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火了,讲些前辈们被黑老虎咬的事

 

聊聊碑帖界前辈被黑老虎所咬的往事,汲取前辈们的经验教训,找对方法,多下功夫,艺高人胆大,方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黑老虎丛谈】
碑帖界前辈们被黑老虎所咬的往事




碑帖为什么行内称为“黑老虎”?

主要是碑帖拓本颜色多为黑色,价值高,善本价格尤其金贵,加上真假难辨,一不小心就会看走眼、上当,像被老虎咬了一口,还往往咬的不轻。

黄庭坚有”孔庙虞碑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之说。

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曾云:“宋拓《大观帖》有黄、白纸二种,所见不一……按此帖在宋时莆田方楷曾以百万购之不得。”

现代碑帖鉴赏家秦公曾讲,“从宋朝开始的碑学和帖学风靡了近千年,文人若不明碑帖,如同农夫不辨菽粟,木匠不辨绳墨。所以,在中国传统收藏家心目中,善本碑帖是首选藏品,之后是宋版古籍,再次才是字画。”

名碑名帖善本一直难求,价值高昂,做手脚的也就多了起来,剜挖、铲磨、翻刻等等作伪手段愈发高明,往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防不胜防。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清中期以来众多的金石碑帖鉴定大家也是屡入虎口,苦不堪言。

在这里跟大家聊聊碑帖界前辈被黑老虎所咬的往事,汲取前辈们的经验教训,找对方法,多下功夫,艺高人胆大,方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一、张伯英



张伯英(1871-1949),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光绪举人书法家、金石鉴赏家、诗人、学者。精于碑帖评鉴,曾仿《四库提要》体例著有《法帖提要》七卷。其中列举了自宋至清帖刻512 种,详细分析论及了各家书法流派的优点与不足,自谓“平生无他技,惟承家训,辨书帖真伪无所失。

琉璃厂一古董商在《张猛龙碑》珂罗版印刷品上,对字涂抹做旧,再以竹签压做出凹下字口,手摸上去有碑帖椎拓的立体感,再经精心装裱,“盖”、“魏”两字未与石花泐连,俨然明代拓本。张伯英掏了七百大洋购进,与友人共赏,玩了段时日才发觉是赝品,拿到琉璃厂庆云堂寄售,解放后被北京图书馆作为参考品,当作反面教材,廉价收购。

过去人讲规矩,张伯英自己买到假货了,也不会找别人退货,只能自己认栽,怪自己眼力不济,看走了眼。



二、吴湖帆



吴湖帆(1894—1968),清代著名书画家吴大澄嗣孙,集绘画、鉴赏、收藏于一身的显赫人物,藏有金石书画1400件,家藏宋拓欧帖四种,故其斋名为“四欧堂”。

宋克的《七姬权厝志》有“明代小楷第一”之誉,原石早佚,原拓极为珍稀,千金难求,明代即有翻刻,而且翻刻精良,让翁方纲等很多名家看走了眼,纷纷题跋。

清代黄易先后得到真本和翻刻本后合装一函,后归广东高要的何瑗玉所有。

转让给吴湖帆时,“以价值昂贵商议再三,而吴压价过半,何氏遂以赝本与之,仓促间吴竟莫辨,及携归细阅题记,知另有真本,遂复央人以原值得之”。

估计赝本中翁方纲看到真本后的那段题跋“谁教抚本苦传神,侧影灯前已逼真”如果没有的话,吴湖帆也就把翻刻本当成宝贝了。





吴湖帆的“四欧”中,以欧阳询的《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最为名贵,为原石北宋拓本,”海内孤本“,其余存世拓本皆为翻刻本。

在吴氏得到该本之前,翁方纲在乾隆五十五年就判定此册为”宋代翻刻本“,而将另外五本翻刻本鉴定为”唐原石宋拓真本“。

1908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化度寺》剪裱残本问世,世人均认为”敦煌本“为原石唐拓本。

罗振玉1909年见到”敦煌本“,1926年得见吴氏藏《化度寺》”四欧堂本“后,将翁方纲的结论推翻,将翁方纲鉴定的”唐原石宋拓真本“五本更定为“宋代翻刻本”。

罗振玉对吴氏《化度寺》“四欧堂本”赞赏有加:“甫一展现,神采焕发,精光射十步外,不必一一与敦煌本校量,已可确之为唐石宋拓。“

其实,”敦煌本“也是翻刻本,与”四欧堂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本子。但这段题跋写后,罗振玉从吴湖帆那里得到二百大洋的润笔费。

吴湖帆将《化度寺》”四欧堂本“影印出版,分赠友朋。

吴湖帆后来将”敦煌本“影印版与自己的藏本对比之后,发现二者根本就不是同一版本,这个时候,他也起了怀疑,认为”敦煌本“才是真正的原石拓本,便对自己的”四欧堂本“进行涂改,把首行的第一个”化“字右边的”丿“涂描成没有穿过戈弯钩,而且还掩耳盗铃地进行了伪饰,在册中旁注:”化度二字经前人描过,校唐拓残字有失,戊辰元旦。“

