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全盘西化、传统改造和“中国特色”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自省，是在西方人的入侵中开始的。无论中国文化自身中是否具备自省的传统，“这一...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自省，是在西方人的入侵中开始的。无论中国文化自身中是否具备自省的传统，“这一次”的自省，从一开始就是以西方作为自我批判的参照系来进行的。

为了自省，为了对传统本身的批判，设立一个超越性的参照系是必须的，这就像为了看清自己必须要有镜子。尤其是中国人开始自省的动力，来源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来源于争取胜利的精神，这种自省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争取胜利的努力或者冲动，以自己的敌人作为自省的镜子，就越发显得势所必然。

这样一来，西方这个自省的镜子，这个进行自我批判时的前提性的参照系，就有了双重的品格，它不仅有作为一种理论参照系的、作为自身改造时设立的目标的“超越性”，又有作为战争或者竞争的对手的“现实性”。所谓学习或者模仿的问题，也正是因此而在中国进行传统改造的过程中反复出现。学习的榜样只能是现实的。正是由于中国进行自我批判时的参照系具有“现实性”的品格，才使得我们的批判，从一开始就变成了一种“学习”。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国的启蒙与救亡的问题往往纠结在一起，从概念上分清楚启蒙与救亡的区别，对于问题的解决是不够的。救亡压倒启蒙，是现实的情势造成的。

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救亡的问题已经不再存在的时候，救亡与启蒙的纠结就变成了对于启蒙思想的一种真正的损害。我们至今无法从是否应该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中解脱出来，至今无法分清“西方”这个概念是作为理论参照系还是作为中国改革变化的“目标”或者不如说“榜样”来使用的，等等。在我看来，现代中国围绕着保卫传统的问题进行的各种争论，都是因为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没有搞清楚，才变得这么热火朝天。

无论如何，“西方”本身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它不会因为中国人把它当作超越性的理论参照系，自身就变成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同时，既然中国人以西方为原则进行自我批判，则以批判的原则作为自身改造所设立的目标，也就无法避免。

对于中国的传统改造的问题来说，向着西方的改造，或者直接说，西化，是一种宿命，是因为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入侵，是它所进行的世界一体化过程的一部分。当中国的大门被西方人的炮舰打开之后，中国人提出的是改造自身的传统以最终获得民族独立，是救亡；而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这样也可以用超验性这个词。这种改造无非是为了进入一体化的世界。

一方面，世界一体化并不简单地就是西化。从概念自身的意义上说，一体化就是无视一切差别。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一体化过程不仅要改造去“中国特色”，其实也要改造去“西方特色”，而自然地会是一个包含着所有进入这个进程的各种不同的文化的特色的。

然而，另一方面，这样笼统地说大家都有改变，更像是自欺，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自我安慰。这个世界一体化的过程是以西方文化为核心进行的，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用通俗的话来说，在这种一体化的改变中，中国文化失去的，是“深层”的东西，恰恰是“体”或者说本体，西方文化失去的是“表面”的东西，是“用”，它们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严格一点说，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模式的分析方法，社会文化的本质具体地体现为“社会基本矛盾”：在生产力 -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 上层建筑中，涉及西方人的改造的，只在上层建筑中偏向最上层的艺术、民俗等狭义的文化领域中的东西，至多是在向世界推行自己的“文化”的时候学会一点如何尊重其他民族的习俗之类；而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改变则不得不是“彻底”的，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到社会结构，都不得不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造，它所涉及的，是广义的文化本身。或者，更精确地说，中国在这个一体化过程中所要丢弃的，是自己的全责组织社会的结构，而变成功能组织社会，丢弃自己的公共权力一体化的结构而变成公共权力三分的结构，而这后一种社会结构正是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本身。总而言之，西化是无可避免，也毋庸讳言的，虽然不应该也不会是“全盘”西化。但是，如果我们希望选择一种更趋于极端的口号来作为一种最终的方向或者激励——一般而言，“口号”似乎都有这样一些特征，口号的醒目对于激励群众是非常重要的——则全盘西化的口号就要比保持中国特色好得多，虽然在这个口号之下，对自我的批判具有外在否定这样一种绝对排斥的态度，没有考虑到在批判的过程中自我自身的本质也仍然是在积极地行动着的。

