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张辉、曹勉之｜解释学与读书人的虚心切己之道（下）
此系比较所张辉教授与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曹勉之同学的对谈，由曹勉之根据录音整理。...
曹勉之（以下简称曹）：对于我们这些八零年代出生的人而言，“回到文本”的自觉和列奥·施特劳斯的悄然走红是不无关系的，《迫害与写作艺术》这些文章就是我思考这个问题的“触媒”。
（列奥·施特劳斯）
张辉（以下简称张）：我的思考倒开始于施特劳斯被译介之前。我博士入学的时候，开学典礼上，古代汉语专业的蒋绍愚教授代表老师发言。他说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至今记得。他说，宁可为自己攒些因没有线而串不起来的珍珠，也不要仅仅把没串珍珠的线空落落地挂在脖子上。任教之后，我发现不少同学深受教科书之“害”，但是原典却读得很少，自己就有意识地开一些这方面的课。
后来，在接触台湾历史学家逯耀东的书以后，自己得以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比如，在《抑郁与超越》中，陆先生试图重新解释司马迁，但他依据的材料非常有限，其中最核心的几个文本包括《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乃至已经熟读成诵的内容。陆先生没有去找某些我们难以接近的材料从而完成“惊人的发现”，但是他从这些经典文本中发现的东西，我们却大多熟视无睹。
曹：这里有一个问题。解释经典的传统在西方源远流长，或许正是为此，我们今天所重申的阅读常识能在莱辛、伍尔夫和纳博科夫这里得到反复印证。有人认为，中国学者所面临的知识系统是迥异于西方的，他们的解码过程可能也情况别样，你觉得中国的知识体系能不能接受这种“经典解释”的检验呢？
（伍尔夫）
张：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当你打开十三经，会发现先有经文，接着有注，再有疏。注疏排双行。就此，我曾跟学生开过一个玩笑。我问：“你们知道古书为什么这么排的么”？没等同学回答，我说：“因为古人希望你不要读得太快，这样你会一句一句地慢慢来"。同学们都会心一笑。《论语》的开头是“学而时习之”，接着却是“有朋自远方来”，为什么？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而“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按照金克木先生的说法，古时候一个朋友过来拜访是很难的，像你我往复了几次E-mail，然后你今天就过来的这种情况在古时候是不可能的，所以才会“不亦乐乎”嘛。那为什么“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呢？因为古人认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对孔子来说，别人知不知道、懂不懂得我，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没有必要做给别人看，遭受了误解，也没有必要生气。而自己认准的，该怎么样还应该是怎么样。你看，《论语》开篇的切口很小，但是气象很大，这个开篇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谈到学，学似乎平平常常，如同每天的柴米油盐，但学又是很高的，重要的事情都是从学习开始的。学是什么？不首先是做个好读者么，好读者不正是要学习么，读书人的本分不也是学习么？做“为己”之人，正是读书人的本分。
曹：这恰恰也和我的第一个问题相照应。你所讲的“虚心切己”，不但朱子“读书法”里有提及，而且后世很多大学问家都争相引用。这样来说，“好读者”其实也是被我们遗失的中国传统，这里的中西之分反而赘余了。
张：你说的非常对。强调做好读者不应简单地说是西方传统或者中国传统，但这是一个被遗失掉的、宝贵的古代传统。其实朱子的讲法非常简单，读一本书时，要“识得正文，记得注解，熟读精诵”，“如自己做出来的一般”。这话说起来简单，但一个读者要在先接触文本的基础上，再反复玩味，即所谓涵泳，在这方面要真正登堂入室无疑是很难的。这里可以看出传统中国的智慧：不做惊人之论，在不疾不徐中达到了相当的境界。一个佐证是，在后人编纂的《朱子语类》中，朱子“读书法”与“理气”“性理”这些我们今人看来很“高大上”的、几乎可以代表宋明理学的最高范畴放在了一起。这尤其能看出编者的独具匠心。问题不就是这样吗？无论如何，做一个好读者，既是讨论形而上问题也是讨论形而下问题的前提，只有认真读书，才谈得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才能去治国平天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看起来很小，但是展开来也很大的缘故。比较起来，我自己比较喜欢读书人这个身份，而不大喜欢“知识分子”概念。因为，首先我不是一个“分子”，而是人——
