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最好的房子都是给书住的

苏州博物馆藏古籍碑拓特展...

明清时期的苏州，称得上是全国藏书之都。

明代文学家归有光说：“吴为人才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

彼时，私家藏书渐趋鼎盛，私家藏书的人数也空前增多。尤其江浙两地，是全国藏书的集中地带，而江苏的中心区域就在苏州。

上到豪门富家，下至寻常百姓，对典籍都心怀崇尚，藏书家、藏书楼更是数不胜数。

钱谦益绛云楼、汪士钟艺芸书舍、霍启甲铁琴铜剑楼、顾文彬过云楼等都是书林翘楚。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最好的房子都是给书住的”。有这样一段话可以回溯当时的状况：

“吴中文风，素称极盛，俊士荟萃于兹，鸿儒硕彦，代不乏人。以故吴中旧家，每多经、史、子、集四部书之储藏，虽寒俭之家，亦往往有数拾百册。至于富裕之家，更是连椟充栋，琳琅满目。故大江以南，藏书之富，首推苏州。溯自元、明以迄清季末叶，藏书之家，指不胜屈。拥有数千百卷之图籍者，多不胜举。居民中藏有一、二十箱线装书的并不为奇。”

据统计，到清末为止，苏州共有藏书家400余人，居全国首位。

如今，大量古籍图册除了在私人藏家处，还有进入了各个公立机构的。

苏州博物馆在上世纪60年代成立之初就搜求了一批珍贵古籍文献，朱德元帅的恩师李根源先生、民国元老何亚农的子女、曲园后人俞平伯先生、海粟楼主人王佩诤教授、顾沅后人顾翼东教授纷纷响应将家藏珍品捐献国家。



目前，苏州博物馆中藏有中文古籍十万余册，大多为辛亥革命以前的稿本、抄本、校本及印本，尤其以佛教经卷、地方文献、碑帖拓本、名家手稿为特色。

其中，已有67种善本入选到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还有127种善本入选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

在名为“木石缥缃”的苏博藏古籍碑拓特展上，这些难得露面的珍贵古籍被集中展出，共有唐宋元明清历代写本、印本、拓本精华数十件，展览在前不久刚刚结束，来回顾一下。



在苏州博物馆藏的古籍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佛教经卷。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江南地区自魏晋之后崇尚佛教之风的盛况。

1978年，在苏州城南瑞光塔第三层塔心天宫窖藏中的一只楠木黑漆嵌螺钿经箱内，意外发现沉睡了千年的后秦释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七卷七轴，在这次展出之列。

这件经卷为唐代泥金写本，极为精美。每卷由若干版磁青纸接续而成。卷一由二十一版相拼接，每版二十行，每行十七字，共计五百一十行。卷前引首有释迦牟尼说法经变图一幅，画面泥金绘制，线条精工流畅，佛像庄严生动，各卷所讲述的佛经故事都不一样。

尤其，此经还装有鎏金铜轴头，轴头两端錾刻吉祥花纹，经图前以金线勾描吉祥花图案，卷首背面同样描绘金花图案，未打开前或卷起后，均可见之，精美异常。七卷之中，卷一、卷二、卷七后均有题记。



和这本同时重见天日的还有北宋初年刻本《妙法莲华经》七卷，目前存六卷。每卷以黄纸数版接续而成，以碧纸为包首，每卷行数从四百二十七至五百二十二不等，每行二十四字。字体书法端正，刻工精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佛教经卷之一。

据李际宁《中村不折藏传吐鲁番出小字本雕版年代补证》考察，日本书道博物馆藏被认定为隋代刻本的小字《法华经》，与馆藏此本“版本相同”。宋元刻本苏州博物馆所藏不多但也不乏精品。

宋刻本中，如宋吕祖谦撰《东莱吕太史文集》十五卷《别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吕祖俭辑《丽泽论说集录》十卷及附录三卷附录拾遗一卷，宋嘉泰四年（1204）吕乔年刻元明递修本，存九卷（文集卷六至十、附录三卷、附录拾遗一卷），距今已八百年。

经明清两代福建藏书家杨荣、红雨楼主人徐兴公、蒋琦（绚臣）、郑杰（人杰）递藏，后流入日本，为汉学家岛田翰所得，又由田吴炤于从日本购归，经民国蒋祖诒、刘之泗等递藏，建国初期从刘家散出经古旧书店江澄波先生之手，又卖给了苏州博物馆。书中有“宋本”朱文腰圆印、“晋安徐兴公家藏书”朱文长方印等二十九方。元刻本有元至正元年（1341）集庆路儒学刻明修本《乐府诗集》一百卷、《目录》二卷，宋郭茂倩辑，存七十二卷（卷1-42、71-100）。这套书曾是清代官员潘祖荫的旧藏，书里还有他朱、墨双笔的校改。苏州博物馆所藏的明代古籍涵盖了明刻书早、中、晚三期，拥有大部分帝号时代的刻书。这一时期，宋体字日趋定型，对此后三百余年的刻书影响深远。此次展出唐人殷璠辑《河岳英灵集》三卷，就是明嘉靖刻公文纸印本，纸的背面，可依稀看见字迹，所写内容是明嘉靖16年二月至四月所起草的公文，并有多处钤盖官印。

到了清代，文人学者对于考据学、金石之学的热衷，进一步推动了访碑活动。

张岱《陶庵梦忆》中便提到：“看水晶殿，寻《瘗鹤铭》，山无人杂，静若太古。回首瓜州，烟火城中，真如隔世。”

这些知识分子认为，访碑一举数得，书法、山水、学识都囊括其中。在乾嘉年间，访碑经历更是达到高峰，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金石学家。如王澍（1668—1743）、翁方纲（1733—1818）、黄易（1744—1802）、武亿（1745—1799）等。此次展览中，展出的玉女池本《泰山刻石》拓本上，为松江沈树镛旧藏，就附装有王澍的题记。

《泰山刻石》立于秦代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是泰山最早的石刻。经历千载风雨侵蚀，刻石破碎散失。此次展出的玉女池本，是清嘉庆二十年（1815），由常熟籍官员蒋因培（1768—1839）在泰山玉女池中发现的，残石二块，仅存十字，拓以传世。

此本后来归松江金石学家沈树镛，经赵之谦、吴大澂等赏鉴，都留下了印记。相较于碑刻，青铜器作为立体的文物，其器型、铭文的拓制，难度要高得多。此次展览中，还展出了张紫东藏，冯超然绘图，吴梅、吴湖帆题跋的两件青铜壶——齐侯壶、齐侯女壶的全形拓。在款识部分，均有金石僧“六舟手拓”白文小方印，可见为六舟和尚所拓制，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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