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国道，中山先生理想国之构件

自1916年12月杭宁铁路通车以来，京杭国道是杭州到南京的第二条通途，这也是浙江连接邻省的第一条公路。十分巧的是，浙江提出以杭州为中心修筑六条省际公路的设想也是在1916年。...

这是一段连接浙江与江苏的国道，也是由浙江与江苏二省分别修筑而成由杭州至南京的公路。因此，历史上就有了江浙二省就各自路段所举行的通车典礼。浙江省之通车典礼于1929年9月29日在湖州举行。同年10月25日，江苏段通车典礼于南京举行。然而，此时还只能算是表明了在地理意义上，中华大地从此有了这样一条公路而已，至于该公路全线能够完全投入于民用客货运，还得在两年以后——1931年10月20日，江浙二省正式实行联运。

京杭国道，曾称杭宁路、杭宁公路、宁杭路，建成后正式定名为京杭国道。但在民间，人们仍时不时地称其为杭宁国道、京杭路、京杭公路。此国道线之杭州起点在小河站（今属拱墅区），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之运河、小河、余杭塘河三流交汇处之陆地至长兴父子岭，为浙江路段。因此这段路，又称杭长汽车路、杭长公路、杭长线。杭州段公路于1964年改建拓宽，更名为莫干山路。一条国道，境跨两省，各收各钱，各养各路。在长途汽车业务上，双方只能合作，也就需要相应的联运办法。除了路政因素之外，急需联运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驾驶汽车的人才缺乏，尤其长途跋涉对于司机而言，十分辛苦而危险。于是，分段转运成为当时最理想的办法。

1930年6月23日，浙江和江苏二省之建设厅在南京市政府召开了京杭长途汽车联运的协商会议，并邀请上海市派代表出席。但两省联运的办法，直到1931年10月份才正式公布实施。



1931年10月16日，浙江方面在《申报》上公布了京杭国道联运办法：“兹决定于十月二十日正式通车营业。业由省公路局布告各站知照，并与苏省江南汽车公司订定联运办法于本月二十日起实行。办法如下：（一）联运交换车站：暂定浙江省之夹浦与江苏省汤渡二站。（二）行车时间：杭府上午七点开，十一点到夹浦。南京方面汤渡上午十点二十分开，十八点五十分到杭州。（三）客票暂定由杭至苏境之汤渡，归浙路局发售。由京至浙夹浦，归江南公司发售。”同年10月20日，《申报》刊登了京杭路全路通车的新闻：“京杭路为江南惟一重要之省道，由首都至杭州，计长六百余里，近已完全造成。闻该路已定本月二十日全路通车，每早七时，由南京杭州对开，晚六时五十五分至。南下至夹浦，北上至汤渡换车。车价在江苏境内者六元六角，在浙江者三元五角，全路通票九元八角一分。”

为何1929年10月已经全线贯通，却到1931年10月才能全线完全投入使用？主要原因在于江苏段路面质量有问题。京杭国道浙江段，杭州至长兴路段均采用碎石路面，只有长兴与江苏交界处的父子岭一段是土路，且均于1929年10月前完工。而苏境段路面则较差。1929年10月27日早晨六点半，浙江省建设厅长程文勋听闻江苏段已举行通车典礼，为求实地考察路政起见，特率同机匠及浙省公路局车务长和总工程师等人，开了三辆汽车从杭州出发前往南京。江苏省建设厅派了两位科长及一名技师，会同宜兴县长在长兴迎接。从杭州到长兴，路极坚实，车行其上，稳而速。过父子岭，一入苏境，路面变得浮松，车行其上，颠簸不堪，非但车速上不去，还发生了两次事故。一次在距离宜兴城不远的一个涵洞，因为泥块浮起，导致江苏建设厅科长和宜兴县长所乘之车翻车，所幸只有一科长面部受伤，但江苏方面的迎导车却摔坏了。程文勋仍率原来之车继续前进。第二次是在句容界，浙江方面损了一辆车。剩下的两辆车于下午六点钟抵达南京。此外，江苏段还曾发生过军队在运输战略物资时车辆深陷淤泥而不能及时开到目的地之事情。



自1916年12月杭宁铁路通车以来，京杭国道是杭州到南京的第二条通途，这也是浙江连接邻省的第一条公路。十分巧的是，浙江提出以杭州为中心修筑六条省际公路的设想也是在1916年。在那政局动荡的特殊岁月里，整整13年的努力对浙江人来说，实属不易。

尽管京杭国道已经全线通车，但起初从杭州到南京的长途乘客并不多。除了沿线农村人出行惯于使舟，对乘坐汽车还不大适应，以及舟行比汽车价格要低很多之外，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安全问题。陈布雷曾与张静江由南京同乘汽车至杭州，事后，有一次在黄树芬家中的聚会上，大家聊到京杭国道，他说：“路颇平直，只桥梁尚未竣工，不久正式可通车。窃惟溧阳宜兴一带，匪氛不戢，旅客恐不免裹足耳。”1932年4月24日《益世报》之《江南新建设——京杭国道通车后之鸟瞰》也谈到治安问题：“（杭州通讯）京杭国道，于民国十七年春开始测量，至二十年十月，始行通车，工程历四年之久，而通车之日则京杭直达旅客闻无一人。盖京杭国道之建设工程既不能一如往日之原定计划，而沿途治安尚成问题，乘客寥若星辰。”

为了解决治安问题，张静江于1930年提出紧急加筑环太湖公路，分段驻兵、敷设长途电话以利报警及通讯，达到迅速合力围绕匪徒之目的的方案。但还是未能杜绝匪患。自京杭国道修成至1949年，这条道路上发生过很多抢劫案。只不过随着京杭国道上车辆的日益增多和公路客货运的日渐普遍，虽然有隐患，但乘客还是越来越多。1932年2月更一度出现因旅客倍增而客车不够只好暂时停运的事情。

