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五分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人生修养的三境界

论语五分钟，人生基本功。王大千先生带您一起感悟“一本正经”的魅力和价值。...

讲授人：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秘书长王大千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说：“开始于诗歌，立足于礼制，学成于音乐。”

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相比，“诗、礼、乐皆艺也，其精者与道、德、仁同归，故可以兴、以立、以成。其粗者为篇章文辞，器、数、声、容之属，亦莫非至精之所寓。故彼言道、德、仁，又言艺，此则混而一之。”（李光地《读论语札记》）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可知此三者为孔门的首要功课，而“性与天道”或仅传授极少数天纵之才。然正惟乎此，反而更加突显此三者之重要性也。
所谓“兴于诗”者，盖诗言情，与人性最近，且有韵律节奏在其内，“感人又易入”，故圣人始教，以诗为先。而经过孔子删述后的《诗经》，其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其中蕴含“至情”，真实无伪，作为教材可以使学生练习“兴、观、群、怨”，确是人生入门第一课也。我们多次说过，儒学是人伦日用之学，孔子并不拒绝情感和欲望，此亦为证。有意思的是，不少学者指出，《周易》卦爻辞很多具有诗歌特征，不仅押韵，而且多用象征，如黄玉顺就认为，《周易》古经是由两种文献即殷周之际流行的“古歌”和西周初期编定的占辞构成，并从中勾稽出六十七首所谓“逸诗”（《易经古歌考释》）；美国汉学家夏含夷也指出：“《诗经》中的‘兴’和《周易》的‘象’（也就是繇辞），在西周宇宙论中起着同样的知识作用，而这个作用与占卜也有着密切关系。”（《兴与象》）基于此，或言《周易》亦有“诗教”之作用当不过分也。
所谓“立于礼”者，盖礼为人生活于社会群体中，包括视、听、言、动等等在内的一切行为规范之总和也，故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孔学重礼，前面屡言之，其核心就是以孝道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道德规范，而于此《周易》与《论语》全然相通也。只不过，如果我们将礼视为社会秩序之反映的话，那么，《周易》更强调此种社会秩序乃是由天地自然秩序而来，即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是全然合一的。

如《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段话，已将天地之序和社会之序的关系解释得非常清楚了！也正是因此，北宋张载的《西铭》即根据《说卦传》“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之说，开篇即言“乾称父，坤称母”，从而引出“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著名结论。马一浮说：“‘乾称父，坤称母’，斯能达孝矣；‘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斯能达弟（悌）矣。”（《论语大义》）由此可知，所谓“立于礼”并非仅仅立于社会也，亦立于天地之间也。读者倘识此，则能体会打通《论语》和《周易》之妙矣。
而所谓“成于乐”者，盖“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乐记》），其理甚微，而其效至大也。《礼记》中今存《乐记》一篇，对乐的产生、乐与礼之关系、乐与社会人事及天地自然之关系以及乐对人的性情的影响等等，都有广泛而深刻的阐述。

《系辞上》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而《乐记》则云：“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通‘跻’），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煖（通‘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这里无意于从文本上辨别两者之异同及其来源问题，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乐记》的作者显然认为，音乐是天地自然秩序的反映，其最高境界则是“天地之和”（礼同样是天地自然秩序的反映，体现的则是“天地之别”）；儒家之所以经常“礼乐”并举，盖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