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的一件假国宝，误导了不少人
如果连基本的审美水准都达不到的时候，就难免会把垃圾当成国宝。日本人懂笔法吗？笔法传到日本去过吗？...
【黑老虎丛谈】
台北故宫的一件假国宝，误导了不少人
在碑帖的考证中，有时仅仅一个字就能决定拓本的真假、优劣、先后。
勑[chì]——大致意思是帝王的诏书，命令。
在碑帖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个字。
“奉 勑撰”，表明是奉皇上的命令来撰写碑文。
“奉 勑书”，表明是奉皇上的命令来书丹，书写碑文。
在刻帖中，有时也会把皇上亲手写的“勑”刻上，如《十七帖》。该字记载为唐太宗李世民所书。
由于先后版本不同，在摹刻的过程中，“勑”字外形和点画上都发生了变化。
邢侗（1551-1612），斋名来禽馆，他所刻的《十七帖》也叫“来禽馆本”。
张伯英（1871－1949），斋名小来禽馆，他所藏的《十七帖》一般称为“张伯英本”。
另外还有冯氏快雪堂本、香港中文大学藏的岳雪楼本等十多种存世拓本，每本“勑”字皆不同。
《十七帖》版本众多，学界一般分为两种：
1、帖尾刻有“勑”字和“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 臣褚遂良校无失”、“僧权”押署的拓本，统称为“勑字本”，也即馆本系统。
2、帖尾没有刻“勑”等的称为南唐后主李煜刻的贺知章临写本系统。
其实水平极为低劣，跟贺知章、李煜没有任何关系。
这两种系统外，还有收入其他刻帖中的《十七帖》部分散帖，大都为拙劣的仿刻。
这两种《十七帖》刻本系统，虽然面貌迥异，但以往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版本先后、优劣之分上而已，谁也没有对“勑”字提出异议和新的看法。
容庚先生（1894-1983）在上个世纪，开始怀疑“勑”字是从唐玄宗的墨迹本《鶺鴒颂》中摹刻而来。
这下子，仿佛一个新的重大发现问世，热闹了许多。
很多专家学者对《十七帖》馆本系统刻帖的时间，以及帖尾褚遂良等人题名和‘僧权’押署的真伪进行了一番重新考证。
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事古典文学及文献学研究的周笃文先生在《文物》杂志撰文，认为“勑”字本十七帖是北宋人作假，“托名唐代以广流传”。
日本的一些书法碑帖学者也纷纷著文，对“勑”字提出自己的看法。
中田勇次郎在《十七帖序说》一文中，指出：
“这个勑押与唐玄宗的《鶺鴒颂》真迹本所见勑押酷似，笔法几乎相同......勑押却与唐玄宗《鶺鴒颂》的勑押相同，此不能不疑。”
松井如流在《十七帖小考》一文中，这样讲：
”中田勇次郎.....指出此‘勑’字和玄宗之书法非常相似，我赞成此说。“
西林昭一在其所著的《十七帖》中，指出：
”曾经亲眼见过台北故宫博物院现存的《鶺鴒颂》，也许是后世人所为，但”勑“字的确是玄宗时代的典型风采，与太宗的书法相去甚远。“
鶺鴒颂中的“勑”和“余清斋本”、“三井本”的“勑”，对比之下，结体虽然略有差异，但从外形上看感觉像是同出一脉，容庚先生的说法看起来不无道理。
王玉池先生在《十七帖在王羲之书迹中的地位和重要版本述评》中，这样写到：
”（十七帖）当时并无唐太宗的‘勑“字。容庚先生推测‘勑“字是从唐玄宗《鶺鴒颂》上移来，也应是对的，否则二者不会相似如此。”