在江南运河的近代实业史中，有一个家族时不时就会跑出来，若隐若现。那就是晚清“南浔四象”之一的庞云鏳家族。庞云鏳之子庞元济与丁丙等人在拱宸桥和塘栖兴办过世经缫丝厂、通益公纱厂、大纶丝厂。而庞云鏳的外甥张静江，则更是民国家喻户晓的一位大人物。张静江的祖父张颂贤也是“四象”之一，排名第二位，庞云鏳排在第三名。20世纪30年代，南浔曾有民谣曰：“张家的才子，庞家的面子。”这才子，说的就是张静江与其堂兄张钧衡。



1933年合众汽车公司人员与记者经京杭国道至南京，并在中山陵前留影

张静江也是孙中山的鼎力支持者，蒋介石一度视其为“革命导师”。1927年4月24日，张静江携家眷及随从自上海到杭州赴任浙江省主席，上任后即着手制定建设浙江之四项方针：“一则先求其大且急者，而他则从缓；一则有者因之而设法改良，无者创之以开物成务；一则增加国货之产销，节制外货之输入；一则定百年之大计，不求一旦之近功。”然而，由于在位没多久，浙江省主席的位置就易主了，张静江的交通建设计划只能搁一搁了。

1928年11月，张静江复任浙江省主席。次年，浙江省政府先后颁布了《浙江省各县修筑道路暂行章程》及《公路建筑法规》，对公路干、支线的含义及宽度均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需要说明的是，在此之前，1928年4月，浙江省道局改名为浙江省公路局，公路的名称自此开始。规定凡通行汽车的省道和县道，统称公路，均由省公路局主管。省公路局职掌全省公路至建筑、修养及行车事宜。以此为分水岭，浙江省内公路的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期。而京杭国道之建成通车，也意味着孙中山先生生前极力倡导的交通建设及修建公路计划，有了一个阶段性的伟大成果。

孙中山生前力主实业兴国，建筑道路乃其地方自治思想的六大要目之一。他四处奔走，告诉世人他理想中的国家之建设大业该如何着手，并屡次十分鲜明地告诉国人“交通是实业之母”“建国大业，交通便利当为第一要著，欲交通便利，必先修筑道路。”，在他不遗余力的推广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交通之要政对于促进文化、传达政教、转运商货、便利行旅、调剂民生、实具有伟大之力量。1916年10月，时任浙江省主席的吕公望所提出的修筑6条省道干线之规划，便是孙中山先生之思想在浙江获得认可之具体体现。尽管这一设想因为时局动荡，没能马上得到实施。但以此为发端，浙江省会杭州开始了“官办”与“商筑”结合的交通建设方式的探索。正因如此，浙江在修筑京杭国道之际才会有优与别省的道路基础。

重视公路建设，既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与其共识之处，也是当时的国情和全球发展趋势所使然。早在1920年9月28日，孙中山先生的另一位追随着，浙江奉化人王儒堂（字正延，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在当晚于上海大东旅行社举行的由各国领事组成的联太平洋会第二次聚餐会上的演讲中，就谈到了修筑公路在中国的重要性。当时王儒堂是该会筑路部部长，他说：“中国之需筑马路现有种种理由，第一、国中马路如人身之血管。（一）以教育言有便利之马路则人民智识易于灌输，（二）以商务实业言有马路而后货物利源始辟，（三）以政治言有马路则国内治安可保政令亦易生效力，（四）以民情言有马路而后全国大通使人民互易接触而相扶助。第二、又分三类：（一）铁路需款甚巨且易发生国际财政问题，（二）运河及其他河道虽便利但其行程甚缓，（三）筑马路之费有限且可随时量力定其长短。第三、现在国内急需裁兵裁后筑马路为最妙。该会现所拟计划即自上海筑马路至杭州南京两处。其理由有四：（一）江浙各界人士均较开通，（二）商业亦稍发达，（三）杭宁风景甚佳，（四）所住中外人士有汽车者颇众。”



1926年7月，孙传芳拟筹办五省长途汽车路，计划以筹筑沪杭汽车路为先，王儒堂便是路线勘测顾问。不过因为北伐战争的爆发，沪杭汽车路直到1931年才建设。此乃题外话，却说张静江对京杭国道建设之重视，又可从几件事情中管窥一二。1929年在南京和湖州两地分别举行的京杭国道通车典礼，张静江均亲自出席。当京杭国道浙江段工程的负责人向张静江汇报路已竣工可通车的消息之后，张静江亲自发贴邀请嘉宾参加通车典礼。9月29日上午9时，由浙省公路局车务处处长吴琢之先行率队前往湖州，共计二十部小汽车，五部客车，鱼贯而行。在三桥埠休息时，张静江、杨子毅等十余人分乘三辆车赶到。11点15分左右，一行人抵达湖州。1929年12月2日，张静江又携同吴稚晖、蒋梦麟从南京乘车到杭州，视察全段路线。

张静江的思想与做法，与孙中山之倡导是一致的。他的四项方针里，交通建设，是“大且急者”，以吕公望当年提出的省道干线网为基础，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进行调整，则是“有者因之而设法改良”。

回望历史，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浙江搞交通建设虽然困难重重，但在民智民风、金融、舆论等方面的基础还是十分良好的。因此，省道公路建设起步较晚的浙江才得以后来居上，在全国率先修成了以省会杭州为中心的全省公路交通网，成为当时全国的典范。但不可忽略的是，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之时，京杭国道浙江段之所以能够比江苏段更早、更高质量地完工，除了其个人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此之前，浙江先贤们已经陆陆续续修成了许多道路，作了较好的铺垫。

原载于《拱宸》第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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