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响 公路大纲

轮船、火车、汽车等近代交通工具的出现与兴起，使不同地区的人们建立了统一的时间标准。...

1916年8月16日清晨八点，孙中山携胡汉民、冯自由、邓家彦、朱卓夫、戴季陶、周佩箴、但焘、杨沧白及报社记者等一行十余人，乘火车从上海到杭州。浙军都督参谋张镜如、副官马燮廷等在车站恭迎孙中山，并接至清泰第二旅馆第26号房间。浙江省的一些政要，如警察厅厅长夏超（后曾任浙江省省长）、军署参谋长周凤岐、财政厅厅长莫伯衡、高级审判厅厅长范贤方、检察厅厅长殷汝熊等，先后到达清泰第二旅馆谒见，孙中山当即在旅馆会客厅接见了他们。后来又来了一位铁道协会干事阮石麟，两人畅谈中国路政，并拟择日期开演讲大会，发表改良路政之意见。直到五点钟左右，全副戎装的浙江督军吕公望出现了。



此番杭州之行，原本由于孙中山先生感冒的缘故是要改期到入秋以后的，但吕公望派出特使范贤方和殷汝熊到上海再三邀请，盛情难却之下，孙中山遂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孙中山的日程，早由浙江驻沪通讯处电告吕公望。吕公望即令该通讯处负责人张鹤君为引导，并指定清泰第二旅馆为孙中山一行下榻之所。

孙中山曾5次到杭州。第一次是1912年11月，第二次是1912年12月，第三次在1916年8月，即受吕公望之邀的这一次。此后，又曾于1920年5月、7月到过杭州，其中7月这一次，由唐绍仪陪同。

孙中山与吕公望的会面，此番并非首次。1912年12月8日，孙中山抵浙访问。事先，浙江方面安排了俞丹屏、卢临先、杭辛斋、杨韵琴、张竹笙、沈葆廉等人专程赴上海迎接。随孙中山同来者有陈其美、姚勇忱、陈惠生、吴飞如、钱振椿、刘民畏、王文典等人。上午10时由上海启程，下午2时40分车抵杭州艮山门。当时的浙江都督为朱瑞，吕公望为浙江陆军第六师师长。12月10日中午，在楼外楼的欢迎宴会上，孙中山即席发表演说，其后吕公望也站起来演讲。在这场宴会上，吕公望在演说时提到：“当前首要之图，是合全国人民扶持中央，群策群力，以固疆隅。”时值孙中山被迫让位，袁世凯当国。因此，吕公望的言论引起了沪军都督陈其美的不快，陈其美遂站起来质问吕公望：“是不是要全国人民都服从中央那么一个人，都唯命是从？而进行改革、继续革命是无关重要的？”吕公望无言以对，宴会气氛一度紧张。后经讲武堂堂长童保暄站起来为吕公望作解释，孙中山先生亦频频向陈其美示意，陈其美顺着台阶下，表示对吕师长的演说有所理解，气氛开又转为和缓。后来的一系列事情证明，吕公望对孙中山之思想是十分赞同，并以实际行动支持的。1954年，吕公望在杭州逝世，宋庆龄感念他与孙中山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地送了300元人民币作为治丧费用，以示对他的哀悼和对其家人的慰问。



伟大的思想，是黑夜里永恒的灯光

此番吕公望邀请孙中山访浙却又姗姗来迟，是因为他去护送康有为离开杭州。送完康有为，来不及换衣服，吕公望就到清泰第二旅馆拜谒孙中山。随后，吕公望陪孙中山等人环游西湖后回到公署。他看孙中山游兴还很浓，便又派了参谋长周凤岐做向导，带孙中山一行前往秋瑾墓，荡舟西湖，游三潭印月。次日早晨，吕公望着便装复至清泰旅馆拜谒孙中山，但没坐多久即因有公事要办，只好先行离开。孙中山带着胡汉民、戴季陶等人从钱塘门前往北山，登葛岭，正午回到旅馆，大约1点钟时，出席吕公望的招待宴会。


