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重新修订的旧稿。...

编者按：这是一篇一年多以前的旧稿，当时写得仓促，不太满意。这次在文字上重新做了一点修订。

长期以来，史学界深信这样一个故事：袁世凯为了称帝，曾拿出20万银元贿赂梁启超，希望他不要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反对帝制”的文章，结果被梁启超拒绝了。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非常可疑的。①

梁启超的自述

所谓“袁世凯20万元买梁启超文章”这个说法，其最早的史料源头，是梁启超1916年在《大陆报》上刊发的回忆文章《国体战争躬历谈》。

当时，“护国战争”刚刚结束。梁在文章中写道：

“筹安会发起后一星期，余乃著一文，题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以下全部简称“《异哉》文”）。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消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生死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当吾文草成，尚未发印，袁氏已有所闻，托人贿我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余婉谢之，且将该文录寄袁氏。未几，袁复遣人来以危词胁喝，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余笑日：‘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来者语塞而退。”②

20万是个什么概念？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鲁迅当时在教育部工作，一年的工资，大约是3000块银元左右。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这笔钱，够一个人在民国，过上66年鲁迅那样的中产生活。

以上，就是“袁世凯拿20万元买梁启超文章”的大致情节。这个故事，迄今为止，有且只有梁启超的自述，这一个史料源头。

就笔者有限所见，梁启超至少两次公开谈论过此事。一次是1916年在《大陆报》上刊文，前文已经提及、另一次是1922年12月25日，梁当时“为南京学界全体公开讲演”，其中提到：

“当我那文章还没有发表以前，有一天他打发人送了十万块钱一张票子和几件礼物来。说是送给我们老太爷的寿礼。他太看人不起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我当时大怒，几乎当面就向来人发作。后来一想，我们还要做实事，只好忍着气婉辞谢却，把十万块璧回，别的礼物收他两件。同时却把那篇作成未印的稿子给来人看，请他告诉袁世凯采纳我的忠告，那人便垂头丧气去了。”③

同一次“行贿”，梁启超的两次讲述，有很多的不同。

比如：（1）赠款金额对不上，第一次说的是20万，第二次说的是十万块钱一张票子和几件礼物。（2）钱处理方式也对不上，第一次说是把20万全给退回去了，第二次说是十万块没收，但收了两件别的礼物。（3）文章的处理方式也不同，第一次说是把文章抄录了副本送给袁世凯，第二次说是把稿子拿给袁世凯派来的人看。

这些差异，可以不必苛求。将它们归结为记忆误差或者表述不精准，也多少能够说得通。

但有一些区别，就很关键了。

1922年的自述演讲里，袁世凯送来“十万块钱一张票子和几件礼物”，是以“给我们老太爷的寿礼”的名义。这是1916年的自述文章，没有提及的细节。

正是这个细节，露出了破绽。

“我们老太爷”，即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生于1849年，卒于1916年。查梁启超年谱，梁宝瑛的诞辰是旧历三月十六日。1915年，梁宝瑛在省城广州公开做寿，时间是旧历三月十八日（新历5月1日）。

梁启超《异哉》文的写作时间，是1915年8月份。《异哉》文的最早刊登时间，是该年8月20日出版的第八期《大中华》杂志。

也就是说，袁世凯其实能掐会算，可以提前三个月预测梁启超将来会写什么文章，然后提前三个月派人去贿赂梁启超，让他不要在未来写那篇文章。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袁世凯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神棍。

有人可能会说，也许袁世凯送礼的时间不是5月份，不是梁启超父亲做寿之时，只是后来用了“补送寿礼”这么一个名义，去贿赂梁启超。

这也是不可能的。梁启超的父亲1915年在广州做寿，搞得轰轰烈烈尽人皆知。袁世凯要送“寿礼”，只能在当时就送；时隔数月再补送，实在是一件非常失礼的事情。袁世凯想要贿赂人，自可以找到很多其他的名义。

梁启超的家书里，对这场宏大的寿礼，有很多具体描述。

比如，据梁启超致女儿梁令娴书信中的描述，梁宝瑛此次寿诞，“全城官绅商咸集”“全城雷动”，相当隆重：

“十六在家庆祝，十八乃开筵受贺。老人康豫欢悦，自不待言，抑几于全城雷动矣。初拟一切从简，而群情所趋，遂不许尔尔。十八日竟演剧侑祝，盖合全城官绅商之力，乃能于数日间布置略备也。在八旗会馆开筵，其地之宏敞，过于湖广馆，……此间人莫不咋舌叹美，谓是全省之荣幸也。”“十八日在省城庆寿，全城官绅商咸集（都中两贺电以十六晨至），共谓为空前之盛会也。”“此间于旧历十八为祖父祝寿，其庄严热闹，咸谓粤城空前之盛。”④