“勑”字引发的对《十七帖》的争论，进而带来的对其它问题的探讨，持怀疑论的一派的大致观点是这样的，这也是研究王羲之的学者祁小春先生的结论——
1、“勑”字本末尾之“僧权”二字位置不对。
2、“勑”字本系北宋人托名唐刻唐拓，并伪造了‘勑'字、褚遂良等题名和‘僧权’押署。但王羲之的字却非虚造，而应是王羲之原帖比较忠实的勾摹本。”
对《十七帖》“勑”字本的考证,真的盖棺定论了吗？
来，我们还是先看看这件《鶺鴒颂》吧。
《鶺鴒颂》据传是唐玄宗李隆基的作品，一直被视为他唯一存世的书法真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并收入《精彩一百 国宝总动员》一书，作为国宝中的国宝，对外隆重推介。
《鶺鴒颂》墨迹本后面又有蔡京、蔡卞、王文治等人的题跋。
钤有”宣和“、“政和”、“内府图书之印”、“晋府图书”、”石渠宝笈“、”宝笈三编“、”乾隆鉴赏“、”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等众多藏印。
赵明诚《金石录》记载：“唐鶺鴒颂，明皇撰并书。“
一切都看似流传有序，真迹无疑。
这件墨迹本中“朕之兄弟，唯有五人”、“秋九月辛酉”之语，提供了一些线索，引起了一番对《鶺鴒颂》书写年代的考证。
唐玄宗共有兄弟六人，“兄弟五人”到底有没有包括唐玄宗自己，如果没包括，谁先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期间，哪一年的九月有辛酉日？
徐邦达认为《鹡鸰颂》完成时间不会晚于开元二十年，是玄宗四十二岁之前的作品。
江兆申在《唐玄宗书鹡鸰颂完成年岁考》一文提出完成时间在“开元七年”，这个说法有相当广泛且持续的影响，台北故宫的林柏亭、黄伟中、谭怡令等人也沿用“开元七年”之说。
曾任台北故宫副院长的何传馨和方展里等人提出“开元五年”之说。
台北故宫的侯怡利提出“开元九年”一说，并对拖尾上的跋文本身的真伪提出疑问，认为蔡京、蔡卞二人跋文书写质量稍差，并且有较多笔误，因此并非真迹而是有根据的临写本，本卷是在宣和年间由册页改成手卷的。
徐邦达先生认为是墨迹本正文是双钩廓填，江兆申先生对此存疑。而侯怡利先生经过目鉴，又借助高清数字设备看后，认为不是双钩廓填，而是写本。
启功先生则认为《鶺鴒颂》墨迹本为翰林院内学御书体的专职官员代书，书后由皇帝敕字。
启功先生这个意思就是讲，前面的正文是代笔，后面的“勑”字才是唐玄宗真迹。
无论是坚持认为《鶺鴒颂》是真迹的一派，还是认为是双钩摹写或伪作的一派，都认为该卷书作承袭了王羲之的书风，同时又有盛唐的丰腴之美，具有唐玄宗时期的书风特点。
唐玄宗的书法面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除了墨迹本外，世上还唐玄宗的《鶺鴒颂》，一是北宋《汝帖》拓本。
首先从文字上来看，《鶺鴒颂》墨迹本的文字颇多，收入成书于清代的《全唐诗》、《全唐文》，附有前面的序言，而《汝帖》刻本的文字少了许多，文字则收于成书于南宋的《玉海》，无前面的序言。
《鶺鴒颂》的刻本除了《汝帖》外，还有收入《兰亭序帖》的一件，这里不再全部贴出。
两件“刻本”中，很关键的“兄弟 □人”中该字全都泐损，无从判断到底写的是兄弟几人。
《汝帖》和《兰亭序帖》刻本文字相近，有添加，而《墨迹本》文字则添加许多，前后顺序也大有不同。
“左清道率府长史魏光乘，才雄白凤，辩壮碧鸡，以其宏达博识，召至轩楹，预观其事，以献其颂。夫颂者，所以揄扬德业，襃赞成功，顾循虚昧，诚有负矣。美其彬蔚，俯同颂云。”——墨迹本