轮船、火车、汽车等近代交通工具的出现与兴起,使不同地区的人们建立了统一的时间标准。“赶火车”“赶轮船”“赶汽车”成为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的用语。人们不得不直面时间带给人的前所未有之紧张和尖锐的感受

参与这次招待宴会的皆是两浙名士。酒过三巡之后，吕公望起立致辞。孙中山因为身体不适，并未饮酒，在吕公望致辞后，发表了即席演说。演说全文曾刊于《杭州民国日报》1916年8月19日，兹录如下：

兄弟今日承吕督军宠召，获此良机，与诸君聚首一堂，良深欣幸。兄弟于四年前曾到杭州，今日重来，见道路修治，气象一新，足见浙江之进步。至于此次独立省份（因反袁世凯称帝而独立者）共有五省，云、贵、广西均贫瘠之区，广东经此战祸亦糜烂不堪，惟浙省屹然不动，于财政上所受影响亦鲜，故在独立各省中为最有希望，而且日后所负责任亦最重大。以诸君之力，竭力整顿，必能使浙江为全国之楷模。此兄弟所希望于诸君者。若就全国而论，则中华民国成立于今五年，若云建设，应大有可为，乃因人民知识未尽开通，遂为政治野心家所利用，非但不能建设，并且立国之基础亦遭动摇，殊堪痛惜。今者，共和再造，建设之事不能再缓。惟建国大业千头万绪，何从做起，应熟筹之，而交通便利当为第一要著。欲交通便利，必先修治道路。觇国之文明与否，可与其道路卜之。盖道路不修，交通不便，货流不畅，行旅维艰，欲求文明进步，岂可得哉？至于道路修治以后，尤以通行迅速为要，吾国昔年有以铁路为危险者，今则以无此观念，然以自动车（汽车）与火车较，则自动车之速率优于火车者远甚。余昔游伦敦，仅一处有自动车，见者颇为奇，今则到处皆有，且可以自动车之多寡，卜其文明之程度。吾国若能赶造铁路并修整道路，可用自动车代火车，往来尤为迅速。或虑中国贫穷，造路无费。殊不知中国非真穷者，若系真穷，则外国人亦不肯投资于我国。何以政府借外债动辄千万，而外国曾无吝啬也？故论吾国今日景象，譬如户富中落，藏金于椟，而子孙不知，反日日忧贫，日日借债，岂不可笑？余每遇西人谈次，辄羡慕中国之富，而国人反以贫穷为虑，异哉！回忆四年前因蒙古问题，几与俄国启衅，余当时曾谓与俄国战，非练兵五百万不可。闻者或以为空谈，或以为无费。不知以人口论，英国人口仅四千余万，一年即练兵四十万；以面积论，德意志仅抵两个浙江省，而天下莫强焉。以吾国人口之众，面积之广，两年内练兵五百万，亦非难事。若云无费，则可发行纸币。当时人对余此说颇怀疑。逮至欧战发生，饷额之巨为亘古未有，若一使用现银，安得有许多现银以备使用？所赖者，纸币耳。故发行纸币非不可能，在办理者之妥善筹议而已。至于一国之中，土地不论大小，人口不论多寡，其生产力强，则国常富，生产力不发达，则国穷。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货物山积，乌得言贫！即就浙江而论，为产丝最富区域，如能联合江苏、安徽，自己设厂，以所产之四丝织成绸缎以供全国之用，则挽回利权，实非浅鲜。余今尚有一语奉告：凡职业无论大小，官阶无论高卑，若不能立志，虽做皇帝，做总统，亦觉其无事可做；若能立志，则虽一小官、工人，亦足以成大事。余尝见一西人，日记中言：杭州在五百年前之文明，为当时欧洲所不及。余甚希望诸君，无论职业大小，职位尊卑，各尽其力，以保固有之文明，并日图进步，为全国之模范。诸君处此最有希望之浙江，必能共负责任，以慰全国之希望。