梁启超特别提到，其父寿辰当天早上，接到了“都中两贺电”，可见京城之中也是知道这场做寿的。

袁世凯自然也是知道的。

为了筹备这次寿礼，梁启超曾于1915年初，两次特意致信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拜托他帮忙，向袁世凯为自己讨一个勋位，好让自己的父亲在寿诞之日感觉脸上有光——“家君寿日福庆，甚思自获一勋位，为娱亲之助”。梁启超还在信里说，希望袁世凯能顾念自己“十年来文字鼓吹” 、“两年来与乱党相薄”的“微劳”。

1915年1月27日，梁启超获授为少卿，并加中卿衔。⑤

为笼络梁启超，袁世凯愿意破例为他授勋，满足其“娱亲”愿望。袁既然知道梁启超如此重视父亲的寿诞，要送礼，自然会在做寿之日送，不会办出时隔数月再补送这种失礼之事。

也就是说，如果承认梁启超说的，袁世凯是在其父寿礼之时拿了大笔金钱来贿赂，那梁启超的另一个说法，袁世凯想拿这笔钱买梁启超文章的《异哉》一文，在时间上就无法成立了。反之，如果承认后者，那前者就不成立了。

出现了这样的自相矛盾，自会使人发生怀疑：果真发生过“袁世凯拿20万元买梁启超文章”这种事情吗？

笔者的答案是：没有。

因为梁启超的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并不值20万银元。

虽然梁启超说自己的《异哉》一文的主旨，是“反对袁世凯称帝”。但只要仔细阅读全文，就不难发现，这篇文章并不“反对称帝”，而是“反对过早称帝”。在文章中，梁启超甚至还表达了对回归帝制的渴望——“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梁启超还提出了两种让“帝政重现”的方案：

（1）大总统励精图治后，“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被国人推举为帝。

（2）天下再次大乱，群雄割据，有人起而重新统一国家，然后称帝。

梁启超认为，第二种方案将使生灵涂炭，绝不可行。但第一种方案，“正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乃是“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⑥

简而言之，《异哉》这篇文章，在帝制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温和的。这种温和，不会被袁世凯视为眼中钉，袁也毫无必要拿出20万银元的巨款来收买这篇文章。

梁启超的这种温和立场，在当时就为他招来了诸多批评。比如，1915年10月10日，有署名“观海”者在媒体刊文《驳梁启超反对帝制论》，指责梁启超其实并不反对称帝，只不过是认为袁世凯称帝的时机还没有到：

“梁氏近作，所谓反对帝制者，非不主张袁氏之称帝，不过谓称帝之非其时；非主张共和之决当保存，不过恐帝制之难于恢复。”⑦

用金钱笼络人心，是袁世凯的常用手腕。

梁启超也在袁的金钱笼络范围之内。据当年在总统府负责“特别费”支出的唐在礼的遗稿披露，在袁世凯的“特别费”支出序列里，梁启超位于第三梯队，大致是“中等数目，每次四、五万元乃至六万元等”这样一个级别。

第一级别“每次馈送总在十万元以上，有的多至四五十万”，对象是奕劻、冯国璋这样的人物。

第二级别“每次馈送总在十万八万”，对象是张作霖、曹锟这类的人物。

关于梁启超和总统府的关系，唐在礼还提到：

“（梁启超）是由梁士诒拉拢的。袁见他的时候少，袁克定却同梁启超走得很近。我知道克定请梁吃过饭，支过特别费也由克定经手”。⑧

唐在礼的这些说法颇为可信。梁启超想获得勋位来让父亲高兴，就是通过梁士诒的渠道去求袁世凯，而且要求梁士诒阅后须将书信焚毁。梁启超在自述里，也承认在1915年初曾赴袁克定之宴。⑨

虽然梁启超在袁世凯的“特别费”名单里，但如前所述，他的《异哉》一文，并不值得袁世凯拿20万银元来收买。

那么，梁启超为何要虚构这么一件事情？

就笔者的理解，这与梁启超当时所面临的政治困境有直接关系。

入民国之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近乎无条件支持袁世凯，在政见和舆论上与国民党对垒。及至袁世凯欲改共和为帝制，梁启超及进步党的政治命运，开始面临巨大危机。1915年11月，梁致信同仁熊铁崖等，劝他们参与讨袁，来挽救本党的危机。梁说：

袁世凯欲称帝，意味着进步党“四年来试验之结果”彻底失败，沦为“为人所利用”之工具；如今，国民党在滇黔运动反袁，“当此普天同愤之时”，进步党若不能及时打出反袁的旗帜，一旦袁被国民党人推翻，“我为牛后，何以自存？”⑩

这种“我为牛后，何以自存？”的困境，梁启超在辛亥年有过深刻体会——“革命”成功后，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曾遭到国民党人的奚落和排挤，一度难以在政坛立足。梁启超自然不会希望历史重演，故而，讨袁之役刚刚结束，他就试图利用自己的舆论影响力，通过公开演讲、媒体撰文等方式，努力想要塑造出进步党在讨袁之役中的绝对领导地位。