如果从拓本的价值来看,这修改的一笔不知道要损失多少大洋,这其实是间接地被黑老虎咬了一口。

参照赝品对真品进行涂描,吴湖帆也算是开了碑帖界先河了。



三、龚心钊



龚心钊(1870~1949),安徽合肥人,寓居上海,室名瞻麓斋。他19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是清代最后一任科举考官。龚心钊平生笃好文物,潜心研究,收藏文物精品颇多,如秦商鞅方升,战国越王剑,宋汝窑盘,以及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陈曼生等制的紫砂壶。所藏碑帖善本无数。

《九成宫醴泉铭》宋拓本历来备受热捧,因为碑石屡经剜挖、铲磨,笔画时粗时细,版本的优劣、先后在众多碑帖中最难辨识,价格又奇贵无比,说其是最大的黑老虎,也不为过。

碑帖鉴定家们无不在此碑上下足功夫,力争高下。

1932年秋,朱翼盦花费5000大洋购入《九成宫》北宋初拓本。

1934年农历腊月二十五,龚心钊经北京庆云堂张彦生介绍,以6000大洋高价又购藏一本《九成宫》宋拓本。先付3000元,尾款在1935年农历二月初十左右付清。



这是什么样的本子,这么贵?

从龚心钊的一则题记中,可以得知概括。

”密县东临新郑有军阀裴姓,此本不知何时入其家,民国甲戌(1934年)之前,寄售北京某碑铺年余,人皆认为覆刻,复取回质于密县某家,方雨楼闻之,甲戌由新郑往访赎得之,旋由张燕生介绍,自燕赍沪,以归吾瞻麓斋,或谓即秦刻之祖本。戊子正月怀叟补记,是年七十九岁。“



龚心钊购藏后,特意拍照”观碑图“留念,并将照片装潢入册,可见其珍视程度。



龚心钊购买的这本《九成宫》,明末清初入党崇雅玄赏斋,嘉庆四年归翁方纲并留有翁氏题跋,有王铎的伪签。龚心钊得到后请郑孝胥审定,郑氏题签,也鉴定此本为”北宋拓本“。

龚心钊题记中言及的”秦刻“,是无锡锡山的秦蕙田翻刻本。对比之下,龚心钊藏本看上起也确实像秦刻祖本。

龚心钊也就铁定认为自己购藏的这本是北宋拓本。

目前存世所见《九成宫》北宋拓本也就一共三本——朱翼盦藏本、吕伯威藏本、毛文达本,在清末民国时期也都未影印出版,秘不示人,无缘得见,连郑孝胥等碑帖鉴定都没有见过,何况龚心钊呢。

龚心钊购藏的这本其实是《九成宫》南宋中后期拓本,是碑石大面积剜挖和铲磨后所拓,秦蕙田翻刻本的底本也是南宋中期左右拓本,所以看起来龚氏购藏本是秦刻本的祖本,这无形中又为龚氏藏本是北宋拓本提供了旁证。





龚心钊显然是以北宋本的价格买了南宋本。买贵了许多。

南宋本在他那个时期大概什么价呢?大概不超过1500大洋,加上前朝名人的题跋也不过2000大洋。

龚心钊如果知道自己购藏的是南宋中后期拓本,肯定不会出6000大洋做冤大头。

同一块碑石的拓本,有好坏,有差异,就有先后,碑帖的断代结果直接影响价格。

把明拓本当成宋拓本,把南宋拓本当成北宋拓本,在过去的碑帖界是常有的事。

四、方若



方若(1869—1955),字药雨, 浙江定海人,寄居天津。富收藏,尤好古泉。曾著有《校碑随笔》《设画录》《访印随笔》《墓志类聚》《印萃》《陶文》《续古玉汇考》《药雨丛刻》等著作,尤以《校碑随笔》一书知名海内外。

《石经》中——《熹平石经》初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刻成后立于当时的汉魏洛阳城开阳门外洛阳太学所在地。

后又有《正始石经》——曹魏正始二年在洛阳开刻,用古文,隶书,篆书等三种文字刻成,又称《三体石经》,经文有《尚书》,《春秋》。原立于魏都洛阳南郊太学讲堂,遗址在河南偃师佃户乡。

宋代以后陆续有残石出土,最大的一块1922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太学遗址,其上共1800余字。



石经残石在当时被争相抢购,价格日渐升高。

山东一个姓宋的人,能书善刻,作伪手段高明,伪造《熹平石经》残石能乱真,方若曾经先后购得五十三石,视为至宝。上海博物馆也曾收入他伪造的一块石经。

另外方若在《校碑随笔》里把伪造的《朱博残石》也当为真品一并收入。

无中生有、伪造碑石,自古就有,明代开始盛行,清末达到顶峰。

碑帖鉴赏家马宝山曾讲,“罗振玉对我说,此书(《校碑随笔》)原稿是王国维和他合写的,由方若整理出书。”

这就是说,方若并不是《校碑随笔》的真正作者。

根据方若后来在碑帖上的见解和水平,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方若的成就主要还是在古钱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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