的事情，怎么办？此时，严格有效的监督控制机制的建立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说，不管具体用什么方法来执行，制定一套安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是非常　必要的。
以人管理，总有漏洞可循，因为人都是有弱点、有感情的。动物之间，哪怕是猫和老鼠，相处久了也会有感情，也会相安无事。而制度呢？却能起到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当制度都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就只有利用李若谷的办法，使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他发现这样做得到的好处还不如他损失的多时，他自然也就不会再去做这样的事情了。
了解一些人的行为及思维方式，一针见血抓住问题症结所在，管理起来也就容易多了。
中国式管理主张，一个真正具有威信的领导必须和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让下属对你如避瘟神，也不能让下属在你面前举止轻浮，不听指挥。身为领导者在注重感情投资的同时，也要该唱黑脸就唱黑脸，不可心慈手软。在执行中讲究恩威并济，推诚致用，才是治理的无上妙诀。
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臣僚勤于职守，出现了许多能臣和名臣，这与明成祖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明成祖朱棣用人赏罚分明，量才适用，不拘品级，且能以诚待人。他鼓励臣下直言，但大事皆由个人决断。这是他事业取得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朱棣半身像
由于明成祖对臣下威严，无论是降臣还是藩府旧人，都在各自的职位上尽心尽职，不敢稍有懈担有功者赏，有罪者罚，毫不含糊。
明成祖即位后，重用了一批藩府旧人。这些人随明成祖起兵靖难，出生入死，胜利后身居高位，但仍不敢骄横。明成祖即位不久，就诫谕这些旧臣“当思自保，凡人致富贵难，保富贵尤难。尔等从朕数年，万死一生，今皆身有封爵，禄及子孙，可谓难矣，但当思保之。夫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朕不敢曲有。”后来，明成祖在授予薛禄等靖难功臣铁券时，又诫谕他们说：“位高易骄，禄厚易侈，宜思得之不易，保之惟艰。则安荣始终，传及后嗣，勉之勉之！”仔细翻检一下《明实录》就会发现，明成祖经常教导这些旧日功臣，要他们擅自保全，不要重蹈历史上经常见到的骄横致祸的覆辙。
明成祖执法严厉，对那些失职造成恶果的，轻则降级或免职，重则下狱或处死。例如，监察御史王愈和刑部、锦衣卫官4人，会决死人，却误杀无罪者4人。明成祖知道后，立命刑部将王愈等4人逮捕，即日“四人皆弃市”。三法司是执法机关，明成祖一再告谕三法司要“洁己爱民”，执法公平，不得收受贿赂。否则，“犯赃必论如法”。
明成祖威柄独操，大臣们常怀敬畏之心，在职上不敢稍有懈怠，甚至有些提心吊胆。例如，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冬，明成祖准备第三次亲征漠北，户部尚书夏原吉和兵部尚书方宾都表示反对，夏原吉被下狱，方宾自杀，明成祖命礼部尚书吕震兼户、兵二部尚书事。吕震十分害怕，明成祖便命10名官校形影不离吕震左右，对他们说：“若（吕）震自尽，尔十人皆死。”一个礼部尚书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其他臣僚了。
明成祖对臣下不只是有威的一面，还有颇具人情味的一面，这也就是所谓的“恩威兼施”吧。
例如，解绪和胡广是同乡，又是同学，在朝又同为内阁学士，明成祖居然为他们两家的子女做起媒来。后来，解绪虽下狱致死，但他的儿子仍娶了胡广的女儿。
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正月，明成祖下令，自正月十一日到二十日放假10天，让臣民一起欢度元宵佳节。在这10天当中，“百官朝参不奏事，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弛夜禁。”明清时期元宵节放假就是从这时开始，这也是明成祖关心臣民生活细事的一个举动。
明成祖朱棣
是年十月，明成祖因北京寒冷，怕群臣早朝奏事时久立不堪，便将早朝改在偏殿，诸臣有事依次入奏，无事回衙治事，免得久立挨冻。
明成祖即位之初，对所谓变更祖制者处治甚严。大理寺少卿虞谦自陈道，他在建文时曾建议……天下僧道每人只准有田5亩，余者归官，不足者官府补足。他自请：“当坐改，日制之罪。”明成祖笑着说：“此秀才辟老佛也。”并未对虞谦治罪。由此看来，对所谓变乱祖制者，明成祖也是区别对待的。
