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卢锋：中国经济增长需解决的四大现实问题【独家视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在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中指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潜能释放的现实问题有：投资能力不足、房产供需失衡、工业供给相对疲软、金融风险积聚。...





商会简介


广州专业市场商会是2004年在广州市民政局登记，2005年正式挂牌，由多行业类别专业市场自愿组成，承担着引导广州专业市场行业整合提升、有序稳健发展等职能的、颇具运作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的5A级社会组织。

摘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在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中指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潜能释放的现实问题有：投资能力不足、房产供需失衡、工业供给相对疲软、金融风险积聚。他认为，需要理顺一些领域的体制机制问题，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动能充分释放。

以下为《中国经济论坛》独家视频及卢锋发言实录节选：

（观点视频）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想对中国经济怎么能够实现一个质量和效益改进的前提下，然后能够保持较快追赶速度和增长速度的这样一个问题，做一些探讨。首先我们看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中，从基本的宏观经济表现来看，我们都知道实际上经济的增速是处于一个比较下行的周期。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共有了3次比较完整的周期的运行，有4次下行的周期调整。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是处于第4次。这次应该是比较长的。我们都知道这一轮尽管经济的下行压力一直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中国经济的民生表现，就业比较稳定，民生改善的比较明显，包括下行调整也还是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些表现实际上都是这一轮下行调整的亮点和它积极的方面。我们实际的形势要比早几次的下行调整要好一些。但是我还想指出的是，有这样一些表现，实际上是我们的货币金融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实际上在扩张性、积极性的政策安排方面做了大量的支持，特别是财政政策的赤字，实际的赤字率可能比名义的赤字率要高相当的一个比例。就说明宏观经济的这个走势，实际上它的可持续性其实还是值得进一步观察和探讨的。换一句话说，实际上我们还是需要研究怎么能够通过一个适当的政策安排，使得我们的中国经济能够顺利地较快地走向新一轮的内生推动的经济增长。那为什么这一轮经济调整的时间就比较长呢？我觉得这个背后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在新三板，中国估计有大量这样的案例或者事例，我们新经济的表现它实际上是非常活跃的，我们到底下调研从方方面面都能看到。但是这样的一些新经济的生气勃勃的表现，它从相对的体量上来看，它可能还不足以支持我们现在的将近80万亿规模的这样一个整体的经济盘子。所以我们可能还需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今天想着重探讨的。可能我们的经济体内部的这个潜在的增长动能，由于种种的制度或者体制、机制的这一方面，没有理顺这一方面的扭曲，导致了一个效果，使得它可能很难顺利地试探出来。如果我们能在这样一些方面更好地做一些应对性的调整和改革，那对于我们这个经济比较顺畅地走出这个调整，迎来新一轮的景气增长，可能是必要的。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在宏观经济层面释放这个合理的经济增长潜力，至少面临四方面的困难和障碍。第一个方面实际上就是宏观经济很重视的，我们有海量的储蓄，但是我们的投资资本形成的能力是不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城市化的背景下，我们住房的需求实际上是有一个相对大的潜力，但是我们住房的供给因为种种的体制机制的原因，使它很难得到一个释放。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看到最近的数据显示，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显示，就是工业的需求在起来，但是我们工业的供给这个反应相对的滞弱，相对的疲软，制约了我们整个经济的顺利的回升。最后一个，跟我们今天讨论的主体关系更密切一些，就是金融风险的容易积聚和这个增长要求之间存在一个矛盾。我们首先看第一点，我们谈的很多了，中国的储蓄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当然对这个储蓄率大家有很多的质疑和批评，但实际上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一个国家的消费它没有完全消费掉，并且中国这几年的消费增长挺快的，在这个背景下储蓄通过一个合理的投资，包括新三板有效的融资变成一个高效的资本，实际上它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改善未来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它都是有利的。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说储蓄率很高，但是我们的投资的增速非常低，整个的投资增速实际上是从几年前的20%以上的高位，下降到可能现在5%以下。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投资的增速，主要的或者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靠一个政府支持的这种基本建设的投资来支持的。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怎么能够很好的利用我们这个储蓄的这样一个本来是一个优势的条件，通过一个有效的金融安排，通过一个高效的投资变成高效的资本，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制约和困难。第二个，房地产。房地产我们讲得很多了，2012到2015年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房地产的需求，全国还是大城市都在两位数以上，尽管它有波动，都在两位数以上。但是问题在哪儿呢？你看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供地的价格总体来讲是上升的，然后通过供地拿到的这个收入持续的在攀高。也就是我们房地产应该有一个市场的体制来调节它，但需求在增长的过程中，由于我们行政垄断供地的这样一个体制的扭曲，导致了一个供给人为的和这个需求不相匹配，导致了房地产的价格出现了一个非常高的增长，并且出现了一轮比一轮高的增长。因为大家都知道了，一旦有风吹草动，最后房地产就会高。房地产一高的话，从决策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对的，他会担心这个房地产的泡沫会导致一个巨大的金融风险，会导致一个巨大的波动。所以讲房子要住的，不是炒的，所以不得不采取了很多的一些调控政策，也有一些改革政策。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短期的需求控制是必要的，可能长期还是要针对这样一个体制的扭曲，进行深度的改革。第三个矛盾，我们工业的这个需求的增长和工业的供给反应的滞弱结合在一块，形成一个困难，导致了学界讨论的所谓“类滞胀”的这样一个现象。这个数据我们也能看得到，比如说过去价格一涨，产出增加得很快，但是这一轮价格涨得很厉害，产出增加得很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是需要进行进一步地调整的。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要面对的问题。最后一个我觉得矛盾就在哪儿呢？我们本来经济增长需要一个金融的支持，但是我们这个金融的风险非常厉害，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抑制这个金融风险，这一轮的风险我们做金融的都知道，主要是通过资管业务，通过CD的资产的快速的扩张，导致了一个金融风险的大量的积聚。所以你观察一下这么多年来，中国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金融的表现，我觉得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我们体制机制的关系没有理顺，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本来必要的融资，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扭曲的、歪曲的方法来实行。这个歪曲的方法实行就会带来一些更大的金融风险，那么监管部门它为了保持金融的稳定，它就不得不对这个金融进行调控。于是我就觉得出现了某种意义上叫市场的套利、风险的集聚，再加上金融强监管的这样一种循环。所以我觉得深化改革治理体制的扭曲，可能才能达到金融风险标本兼治的目标。就是金融风险的治理可能不光是一个金融领域的治理问题，实体经济跟金融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十九大它实际上是提出了加速现代化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经济可能还是要在保持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有一个比较高的合理的增长速度。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可能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做更多的功课。也就是根据我刚才对前面几个问题分析的讨论，一个我觉得对用地制度要进行深化改革；第二个可能还要进一步地释放投资潜力，民营投资这一方面的管制要减少，扩大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释放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潜力；最后一个，工业产能从环境角度的管制是必要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对环境的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行政性的管理投资可能是需要反思的，即便是我们讲的可能有污染的这样一些部门，其实可能恰恰是需要通过，新的投资来彻底地改变、提高我们的环保能力，同时也能够满足我们经济的增长对工业的产能的需求。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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