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化身千百，传本扬学——访古籍影印出版专家徐蜀

徐蜀：1952年4月生，四川自贡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文化部优秀专家，第四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曾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辑，致力于传统文化与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担任主编及责编出版过大量优秀古籍影印图书，并获得多种奖项。...

近30年来，古籍影印市场的变迁

记者：据了解，您1986年进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至今在古籍影印出版领域已经30年了，见证了这个领域的发展，请您谈谈古籍影印出版这30年的发展历程。

徐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出版社进行分类管理，1980年以前，中华书局无疑是古籍影印的主力军。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异军突起，携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十五史》等系列大中型古籍影印项目入市，为古籍影印行业带来了新的活力。无论是中华书局还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他们原本就是一家），均属古籍出版的正规军，他们的古籍影印产品中规中矩，沿袭了清末民初以来包括影印图书在内的古籍整理出版规范，多为精品。情况的改变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图书馆及国图出版社开始大规模进军古籍影印领域，并迅速崛起，占据了古籍影印市场的半壁江山，一家独大的局面延续至今。我们有理由说，国图出版社近30年的发展史，就是整个古籍影印行业发展历程的缩影。

在古籍影印发展的最近30年中，社会资本的介入与因此而产生的效应，是我们不应，也不可能回避掉的问题。进入古籍影印领域的社会资本，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户，二是集古籍资源收藏、研究单位于一身的联合体，具体说就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影响较大的当然是后者，30年来许多著名的大型系列古籍影印项目都是他们的杰作。

目前，北美地区逐渐成为影印古籍的最大市场。北美地区共有东亚图书馆90余家，其中较大的有十几家，此外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是重要的中文图书收藏机构。采购经费每年大约600-700万美元。中国大陆每年出书约40万种，6-7万种出口到海外，以哈佛燕京图书馆为例，每年引进13000余种、25000-30000册，影印古籍占有不小的比例。国图出版社2009年开始，影印古籍销售实洋的四分之一以上是通过海外市场实现的。

国内影印古籍市场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文化、教育领域投入的大幅增长，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目前海内外年销售影印古籍的码洋至少有1亿元，国图社占据了其中一半以上的份额。严控影印古籍出版资质，提升影印质量

记者：请介绍一下古籍影印出版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您有哪些比较好的解决建议？

徐蜀：2005年后，国家对古籍出版资金支持力度逐年增长，由最初的数百万元涨至2000万元，最后达到了8000万元；再加上购书单位经费的快速增长，吸引了众多非古籍类出版社和原先从事畅销书、教材教辅等图书制作的民营公司的注意，都想挤进来分一杯羹。2005年之前，在“古联体”注册的出版社最多时只有18家，而且都为古籍专业社，2016年增至35家。新近涉足古籍影印的民营公司数量则更多。这样便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古籍影印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领域，不少新加入的出版社和民营公司根本就没有古籍专业的编辑和技术力量。与其相关的印制企业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其二，突然大量增加的古籍影印出版者，带来的是对古籍影印资源和市场的无序竞争，甚至在业内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恐慌，致使影印古籍出现大量的质量问题。

一是轻视印制技术规范。长久以来，如何做好古籍影印工作的讲座和文章甚多，但谈到印制技术及其对影印古籍质量影响的却少之又少。无论出版社还是管理部门，普遍缺乏这方面的意识，他们认为印制技术是印刷企业的事情，与出版者关系不大。殊不知，古籍影印工作的大部分环节是在进入印刷厂之前完成的，并且，质量的优劣此时已成定局。

古籍影印工作中经常会出现一个术语，“保留古籍的原貌”。古籍的原貌有两种，一是古籍初始时期的原貌；二是古籍现存状态下的原貌，二者的图像模式截然不同，对底本复制、修图和制版的工艺要求也大不相同。现实中多数人都认同古籍初始时期的原貌，试图重现“白纸黑字”的古籍初始原貌，并以为那才是影印古籍的最高境界。但这恰恰违反了文物修复工作“修旧如旧”的规律，在修旧如新的过程中，“旧”被破坏掉，“新”却未能真正恢复。古籍影印图书的质量问题，大多由此产生。当下业内十分热衷于线装书的制作，线装书一般都需要白纸黑字的叶面（即古籍的初始原貌），现存多数的古籍不适宜那样做；强行制作的结果就会令古籍的字迹和栏线缺笔断道，甚至完全消失。制作者往往会采用“替代”及“描润”法去修复，此法实不可取，因为那不但有违于原书的面貌，并且很容易造成差错。

影印古籍的底本形态及介质的差别甚大，采用哪一种复制设备和复制模式，将直接关系到图书的最终质量。目前不少古籍收藏单位的古籍数字化工作采用外包的方式，数字化质量普遍不高，作为网上阅读尚可，用来印制古籍，图像的分辨率与密度值都远远不够。这些都需要出版社去判断和解决。但出版社目前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人非常有限。