1916年10月份刊登于《大陆报》的《国体战争躬历谈》一文，就存有这种用意。

讨袁之役的成功，是进步党、国民党与西南军人三种力量合作的结果⑪。但在《国体战争躬历谈》里，梁启超只谈自己、蔡锷与进步党的功绩——该文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是“帝制问题之经过”，无一字提及国民党和西南军人；第二部分谈“云贵首义”，直言“云贵首义之中心人物”是蔡锷，起义计划是梁启超与蔡锷在北京制定，亦无一字提及国民党和西南军人；第三、四部分，干脆直接指责西南军人拖了讨袁之役的后腿。

这种做法，很自然地引起了国民党人和西南军人的强烈不满。

1916年12月，云南都督唐继尧授意秘书班子，撰成《云南起义事略》一文，详述国民党与西南军人谋划讨袁之役的始末，重点渲染了唐继尧的功绩，将梁启超、蔡锷置于次要、附属地位。该文在云南媒体刊发后，唐继尧还命人将其寄给梁启超主持的《中华新报》，以示挑衅。在蔡锷的追悼会上，唐继尧公开演讲，特别强调：

“云南起义，乃全体云南人自主自做之事。”⑫

这场关于讨袁之役谁是领导者的争论，由此开端，延续了十余年之久。直到1920年代，周素园还曾撰文批评梁启超的《护国之役回顾谈》，说这篇文章是在“混淆是非，变乱是非”。⑬

梁启超既然陷入了这场争论，很自然地，他那篇并不反对帝制、只是反对袁世凯在现下称帝的《异哉》一文，就成了被众人批评的靶子。梁启超也明白，《异哉》一文曾公开发表，无论自己如何在自述里强调它是一篇“反对帝制的檄文”，里面那些类似“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的句子，是白纸黑字推脱不掉的，是不足以说服人的。

所以，在1916年10月，梁启超与人争夺讨袁之役领导权、《异哉》一文在论战中备受指责之际，他主持的《大中华》杂志，刊发了一份所谓的“吴贯因日记”（该日记的内容可信度存在问题。学者李吉奎在利用该日记时，已发现日记的某些记载过于详尽，超出情理，“不是没有可疑的地方”。）。这份日记声称，公开发表的《异哉》一文，出于种种考虑有所删减：

“原稿比后所发表者较为激烈，中一段痛斥帝制之非，并云：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⑭

意即：公开发表的《异哉》一文，是梁启超自我阉割过的。原文可是真真切切的在“痛斥帝制之非”。

迄今为止，除了在梁启超主持的杂志上发表的“吴贯因日记”，并无人见过这个所谓的“原稿”。而且，既然公开发表的《异哉》一文是自我阉割过的，是不反对帝制的，那它自然也就称不上什么“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檄文”了，也就不足以匹配“袁世凯拿20万银元来收买、被梁启超严词拒绝”这个说法。

略言之：梁启超虚构袁世凯拿20万银元买《异哉》一文，与他想借“吴贯因日记”来击破外界对《异哉》一文的质疑，都是同一种现实逻辑下的产物。当虚构需要用更多的虚构来维系，它露出的破绽，自然也就越多。

（完）

注释

①笔者视野所及，惟一对此事提出质疑者，系李永胜先生的文章《梁启超劝阻帝制与袁世凯之回应——以袁梁往来书信为中心的考察》，载于《民国档案》2016年第1期。该文对笔者极有启发，特此致谢。

②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收录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护国文献（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P299。梁在开篇称，文章的写作动机是“大陆报主人将于双十节发行增刊为我国庆祝，征余记事之文”，此可大致判断其文章写作日期，当在1916年9-10月间。

③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收录于：《护国文献（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P306。

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P711-713。据梁启超自述，除省城广州外，家乡新会茶坑亦同样举办了规模宏大的祝寿活动，地方贤达名流齐聚，梁氏父子的行动，甚至有兵船、军队护送。

⑤夏晓虹，《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东方出版社，2014，P104-105。

⑥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处笔者核对了1917年出版的梁启超所著《盾鼻集 第2册》（商务印书馆，P16）

⑦《革命文献 第四十六辑 讨袁史料（一）》，P501-508。

⑧唐在礼遗稿，《辛亥以后的袁世凯》。

⑨梁启超与梁士诒的微妙关系，可参见：马以君，《梁启超佚札十七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梁启超赴袁克定之宴，可参见《国体战争躬历谈》。

⑩梁启超，《致籍亮侪、熊铁崖、陈幼苏、刘希陶书》，1915年11月18日。

⑪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13，P51。

⑫《滇督署秘书厅编纂云南起义事略电》，收录于《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P108-112。

⑬周素园，《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正谬》，收录于《贵州辛亥风云录》，贵州省文史研究馆，2011，P83-95。

⑭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转引自《梁启超年谱初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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