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轻时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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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只蓝凤蝶的传奇。

她真的令人惊艳！她的翅膀蓝得像高原上的天空，泛着金属一样的光泽。这个穿着闪亮的蓝色纱裙的姑娘，飞舞在林间草丛，在春日的午后像是孤独而又欢乐的舞者。

她喜欢那些大而亮的花朵。啜饮花露，是补充能量也是哺育生命。

她停驻在百合的花瓣中，那些饱满圆润的花蕊，像是舞台上淡金色的灯台，一个舞女的纤纤小脚站立在上边。在轻盈的旋转中，她的衣衫飘舞在空中，宛如天上落下的云霞。

美好的时光和青春却很短暂，在这样危险的生命旅程中，她有可能过不完一只美丽虫子的一生。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一只偶然飞过的鸟儿，一只暗中拉网的蜘蛛，都可能为它制造致命一刻。

…………

二十岁那年，我背起行囊西出阳关。那是一个幻想闯世界的年龄。涉世不深的我梦想去新疆淘金。

车到乌鲁木齐，能够跟我一起下车的，只剩下区区十几块钱。——在三天两夜的火车颠簸和人流的拥挤中，我的少得可怜的全部行囊被可爱的盗贼洗劫一空。孑然走出车站，迎着西域清晨的凉风，吐一口胸中的浊气，撩开大步踏上乌—吐（乌鲁木齐至吐鲁番段）公路。没有钱买车票，我准备步行走到吐鲁番去，我的舅舅在地委的《吐鲁番报社》工作，我要去当“无冕之王”。

上午十点，天渐渐热起来。满目皆是荒凉的戈壁滩和圆圆的石头。新疆的太阳几乎一出来就直射着灼热的光辉，时令虽在五月，却已经是赤日炎炎了，汗顺着脸颊往下掉，不断被山岚吹干。路上断无人烟，只有偶尔呼啸而过的货车。独自走在空旷的公路上，我只有一个信念：拼命朝前走，走完这一段一百四十公里的路，去成就我的梦想。

下午一点。

天热得像下了火。

我的双脚已经起了水泡，步幅也蹒跚起来。

我的信念开始动摇了。

我感觉到漂泊的滋味。

这时候，我无法体会彭加木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毅力，也不能理解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沙漠旅行时的喜悦。我所能体会到的，只有痛苦与孤单！我的脑海里不断涌现出关于“行走”的故事。史铁生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描写的主人公站在陕北黄土路上，左手拿着一盒烟，右手拿着一块砖头，——在路中央拦车。我一摸兜里还剩下半盒火车上买的雪莲，就想学他的样子，边走边拦开过来的车辆。

车来了。

我把香烟高高举起来，当然，我没敢，也找不到一块合适一用的砖头。

“呜……”，一辆车开过去了。

“呜……”，又一两车开了过去。

终于，第十八两车在我跟前停下来。

这是一个六十年代从湖南支边过来的老司机，很健谈。我告诉他我的情况，他很同情，一路不停的打问内地的情况。

三个小时后，终于过了狭长的干沟，见到了稀疏的人家，渐渐地有了集镇的影子。老司机把车停在托克逊的一个小镇，他要绕道去奇台，我一下子又有了孤立无靠的感觉。

好心的老司机并没有丢下我不管。他把我托付给路边一对卖馕（西域的面食，圆形，类似于陕西的锅盔）的回族姐弟。

临走前他说我，“放心吧，兄弟，靠得住的，这姐弟俩。”

我眼看他飞驰而去，心里酸酸的。他是我刚刚结识的“熟人”，三小时捎脚的感激已经让我对他恋恋不舍。

我又恢复到六小时前的孤独。“远方的客人，请进吧。”姐弟俩脱下小白帽把我迎进屋。小店距吐鲁番来有多远，我不知道。不容我多想，姐弟俩给我拿来一个巨大的馕饼和一壶奶茶。

——“不饿，不饿，我不饿！”

我害怕似的连连推开：

“我不吃，不吃！”

回族姐姐明目皓齿：

“吃吧，不收钱的！”