古籍影印底本资源中数量最大，价格最低，也最容易获取的是缩微胶片。为了节省成本，缩短出版周期，不少出版社影印古籍时乐于采用缩微胶片。但缩微胶片是为长期保存文献资料而设计制作的，其特点是高反差，对红色不敏感，密度值极高。用于印刷出版的底本时，很容易出现问题。有些类型的古籍是一定不能使用缩微胶片的，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质量问题。

二是急功近利，抢占山头的现象不可忽视。为了抢占资源，获取项目资金（尤其是大型项目），更多的占有市场份额，一些出版社便在并未准备妥当的情况下抢报项目，或者在大型项目中“偷工减料”，大量使用廉价的底本资源（例如扫描已出版的影印古籍、缩微胶片等）。

对当前古籍影印中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我认为首先要严格进入古籍出版领域的资质，要注意培养全能型的古籍编辑，高度重视影印古籍的印制质量。再有，有关管理部门要把好资助项目的审查关，提高对不合格产品的惩罚力度。管理部门的项目评审和奖励，起着风向标的作用，如果存在质量等问题的项目经常出现在获得资助或奖励的名单中，就会挫伤认真做事的人。同一部影印古籍，不同的底本、制作工艺和材料，成本的差距非常大，完成的时间也大不相同。使用优质底本的费用比“偷工减料”的要高出许多倍，完成的时间也更长，当然书的质量也最好。但这样做如果经常错失报项目的时机和面世的时间，今后谁还敢认真做事？长久以往，或许会出现“劣币驱除良币”的情况。古籍出版呼唤工匠精神记者：您之前在国图社从普通编辑做到总编辑，现在退休后仍然在中华书局从事古籍影印出版工作，您的从业经验和感悟能否和大家分享一下？再有，工匠精神一直都是我们这个社会比较欠缺的，您如何理解工匠精神，做古籍影印出版是不是特别需要这种精神？

徐蜀：我1986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国图出版社，随即参与筹备古籍影印组。影印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中华书局古籍影印编辑室退休的技术编辑朱关祥先生作为影印组的顾问。朱先生从事古籍影印稿件的技术加工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的古籍底本复制和修图经验。他经常告诫我们说，影印古籍的选题确定后，印前的技术制作将决定图书的最终质量，从事古籍影印工作的编辑如果掌握了相关技术，便会如虎添翼，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我牢记朱先生的教导，刻苦学习古籍图书的印制技术，三十年如一日，并经常深入印刷厂车间学习实践。功夫不负有心人，或者说艺不压身，掌握了相关技术和知识后，对我后来的古籍影印之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30年的经验证明，从事古籍影印工作一定不能急功近利，要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的积累知识，积累功力，积累一切有用的资源。成绩的取得要水到渠成，欲速则不达。

再有，做古籍影印工作要牢记其“化身千百，传本扬学”的宗旨，要有一份社会责任心。具体说就是，我们做的每一部影印古籍，都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要能够传世，真正起到化身千百，传本扬学的作用。

提到工匠精神，我有太多的话想说，因篇幅的关系，简述如下。我们在网上搜寻某部古籍，经常会发现存在多种版本的影印书，有些甚至是20多年前出版发行的，却依旧在卖。老实说，那些影印古籍多半是纸张粗糙，制作低劣的垃圾产品。有些经典名著的影印本，不同的出版社多次出版，使用的都是流传甚广的缩微胶片底本，原书的风貌十不存一；印制工艺也是廉价的方式。很明显，出版者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提倡工匠精神，就不能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制作上，对那些经典名著要选择最好的底本，采用最好的复制方式，修图制版，印刷，各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努力做到极致。做出的产品让其他人难以超越。当然，提倡工匠精神，也需要有一个相适应的大环境，不能让缺失工匠精神的图书产品大行其道。有关部门能否从资助项目的经费中预留一部分，作为出书之后，对那些具有工匠精神的优质影印古籍的奖励，或者叫做补贴也行。这样做总比事先评审时说的天花乱坠，做出的书质量低劣，却又得了资助强许多吧。

本文原载《图书馆报》2016年6月10日第312期（总第434期）第22版。



徐蜀：1952年4月生，四川自贡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文化部优秀专家，第四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曾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辑，致力于传统文化与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担任主编及责编出版过《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二十四史订补》等大量优秀古籍影印图书，并获得多种奖项。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退休后，徐蜀并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古籍影印出版事业，而是来到了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文献影印中心工作，积极推动国内古籍影印出版事业的转型与发展。

联系我们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中华书局

邮政编码：100073

业务咨询：010--63396582（靳女士）

QQ：2735424401

    关注 古逸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