赏罚分明是吏治清明的重要保证，明成祖对此十分留意。有时明成祖处罚臣下很严厉，几乎近于残酷，但对有功之臣的封赏也是很慷慨的。
明成祖对内外臣僚严加考察，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有人被弹劾，但罪行较轻，则以“致仕”的名义命其归里。唐宋时的大臣以致仕为荣，明代以致仕为耻，原因即在于此。所以明代臣僚有致仕的，其墓志铭多不写“致仕”字样。
明成祖执法严厉，即使是靖难功臣，也不得因功掩过，有罪仍按刑律惩治。以前，历朝功臣多有骄横不法者，永乐年间则几乎看不到这类事，这与明成祖对臣下管理有术是分不开的。有一次，刑部在给几个靖难功臣定罪时，请求念其旧功，从轻处罚，受到明成祖的训斥，而坚持从公论处。明成祖说道：“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则赏，有过则刑。刑赏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过，不以私废公。此辈征讨之功，既酬之以爵赏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纵恶也……纵恶何以治天下？其论如律。”这段话很能代表明成祖的赏罚观，这也是他一生的事业能取得极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对有功之人，明成祖不吝升赏。例如在靖难之役中立功的人，即使已死去，仍按功追封。张玉死于东昌之役，明成祖仍追封他为荣国公。他担心对靖难功臣封赏不当，又命丘福等人再议，又封赏了一批遗漏功臣。
对建文旧臣，只要不坚持敌对态度，归降后都一律予以任用，且论功行赏。永乐年间的许多治国名臣都是归降的建文旧臣，例如杨士奇、杨荣、赛义、夏原吉等都是，他们在永乐年间及以后的几年，都卓有建树，屡次受到明成祖的升赏。杨荣在军事上多有功绩，他回乡时，明成祖特地命宦官随侍，以示荣宠。“内臣随侍，则惟永乐间杨荣。”宦官是专门侍候皇帝的人，明成祖却让宦官去随侍一个建文旧臣，此举只有明一代出现过，这种恩遇令满朝吃惊。
永乐十年（公元1412）二月，明成祖给赛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人加官晋爵，并大加赏赐其祖父母、父母及妻。这既是对他们忠于新朝的报偿，又激励他们继续为新朝立功……得到这种“特恩”的在藩邪旧臣中极其少见。也就在这年元宵节，夏原吉陪着母亲观灯，明成祖闻知后，马上命宦官带钞200锭，前去赐予夏原吉的母亲。这虽说是件小事，但反映了明成祖和有功于国家的大臣之间的亲密关系。
明成祖对臣下的升降十分慎重，他曾对身边的大臣说：“人君进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须服众心。若进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则谁不为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恶，则谁敢为恶？无善而进，是出私爱；无恶而退，是出私恶。徇私而行，将何以服天下？”
明成祖的这段话并不深奥，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很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段话也仍然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明成祖懂得这一点，并这样去做了，这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较为成功的一个帝王。
明成祖威柄独操，又能对大臣恩威并济，所以终其一朝，大臣都兢兢业业，小心谨慎，无一敢飞扬跋扈。这对当代的领导来说，十分具有借鉴意义。对部下要恩威并济，对下属不对的地方，固然应当责备；而对其表现优越的地方，更不可抹杀，要给予适当的奖励，那么部属的内心才能得到平衡。
(本章完)未完待续......欲知下回，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xiaoyida_com ，回复 xse94555 获取完整内容！
----------
本小说内容节选自：经管理财小说 《中国式管理的72个细节》

作者：司马安
最后更新于：2016年09月08日
----------
温馨提示：如何阅读完整内容？
方法一：点击下方 “阅读原文” 链接去读小说“中国式管理的72个细节”后续完整章节！
方法二：关注微信公众号： xiaoyida_com (优美小说节选)，回复 xse94555 阅读后续完整章节！

    关注 小意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