我诧异起来：开店的不收钱？！

弟弟见我疑惑，笑了：

“欧大叔全告诉我们了，吃吧！放心吃吧！”

我有了一种被欧大叔“卖了”的感觉，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初闯口外居然就狼狈成这样，倒叫这回族姐弟小瞧了。然而，烤馕得清香实在太诱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混饱肚子再说。

偌大的香馕被我狼吞虎咽地消灭掉。再喝几口奶茶，真舒服！十多个小时水米没搭牙，这一顿域外香馕的饱餐，成了我后来常常回忆的永久话题。

姐弟俩一直看我，看我吃饱了，满意地笑了。我望见姐弟俩正在交谈着什么，听不懂他们说啥。过一会儿，姐姐出去了，留下弟弟陪我。弟弟的汉语很生涩，交谈断断续续。吃人的嘴短，我尽其所知，有问必答。

约莫一小时左右，姐姐欣然而归。

她笑着说我：

“走吧，英俊的巴郎子（维语，少年）！”

我身无分文，只好跟着他们亦步亦趋。很快，回族姐弟把我带到一辆班车前，热情地跟司机拉话。年轻的维族司机大大咧咧地点头，不时斜着眼看我，他下巴上的一颗蚕豆大的黑痣来回跳。过一会儿，姐弟俩要走，对我说：

“放心吧，靠得住的！”

我即刻有了一种要被剥光的感觉，云里雾里，不知所措。我像一只迷失了方向的羔羊，被他们任意传来传去，就像一个远征在路途的邮包。车开动了，我看着那姐弟俩渐渐小成白点，泪，在心里打转。

车子里的空气非常燥热，尽管维族女人仍在正危禁坐，但是，汗水，依然顺着她们很非洲的脸皮犁开一道道沟，一位妇女悄悄撩起她宽大的面纱扇风，双腿偷偷夸张地左右摆动，企图加速空气的流动，为自己寻找一点凉爽的感觉。维族司机倒是很开放，裸着上身，穿条裤衩，脖颈搭一块雪白的手巾，不时腾出手在脸上擦一把。看着满车的维族旅客，以及他们迥然不同的服饰，我仿佛置身国外，心里忐忑不安，根本无暇顾及窗外的异域风光。

几小时后，车到吐鲁番。

等维族司机锁好车门，带我在吐鲁番的大街上穿梭，径直把我带到《吐鲁番报社》的牌子下。

天黑前，我终于见到舅舅，满腔的辛酸倾腹而出。

我跟舅舅谈了我这一路的神奇遭遇。我说了开货车的欧大叔，卖馕的回族姐弟，长黑痣的维族司机。

舅舅笑了：“……，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我们报社在吐鲁番的每个县都开办了文学讲座和通讯员讲习班。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欧大叔，先前只有初中文化，现在成了我们的优秀通讯员；那回族姐弟，前两年刚从牢里放出来，听多了我讲课，成了文友了，经常在我们报上发文章；那个维族司机，叫阿不力孜，很好的，也是我们报社的通讯员。”

舅舅很自豪地说：“放心吧，没事的！”后来，我随舅舅出去采访，领略了新疆的风土和人情，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贵宾的待遇。我素来不吃羊肉，只有不停地推辞。舅舅说，新疆人就这样，热情，好客，尊重文化！……不能客气的，否则他们跟你急！

舅舅的解释，才使我知道在这个民族大融合的地方，对知识和文化的认可，是那么的执着，一致于锲而不舍，是任何地方所无法比拟的。

那时候的我，实际上正处在“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景况。多么好高鹜远，常常幻想着要飞，要惊天动地，要一鸣惊人；行动上却不愿下工夫，怕吃苦，怕学习，还老是怨天尤人，叹谓人生的不公……

从新疆回来，我开始潜心贯注地认真读书，学习写作。

几年后，当我自己也能写一些小文章，刊登在各种报纸上的时候，我常常会不自觉地想起一句话与文学没有多少关联的话：

放心吧，靠得住的！

——这句从西域舶来的话，后来成了我跟文友们说得最多的话！（插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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