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波门访古_【让思想变成比特串】

一篇旧文，收入自选集《槛外弄斧》第一辑《晚清一瞥》，未刊。...

《晚清文选》[1]收入赵垣游记三篇，其一为《城南古迹记》，文不甚长，抄录如下：

郡城西南隅，郁然深秀而高出雉堞者，为云居山。由清波城阴而上，地渐嶐起。康熙初，吴庆伯居于此。庆伯名农祥，以博学鸿词征，不遇。藏书万卷，皆手自点勘。其上为莫溆叟先生宅。士之读书考古者多宗焉。又上为袁谢庭故居。谢庭名彤，以书名。西下为黄泥潭。秋水一泓，丛生芦苇，苍茫清悄，迥异城郭。折而南为查伊璜别墅。即世所称识大力将军于微时者也。其亭馆花木，皆极一时之胜。后舍宅为庵曰真修。再上为铁冶岭，一曰铁崖。有圆阜广数亩。登上，则湖山尽入望中。昔人于此发地，得石碣曰杨铁崖读书处。国初吴求履居此。求履名模，有至行。旁为朱鹿田宅。鹿田名樟，以诗名。南为李氏层园，又南为枫岭。折而西，为云居寺。寺为元释中峰道场。手写像及麻綷塵拂，至今存焉。吾家文敏公，为书《怀净土诗》刻于石。寺巅为超然台遗址。下为三佛泉。寺门面城而立，危石磊砢，两两相倚者六，曰三台石。其右为眠牛石，牛作昂首状，而折其左角。其西为鹰石，象峰。乾隆间，柳德洋教弟子于此，从游甚众。因作亭以憩行者。榜曰岭上多白云。自清波而上，游者多在湖光山翠中。至此亭则山分路平。下瞰城市，晴江净横，越山隐见，又从反照中别展画图矣。嘉庆十四年九月戊午朔记。

笔者寡陋，只晓得赵垣乃嘉庆、道光年间人，其余一概无知。“清波城”指杭州西南的清波门城垣，沿山而筑。若随着赵垣的身影出清波门，拾级而上，依次为吴庆伯、莫溆叟、袁谢庭居处。吴庆伯（1632－1708年）乃康熙年间的名士，曾在大学士冯溥门下行走，为“佳山堂六子”之首。其余二人皆名不见经传，惟尊莫溆叟为“先生”，想必是作者的业师。西望黄泥潭，“秋水一泓，丛生芦苇，苍茫清悄，迥异城郭”，尽洗“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杭城繁华。

黄泥潭南，原为查伊璜别墅。凡金庸（查良镛）迷没有一个不省得海宁查继佐（字伊璜，1601－1676）与大力将军吴六奇的故事，其蓝本源出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六）。清康熙二年(1663)，查继佐因庄廷鑨明史案被捕入狱，后经吴六奇大力营救得免。金庸小说《鹿鼎记》即以此案为贯串全书的重要情节之一。有人考证查继佐本人即明史案出首者之一，金庸有藉小说粉饰先祖之嫌，幸好这等批评未能败坏金大侠荣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胃口。

再上为铁冶岭，据说乃元、明时代人杨铁崖（杨维桢，1296－1370年）读书处，故此地又名“铁崖”。后世又有吴求履（吴模，以行名）、朱鹿田（朱樟，以诗名）居于此，都是康熙年间人。从康熙至嘉庆，历时百年，上述宅第（包括“亭馆花木皆极一时之胜”的查氏别墅）或已荡然无存，所谓“城南古迹”不过是记忆的雪泥鸿爪罢了。

文章记叙枫岭西侧的云居寺“为元释中峰道场”，因为“手写像及麻綷塵拂，至今存焉；吾家文敏公，为书《怀净土诗》刻于石”。中峰明本（1263～1323），俗姓孙，浙江钱塘人，毕生弘扬临济（宗），会通净土（宗）。他一拒住持名寺，二不结纳朝廷，半生草棲浪宿，遊化四方，每至一地，度化无数，其声名东殚三韩，南极六诏，故被当时人誉为“江南古佛”。明本出家、开悟和圆寂俱在浙江天目山，从未涉足过近在咫尺的云居寺。即使赵孟頫（文敏乃其谥号）手书《怀净土诗》刻石，亦不能证明云居寺曾为“中峰道场”，一如大陆上世纪六十年代留下的众多语录碑并不能作为御驾亲幸的证明。其实对明本禅师而言，只要话头参破，生死明了，天目云居，无非幻住，诚如明本《怀净土诗》中所说：“捏目横生空里花，妄将三界认为家。大千常寂光明土，不隔纤尘总是遮。”

云居寺后为超然台遗址。老子云：“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援老庄以解佛，不失为方便法门，然而终究未了――本来无一物，奈何曰超然？若据帛书本《道德经》改“超然”为“昭然”，援以解佛，恰应了《红楼梦》中的话：“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即便高居庙堂者，终日太医随待一侧，究竟免不了“昏惨惨黄泉路近”的大结局。然而，此解依然与佛法扞格，按明本《怀净土诗》中所说：“迷时无悟悟无迷，究竟迷时即悟时，迷悟两头俱拽脱，镬汤原是莲花池。”看来达官贵人洗桑那、沐艳汤亦不妨是勘破生死的蹊径之一。作者随后笔锋一转，单说寺前“危石磊砢”，却于寺宇轩朗、佛像庄严不著一字。兴许那云居寺也早已成了记忆中的“古迹”，只剩下几块石头和无痕春梦了。

云居寺西，为乾隆年间柳德洋教弟子处，虽不识柳氏为何许人，但就“从游甚众”四个字推想，必是个诲人不倦的饱学之士。乾隆时代的文字狱是出了名的，已故诗人徐骏集中因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等句子，即按颠覆国家罪论处，落得个剖棺戮尸、满门抄斩。国朝虽也有以敏感词汇获咎的，但不至于连同音字也说不得、写不得，说明时代毕竟在进步。然而如柳德洋这般民间聚众讲学的自由再无可觅之处，说明统治术也在进步。

此文原为城南古迹而撰，至于写景，无非是“晴江净横，越山隐见”之类的虚话，无甚可道之处。倒是由“嘉庆十四年九月戊午朔记”这句话可以推断，如果作者写作此文时（1809年）不小于十五岁的话，那么，作者生年不会晚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又作者在《烟霞岭游记》中透露，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孟春偕友游烟霞岭，也就是说，作者卒年不会早于1846年，晚年的赵垣应该闻得到鸦片战争的炮火硝烟。

[1]《晚清文选》，郑振铎编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写于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