曹：余英时先生对知识分子的提法也有批评。
张：在我看来，读书人和知识人也不大一样。知识人的提法还是给人两脚书橱的感觉。如果读书只是为了扩大知识的仓库，那没什么意义。读书人的“读”字包含着阅读中涵泳的过程，一种反复的玩味，这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所不具备的。如同朱子所说，读书人所做的是“为己之学”，在其间读者得以通过阅读和伟大的圣贤对话。
曹：和把读书看做自我表达的念头相对，好读者是把读书和自我提升联系到一起的。
张：所以我觉得读书人这个说法好，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但是现代人的心性、德性的问题却能从中凸现出来。读书的问题每个时代都有，不局限于特定时空，只是现代知识人的问题尤其严重，所谓“于今尤烈”。现代社会的设计更加功利，不像古代社会会讲德性、荣誉等，这也是很多思想家的说法，这样一来，读者德性的丧失几乎是必然结果。当然，这里面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可能不是某一个个体的原因，和社会风气有关。回到解释学，可以说，我们正被现代哲学解释学的氛围所笼罩，这几乎成为了我们的时代精神，讲虚心切己似乎有点“不识时务”了。
尽管如此，作为读书人，我们还是应该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保存一点空间。不要认为我们达不到某些层次，它们在世界上就相应地不存在。你刚才过来时，交通灯还是亮着的，我们还是会红灯停、绿灯行的，这些秩序看起来微末，甚至纯粹出自人为，它们背后的、更根本的秩序又是哪儿来的呢？正因为有“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才有我们读书人和伟大的作者、作品去对话的可能。更进一步，如果没有和伟大思想的亲密联系，我们和伟大的存在就是一种可怜的萍聚关系而已，即使活了一百岁，也依然是“精神孤儿”。这也是“读书法”背后的大问题。我们这个小时代的大问题。
曹：在我们之前的通信中，您的这几个词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小时代，读书人，大问题。
张：为什么这是小时代，因为我们否认巨人的存在，即使见到巨人，我们也会说，他们不过和我们差不多而已，这就是尼采所谓的“怨恨”。我们达不到就说没有，或把高的拉到低处，好比如果听不懂交响乐，就认为交响乐和通俗音乐是一样的。西蒙娜·薇依的一本书题为《扎根》，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处于无根的状态。朱子讲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切己，现代的读书方式是为了所谓的做学问，找材料，或者某些更不堪的实际需求去念书的，这当然不能切己，无法体会个中三昧。与切己相关，朱子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是虚心，虚心不仅仅体现在道德层面上，和纳博科夫所说的一样，他还在强调阅读的时候读者要尽可能留有“空白”。当然，启蒙时代的一些建构，如洛克的“白板”，自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至少可以抑制你的先入为主之见。比如，读《红楼梦》前，先认为这是一个揭示四大家族的封建腐朽的作品，那么《红楼梦》就不需要看了。朱子讲怎么读《诗》，说如果先带着“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去看，那么《诗》也不必要看了。纳博科夫也说，带着揭示资产阶级腐朽的念头去读《包法利夫人》的话，会无功而返。这些都说明，如果永远带着先入为主的念头去读书，让作者去就范读者，那么不但作者有不在场的委屈（笑），读者也没有任何收获。这或许是现代阅读习惯的最大问题之一。
（清代孙温绘本《红楼梦》其中的一幅）
曹：现在的一个麻烦是，人们读的不是书，读的是自己，大家是想从书中去寻求一种信念，确证一些东西。
张：有两本书的书名很值得咂摸。一个是《愉悦与变革：经典的美学》，还有一个是《阅读的至乐》。在后现代、后殖民的话语里，对为什么要读经典的回答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了，这两个名字的宝贵之处就是点出了最本真的阅读目标——愉悦。阅读是一种乐趣，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沿着正确的阅读方式进入的话，你的阅读是能够从中获得愉悦的，而愉悦是能够让人变化的。读任何的作品，哪怕看起来非常理论化的文本，都是能够找到乐趣的。比如《拉奥孔》，一开篇，它讲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中所谓“静默的单纯、高贵的伟大”，但是他一上来举的很多例子却是关于哭喊的。人死了以后要哭喊，这是自然的感情，在古希腊，蛮邦才不允许哭出声来，雅典的领袖阿伽门农却部介意大家以哭表达真实情感，哭，不会减损希腊英雄的伟大。这些写法是非常戏剧性的，如果以高头讲章的角度来看，这些文本或许非常枯燥、抽象，能说出特别多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样毫无新意的话。但是这或而也在减损阅读的乐趣。再比如，《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好像是本很抽象的书，但梁漱溟在书中和胡适等人进行了争论，这里面是有“情节”的，是有出场人物的，这种论辩是有戏剧性的，很好看的。
