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晚清悲剧

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觐见皇帝拒行跪拜之礼后，民间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

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觐见皇帝拒行跪拜之礼后，民间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他相信英国人膝不能弯，是腿打绷带使然。“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如当时的名将杨芳，作为参赞大臣于 1841年赴广州防剿英军。他到广州后，认为英舰在水上浮行却几乎炮炮皆准，命中率反远高于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邪术。认为妇女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结果，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

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

然而像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他们甚至为此不得不百般辩解。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更被认为是“溃夷夏之防”，甚至是“以夷变夏”，受到时论的猛烈抨击，成为“众矢之的”。

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启蒙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

几十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向来为国人所小觑的日本，清政府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向敌乞和。

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深为所动，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变政考”把定典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实抓住问题的关键。

（摘自《领导文萃》2013年3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