“左清道率府长史魏光乘，作颂以献，揄扬德业，有负虚美，以其彬蔚，俯同颂云。”——《汝帖》刻本
如果从文字本身来看，谈点粗浅的看法，《汝帖》显得更为简洁，文词更有古意，而《兰亭序帖》刻本差一些，墨迹本则显得用语拖沓，文词的用法年代上更近一些。
我们还是从书法本身出发，挑选一些字出来对比分析一下，看清优劣，其他的都是旁证。
”魏光乘作“四字，先讲些最直观易看的地方——
墨迹本中，”魏“中左下”女“部的”丿“，过于尖细，刻本粗细合度。
”光“——汝帖中左下的”丿“尾部有损，而墨迹本该笔则僵硬难看。右边的戈勾，墨迹本轻飘，汝帖刻本沉实。
”乘“——最上面的短”丿“，墨迹本明显过小，细弱，右下的点拖沓无力。
”作“——墨迹本该字结体明显丑陋，右边的竖画又太粗。
再仔细看下，墨迹本中很多笔画的起笔处，总爱先绕个弯，如”魏“左边第一个横画，”光“上面的竖画，而汝帖刻本则线条干净利落。
这里再贴出一些，不做详细的分析，孰优孰劣，大家一眼即知，墨迹本实在惨不忍睹。
《鶺鴒颂》无论是结体上，还是点画的力度上，说是唐玄宗的真迹，都是笑谈。
这样的书写水平，不用谈古人，就是今天的书家，写上几次就可以超越。
把墨迹本中的臃肿当成丰腴，粗率当成潇洒，僵硬当成沉实，实在让人无语。
如果连基本的审美水准都达不到的时候，就难免会把垃圾当成国宝。
墨迹本和《汝帖》刻本，从用笔的方法上来讲，是截然不同、有着天壤之别的两种方法。
墨迹本为中锋提按，所以起笔的时候会绕个尖出来，提笔的时候线条会尖细许多。
而《汝帖》刻本，是侧锋用笔，没有提按，笔锋绞转而行，自动收拢，线条沉实、圆劲。
《汝帖》刻本的用笔方法，跟唐太宗、唐高宗的用笔方法是一致的，在熟练程度上有差异。
这几任皇帝跟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掌握笔法的大臣，还是学到很多东西，唐高宗、唐玄宗的侧锋用笔已经颇为成熟。
《汝帖》刻本更为接近唐玄宗书法的本貌。
《兰亭序帖》所收《鶺鴒颂》刻本，是宋人摹刻，水平不及《汝帖》。
《汝帖》刻本的文本，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鶺鴒颂》版本，用语简练而饶有古意。
台北故宫的《鶺鴒颂》，这件东西，到底怎么来的？
怎么从垃圾变为国宝的呢？
这里不再做详细的分析，大概介绍一下。
唐玄宗《鶺鴒颂》在传抄、流传的过程中，增添、删补，到了《兰亭序帖》时，文词已经有了较大改动，
清代的时候，原有的文本变成了另外一种面貌。
《鶺鴒颂》墨迹本，是对着《兰亭序帖》中《鶺鴒颂》刻本临摹而成，而不是双钩廓填，没有的文字则揣摩着添加，所以导致卷中一部分字的外形像《兰亭序帖》刻本，又有一部分变了个样，整篇风格前后不统一。
这件东西，从书写水平、纸张来看，作伪的时间在清晚期。
从《鶺鴒颂》墨迹本中看不到唐玄宗书风的清劲圆浑，而是不堪入目的萎弱荒率。
有朋友讲了，上面不是有清代几任皇帝的大印吗？
不但“宣和”、“政和”的印是伪造，清晚期以前的印也是伪造”。后面蔡京、蔡卞、王文治的题跋也是伪造的。
类似这样的“石渠宝笈藏品”，在今天的拍卖会上还会时不时看到，也能查到相对应的著录情况，就看有没有人敢认敢买了。
侯怡利先生看出了二蔡的题跋是伪造的，正文本身的真伪，不知道他又是怎么看待的。
唐玄宗在《鶺鴒颂》中到底写的是“兄弟几人”？
《鶺鴒颂》的书写时间到底是哪一年？
让专家们再去考证吧。
好了，绕了这么大一个弯，无非是说明台北故宫藏的《鶺鴒颂》墨迹本是假的，而且水平极差。
回到前面《十七帖》中的问题上来。