这篇演说，后来被认为是浙江省公路发展规划大纲诞生之最根本和直接的推动力。在此之前，杭州修建而成的旧城区主要道路已有23条。1909年修建的羊市街马路，弹石路面，长320米。1912年修筑的羊市街至章家桥路段，长579米，弹石路面。1913年开始修筑湖滨新市场道路，即今解放路之湖滨路至青年路段，长约526米；延安路之解放路至庆春路段，长约1267米；湖滨路之六公园至南山路涌金门地段，长约1325米；平海路，长842米。另外，还有今人民路、仁和路、邮电路、吴山路、泗水坊路、长生路、惠兴路、岳王路、庆春路之众安桥至东坡路段、学士路、柳营路、浣纱路、青年路等。

1916年8月，孙中山先生到杭州时，以上道路都正在先后修筑。孙中山在这一次的杭州之行中，阐述道路建设之重要的观点，除了出现在吕公望的宴会上之外，还出现在8月19日下午4点钟于浙江省议会上发表的演讲中。他主张“地方自治，乃建设国家之基础”，而“民生问题，则应从土地着手”。他认为要解决民生问题，促进地方自治事业，“宜先开放土地，使地价日增。如滨西湖之南北高峰四麓之地价，每亩不过数十元或数百元。若照浙省所计划的先筑环湖马路，则地价必上涨数十元甚至数百元”。



道路之于建国重要性，是孙中山先生极力的主张。建国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振兴实业，而振兴实业当以交通为要。1924年孙中山在写《地方自治实行法》时，又十分明确地说：“道路者，文明之母也，财富之脉也。试观世界今日最文明之国，即道路最多之国，此其明证也，中国最繁盛之区，即交通最利便之地，此又一证也。故吾人欲由地方自治以图文明进步，实业发达，非大修道路不为功。凡道路所经之地，则人口为之繁盛，地价为之增加，产业为之振兴，社会为之活动。道路者，实地方之文野、贫富所由关也。”（《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2—223页）这一点思想，也为后来的浙江省主席、孙中山的密友和忠实追随者张静江所秉承。

1917年，杭州火车站附近的道路开始修筑，计有即今城站路、建国南路、清泰街、长明寺巷、大学路、城头巷、佑圣观路、梅花碑等13条，共长5707米。

1922年，建成杭州环湖道路，即今圣塘路、北山路、灵隐路、少年宫广场和白堤之间道路及孤山路，共长7791米，路面宽9.6米，分车行道与人行道，左右人行道各宽1.6米。

1925年，涌金门至净慈寺段建成，长2460米。

1928年，庆春路之建国路至众安桥段、体育场路之宝善桥至万寿亭段、拱三线等先后建成。

1916年，在孙中山先生讲话的推动下，吕公望于10月27日提出了根据清朝主要驿道的走向，修建以省会杭州为起点的6条省道干线公路议案，咨送省议会讨论审议通过，由省长筹备施行。这6条省道干线公路分别为：

浙赣线，自杭州经富阳、新登、桐庐、建德、兰溪、龙游、衢县、常山至江西玉山县界；

浙闽正线，自杭州经萧山、绍兴、上虞、余姚、鄞县、奉化、宁海、临海、永嘉、瑞安、平阳等县至福建福鼎；

浙闽副线，自杭州经萧山、诸暨、东阳、永康、缙云、丽水、云和、龙泉、庆元等县至福建政和；

浙皖正线，自杭州经余杭、临安、於潜、昌化等县至安徽歙县；

浙皖副线，自杭州经德清、吴兴、长兴等县至安徽广德县；

浙苏线，自杭州经崇德、桐乡、嘉兴等县至江苏吴江。



1912年12月，孙中山在杭州

然而，计划通过不到一个月，吕公望被迫辞职，省道修建计划遂被搁置。直到1921年1月，浙江省省道筹备处正式成立，周凤岐任处长，该计划又被重新提出，周凤岐派员测量浙闽正线和浙皖正线。1922年3月，省道筹备处改为省道局，周凤岐任局长，阮性宜任总工程师。1923年，省道局公布了《浙江省修筑省道地方团体及商人承筑条例》，规定商办公司投资承筑者，不给补助，给予专利营业权，由省道局审查报请省长批准立案发给执照。从此，以杭州为起点的6条省道干线公路先后开始修筑。

原载于《拱宸》第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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