这种对自身的批判中往往会产生一些“误区”，对传统的认识会出现一些“死角”、难以彻底，但至少，在自我必须接受批判这一点上，在以西方文化作为自我批判所设立的目标来看，它应该说是中国启蒙自身所设立的方向的一种逻辑的产物。而随着批判的不断深化，对自身的终极认识，我们还是能够保有一种乐观的态度的。

然而，“中国特色”的问题仍然是无法回避的。传统是一种文化自身存在的根据，因此，当我们希望改造文化传统的时候，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是沿着传统自身的逻辑进行的。换言之，任何无视传统自身的法则、强制地推行的东西，说得好，是无法成功，说得不好，是造成混乱。正是因此，在努力改造自身的时候，认识自身传统的“特色”，也就是说认识自身传统的本质就是绝对必要的。只是，在这里，问题并不涉及是否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国家”，也不涉及是否要“保持”中国特色。我们所需要的，只是通过西方这面镜子“认识”中国的特色。

现代中国的自省或者自我批判，因此带有强烈的文化比较学的特点。如果我们比较的目的，只是要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强调必须保持自己的特色或者说特点，我们其实就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不惜任何手段拒绝外来文明的一切影响，甚至闭关锁国就是了。或者，明知已经无法抗拒这样一种外来文明的入侵，就消极地逆来顺受，或者正好相反，仍然做困兽犹斗式的抵抗，不仅拒绝学习，而且不问代价，也不惜采取任何极端主义的手段，例如恐怖主义的手段，表达自己的这种拒斥态度，等等。

这后一种态度没有成为中国人在面对外来入侵中的态度的主流，即使在历史上也从未如此，对于中国人实在是幸事。而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所说，一个人的个性就是他的命运，这样一种“自强”的态度，也是中国的传统使然。无可讳言，现代世界一体化的过程，就是在西方人的四处扩张中实现的，对于其他的文明来说，加入这个一体化的过程，就是被入侵的过程。但是，说到底，对于它们来说，能够选择的，事实上并不是是否加入这样一个一体化的过程，而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加入这样一个过程。

可以说，从总体上说，中国人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积极融合的态度。

从主流的方面来看，从融合的态度方面来说，中国人没有一味地逆来顺受，完全消极地任由宰割，不做任何抵抗。逆来顺受看起来是接受同化，但这种消极的态度中其实包含着一种非常根深的“不合作”态度，它与现代的恐怖主义者的态度虽然看起来非常不同，但就抗拒一体化过程这样一种本质来说，它们实在有非常大的共同性。从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人对待这个世界一体化过程的主流态度应该说是积极的，他们没有消极地对待这个过程，就抵抗外来者的态度而言，与世界上其他的文明相比，有难得一见的坚决，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对于自身的改造其实也并没有停息。然而，也许由于这种改造是被迫进行的，要保持自己的特色的话语也就总是不绝于耳。

当然，由于中国文明有世界上最悠久的没有间断的历史，曾经创造过无与伦比的辉煌，这样一种文明自身传统中必定有最为稳固的自身逻辑，因而，在与异质的文明碰撞而不得不改变自身传统的本质的时候，那样一种困难和痛苦，也的确不是其他文明中的人容易体会的。其实，所谓保持自己的特色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这样一种情感性的背景上出现的，它在感情上容易获得中国人的共鸣也很正常。如果这仅仅是一个情感问题，则这样一种状况只是更突现出中国人积极改造传统的态度的可贵，这里有着某种悲壮。然而，当问题所涉及的，是改造传统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对这个概念做进一步的检讨了。

我们应该问的是，中国人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概念？

老实说，“保持中国特色”这个问题本身就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我们知道，日本人在向西方人学习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力图全盘西化，这个口号在日本没有在中国那样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龃龉。我们都说日本是一个善于模仿的民族。无论如何，这种模仿中透露出来的是在学习方面毫无保留的态度，日本人的这样一种努力的结果，已经使得我们现在把它视为一个“西方国家”，虽然它从地理上说是在东方。然而，日本到现在也仍然是一个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上没有两滴同样的水。如果按莱布尼兹的这样一种意思来理解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区别，按这样一种意思来理解中国与西方各自的“特色”，说中国与西方的区别本身就失去了任何意义。（end）东方历史沙龙（97）：中国文明解码--从古代神话中历史说起

时间：2016年5月24日19:3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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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陈宣良博士将于5月24日晚7点半作客学而优，分享书中内容，对谈广东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李公明教授，对中国古代神话所涉及到的相关历史内容进行探讨，并和现场读者交流。欢迎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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