《鶺鴒颂》墨迹本既然是假的，那么后面的”勑“字又是怎么来的？
对照《十七帖》拓本后面的”勑“字，临摹而来。
《鶺鴒颂》墨迹本上的“勑”是蛋，而《十七帖》中的“勑”才是鸡！
不少专家把谁是鸡，谁是蛋，搞混了。
那么《十七帖》“勑”字本馆本系统，到底是不是宋代人作假，托名唐刻唐拓，并伪造勑字、褚遂良等题名和“僧权”押署吗？
显然不是！
可是，南朝时期的藏书家、书法家徐僧权的“僧权”押署在帖尾的位置，反而在唐朝的皇帝后面，这个位置是不对的啊？这怎么解释？
“僧权”押署，在《十七帖》墨迹真迹本上，应该是有的，而且就在帖尾后面，其具体位置，不好猜测。
但唐太宗李世民的“勑”字，不是写在装裱好的《十七帖》真迹上的。
如果在真迹上写一个孤零零的“勑”，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皇上的题跋吗？不能准确代表任何含义。
再回头看看《鶺鴒颂》墨迹本，后面那个孤零零的“勑”显得好傻啊。
这个“勑”字是唐太宗写好后，在刻帖的时候，勾摹背朱，刻上去的，在“勑”字的下面，再刻上“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 臣褚遂良校无失”这样才能显示一个完整的意思，奉皇帝的命令刻十七帖，谁又在其中干了什么比较重要的事。
“僧权”押署在真迹中的位置，在刻帖时又该放到帖中什么地方，不一定非要像刻《十七帖》中前面王羲之墨迹那样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移位。
个人的看法，把“僧权”押署放到“勑”字的左下边，主要目的是为了彰显大唐皇帝至高无上的皇威。
如果“僧权”押署在真迹后面稍远的位置呢？刻帖的时候怎么刻呢？还要先空出来一大段后再刻吗？
《十七帖》”勑“字本也就是馆本系统，存世十多种版本，到底哪一种是《十七帖》的原刻原拓？哪些又不是？或者都不是？为什么？
怎样彻底搞清楚这些问题，这才是研究《十七帖》的首要之举。
其余的问题，再大也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中田勇次郎谈到“勑”字时，讲馆本和《鶺鴒颂》的“勑”字，“笔法几乎相同”。
拿张伯英本中的“勑”和《鶺鴒颂》墨迹本中的“勑”对比看看。无论外形结体还是点画的力度，墨迹本都是无法与拓本相比的。
临像了，就是“笔法几乎相同”吗？
把王羲之的法帖都临像了，就得到王羲之的笔法了吗？
这是今天典型的形同于法、以形求法的错误学书理念。
日本人懂笔法吗？笔法传到日本去过吗？
隋唐时期从公元630到894年，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也从来没有真正接触到笔法，也只是参加了类似的汉字书写培训班，仅仅掌握大致的执笔方法而已。
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陆彦远、张旭、李邕、颜真卿、怀素、柳公权等真正掌握笔法的人，日本人都没有真正接触和交往过。
日本人连“闻法”都无缘，就更别想得到他们的“口传手授”。
一千三百多年来，日本的书法始终在“法外”徘徊。
笔法，今后也永远不会传到日本去。
——2016年5月31日于深圳瞻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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