事实上，每年研究生招生的时候，我们都会问学生读过什么作品，这些作品具体是什么样的。我曾经问过，《会饮》中人们的座位是怎样的，为什么这么坐？《红楼梦》按一般故事逻辑完全可以从第二回开始，为什么要有与石头联系起来的第一回？等等。这些看起来是很小的问题，但是如果以正确的方式进去，那结果就不同了。或许，呈现这个思想的过程本身，比结论更重要，不仅是因为这个过程更有意义，而且也是因为它更“好玩”。今天，我们的教育圈限了我们进入伟大文本的道路。史铁生曾说，有很多好词都被人败坏了，我们的教育实际上也在败坏阅读，败坏那种一杯清茶，一本老书的愉悦，败坏以读书砥砺精神的古老传统。
（柏拉图《会饮篇》中的交谈场景）
换句话说，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好，让我们有与最好的东西对话的能力，而不是一上来就“发明创造”，那样的“创造”是建立在沙堆上的。而所谓liberal education，我们常常把他翻译成“自由教育”，这个译法并不是完全不对，但是它会导致一种误解，即教育在于提供多种可能性。当然要提供多种可能性，但大到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种思维方式，小到任何一本书，任何一种运思方式，教育不仅仅要告诉你有多少种可能性，还要强调或重申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些可能里，哪一种最好。至少让学生知道，先哲们曾认为什么最好。这才是自由教育（或者毋宁译作博雅教育）的目的所在：与最好的在一起，才是最高意义上的自由。
或许你看过我曾写的一则书评《什么是真正的开放？》，文中也说了差不多的意思。事实上，正如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真正的开放也不是对所有的东西都保持敞开态度，而也是让我们知道什么路通向至善和美好。因为，如果对低下乃至无耻也保持所谓的"开放"，那么这就不是开放，反而是闭塞（close），是堵上了通向最好生活的可能。
曹：从欧洲大学传统在博洛尼亚奠定开始，神学、医学、法学的三艺就成为大学所教授的内容，在中国的古典传统中，也有培养杰出君子的“六艺”，求其通则，大致是“全人”的培养之道。反倒是在输入现代的教育制度之后，我们的读书人身上却透着了虚骄气、杀气、戾气或低声下气。
张：在《曙光》前言中，尼采用了 “慢板阅读”这个说法。我们身处在一个“工作的时代”，很多的事情都巴不得在三五年内干完，很多的远大目标都巴不得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尼采的对峙之道正是慢板阅读，通过做一个细致的读者去克服一个时代。这是很大的野心，却被放在了一个细枝末节的做法上。和伟大作者的对话，使得你可能降到生命的最低处，也可能让你走到生命的峰巅。每个人的经验都非常有限，而阅读本身则拓展了我们有限的视域，有限的生命，有限的存在时间。再次借用尼采的概念，或许我们可以说，人可以通过阅读成为自己的“主人”，而避免成为“末人”。
而成为“主人”的标志之一乃是，尽管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永恒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但却绝不会放弃与伟大作者一道提问和思考。与之相反，上面的这种读书人之见，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的解释学氛围所取消了。所有的东西都成了解释甚至对于解释的解释，“恒久之至道”已不复与伟大作品联系在一起，意义和无意义，高贵和鄙俗，甚至好与坏，都成了被知识人刻意回避和消解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到朱子的“读书法”、做虚心切记的读书人，看起来是小问题，但当我们期望通过正确阅读建立与伟大经典与伟大思想的血肉联系时，那本身是不是已经在对小时代做大哉问呢？
曹：现代解释学也许终结，但解释学的问题看来永远不会终结。
张：谢谢你的访谈。
本文原载于《跨文化对话》2015年第3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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