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温暖的小事，叫便当丨安东谈吃

东方人不擅直抒情感，一份便当，就如临行密密缝的慈母手中线一样，满满都是家人的牵挂和爱意。...

在我每日带饭的求学时光里，是没有“便当”这回事的——我们都叫“盒饭”，或者倒过来叫“饭盒”。语气透着随意，父母们做得也随意。

每天中午打开饭盒，简直像在抽奖：运气好的时候会有一只鸡腿、几块排骨，运气不好便只是白菜炖豆腐，白菜在锅里早已炖烂，再蒸一次，难逃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命运了，铺在米饭上，只有“白”如故，既不赏心，也不悦目，没点儿辣椒酱，完全无法下咽。

有一次我中了大奖。那天中午好容易有机会和班花坐到一起吃饭，我掀开饭盒盖：白米饭，上面盖着一堆炸蚕蛹。班花笑眯眯地探头过来看我带了什么好饭，不料目睹此惨状，尖叫一声，落荒而逃。年轻如当时的我，事后也禁不住发出了“天问”：我妈在准备午饭时的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

我一直不明白我妈的烹饪风格究竟属于哪个菜系，直到三十多岁才听到一个恰当的词，叫“黑暗料理”……

不止我妈，那个年代的便当，基本都是“黑暗料理”级别的：一层白米饭，上面横七竖八倒上几道菜，品种虽也丰富，经常菜、肉、蛋都有，可架不住五胡乱华般地杂交在一起，吃上一口，酸甜苦辣咸全占，根本尝不出食物原本的味道。

“黑暗料理”一词源自日本动漫《中华小当家》，“便当”也是日语里的词汇。有台湾的教授邱德修做过“便当”一词的考源，其过程极学术又复杂，我读了几遍也没看懂，反正结论是“便当”滥觞于《诗经》，由遣唐使传到日本，变体为“辨当”，后改为“弁当”，又于甲午战争后将此写法带回台湾，台湾人为与日文区隔，汉化为今日的“便当”。

台湾人倒是深得日本便当文化的真传，比如著名的台铁便当，没亲自吃过很难想象火车快餐也可以做得如此精致用心，有很多台北市民中午出来逛逛的动力就是为了吃一份台铁便当。看起来并不复杂，无非是米饭和卤汁排骨肉为主，辅以卤蛋、蔬菜等，卖相不比日式便当，但好在每个细节都不含糊，比如油炸排骨每天至少换油三次，以保口味和健康。台铁便当除了美味还便宜：纸盒装的“古早经济便当”60块台币，木质餐盒装的“幸福八角便当”80台币，铁盒装的“怀旧圆满便当”100台币，折合成人民币不过十几二十块钱。

与之相比，内地的火车便当简直惨不忍睹。某次乘车没有准备午餐，在高铁上买了一份鲜虾牛肉饭，55块钱，少得可怜的几块牛肉，完全吃不出是什么肉，一只可能是满清入关那年打捞上来的虾，色泽暗淡，浑身散发着引人怀旧的历史感，“鲜”字本不奢望，可把整份米饭都染上了腥臭气就不能原谅了。

真正把便当文化做到极致的是日本人，看过NHK拍的一部纪录片，叫《便当之美》，观感便如五月的晴空闪了电：这哪里是便当，这是艺术品啊！食物的色泽搭配极美，每一份便当要五种颜色混搭，以达到色彩上的丰富和谐，调动食欲：比如厚蛋烧的金黄、竹节虾的鲜红、鲷鱼寿司外层的竹叶绿、芜菁的白、酱油的黑。摆盘也有讲究，按照山地起伏来摆放，两侧稍高，中间略低，形成高低错落之感。便当盒更是极尽美观，讲究的人家会根据时令的变化选用代表不同季节的餐盒，还有一种转为儿童设计的手提便当盒，叫“游山箱”，共分三层，依次摆放甜点、炖菜和寿司卷。就连饭店出售的普通便当，包装看起来也像礼盒，面对这样一份充盈着美感的便当，会让人生出不忍下箸的犹豫感。怪不得有人说，美食是瞬息的毁灭艺术。

住在北京的日本媳妇吉井忍，这几年因为一本《四季便当》成了名人，她用北京当地能够买到的食材，以一人份便当10元以下的成本，做出了四季分明的美味便当，这种易操作性让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也爱上了便当文化。她说：“带便当不仅仅是为了营养、省钱、推动环保，那份温馨回忆会一直陪伴你，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身在何处。”读过的另一本书《爱妻便当》里，作者吴绣绣的一段序言也让我感动不已：“送便当的途中，能够遇到早春时吹到脸上清晰不含糊的风，盛夏时铺天盖地的知了声，深秋时空气里桂花的甜味，还有冬天里鲸鱼蓝色的天空。从来都不擅长表达的东西，其实都润物细无声地浸透到生活的细枝末节里。比如当你打开便当盒的时候就能够明白就算不是坐在自己家的餐桌边，四季的变迁和家的味道我会帮你完整地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