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师“汉字六体演变”讲座实录_【吴启雷国学工作室】

很多学习过书法的同学，都对汉字的演变不以为然。若是问到各个时期的碑刻和法帖，我想很多同学都可以随口说出关于不...

很多学习过书法的同学，都对汉字的演变不以为然。若是问到各个时期的碑刻和法帖，我想很多同学都可以随口说出关于不同时期代表作品的所以然来：商代有甲骨文；两周有不同种类的金文；秦代的小篆有泰山、峄山的石刻。而秦之前有秦国石鼓猎碣文字；两汉有隶书；北朝的碑刻属于楷书；南朝法帖有楷书也有行书；唐代楷书鼎盛；宋代行书独步天下；而这时候字体发展已经齐全了，因此才会有赵孟頫这样六体兼备的人才出现；尽管明清书法也呈现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字体这个问题却没什么好多提及的。毕竟，不再出现新的字体了。当然，简化字相对于繁体字来说，只是字形的变化，若论字体似乎有点失当。

当然，这一观点也伴随我很多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书法字体所代表的就应该是汉字演进的正常过程。然而，现在看来，书法中的汉字与汉字自身演进之间有必然联系，但也有很多不同步的地方。举个例子：

学过唐楷的人都知道欧阳询，初唐四杰之一，代表作《九成宫醴泉铭》。欧字的特点是高屋建瓴，气势逼人，也注意平仄协调，在布局上刻意压缩变化，形成以奇求正的态势。然而，学习过《九成宫》的人都知道，欧字在点画上依旧保留了浓厚的波磔之态，尤其是捺笔表现波磔之态突出。这样的用笔与盛唐的颜真卿、中唐的柳公权比起来，就偏近于隶书的用笔了。若按照上面我们提到的，唐代书法楷书鼎盛，以至于宋人不再重复唐人老路，甚至“卑唐”起来，就以为楷书在唐代才出现，隶书在唐代已经没有任何影响，那就大错特错了。

要知道，作为一种社会事物、社会现象，从其粉墨登场到退出历史舞台总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的结束后才会有新的替代物产生。相反，很多新事物、新现象的产生却是在旧事物还没退出历史舞台之前，而在其代替旧事物成为主流的时候，它的身上也不可避免的沾染旧事物的“习惯”。唯有经过漫长的改造和发展，新事物才可能成为固有的社会惯例，成为时下真正的主流。

文字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也渐行这这样的过程。欧阳询的楷书就是这样一种规律的艺术表现形式。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北朝的碑刻和墓志、经生的写经文字都是这一现象的体现。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汉字可分为六种不同的字体，分别是：真、草、隶、篆、行、章草。对于这字体的演进过程，很多人会认为是：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

这样的演进顺序似乎有点道理。毕竟篆书时间古老，而且字体难以认识。隶书在汉代广泛使用，楷书在隶书后出现。只有会写楷书，也写得流畅了，才能写行书，草书比行书更草率一点，自然是在行书之后了。而从中国古代各个不同时期的书法演进层面来说，秦代书法小篆是主流，两汉书法隶书是主流，北朝到唐代楷书是主流……似乎这一演进顺序也没有错误。然而，从汉字本身形态的演进来说，这样的说法确实漏洞百出。这个顺序完全弄错了了字体出现的顺序。

前面的话题提到过，最早的汉字并不是甲骨文，但是甲骨文是汉字的早期形态之一，也是比较成熟的形态之一。今天业界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统称为古文字，将隶书称为今文。历史上隶书也一度被称为楷书，所以当今天人所称之为“楷书”的字体出现的时候，中国古人会用“真书”进行区别。隶书以后的文字，已经不属于古文字的范畴了。

关于甲骨文、金文、大篆和小篆的划分，或者说关于古文字的划分，不同学者观点也不同。唐兰先生就以为，根据古文字的时间和字体的特点，可以将古文字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几类。这个观点其实倒是比严格以文字形体来划分文字顺序来说得更严谨一点。关于如何划分文字的话题，作为补充话题，点到为止。

在提到甲骨文以前，我想先纠正很多人的一个误区。现在影响最大的一种看法，认为汉字最早的起源是商代的甲骨文。但是这个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姑且不说甲骨文所体现去的成熟的字型、优美完整的书法章法结构，这些都是需要经过长期的积累和铺垫才可能形成的风格。就光是现在发现的甲骨文字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五千字。考虑到还有为数不少的甲骨尚在地下未被开采出来，因此可能字数还会有所增加。而且，甲骨文字并不是商代唯一文字。东汉许慎的《说文》收录文字九千多个，今天我们常用的汉字也不过六千左右。这样看来，如果不考虑甲骨文之前已经有文字的铺垫，就认为甲骨文字是中国最早的汉字起源，怕是不妥当的。

商代使用最多的文字是甲骨文，但是甲骨文并不能代表商代文字。其中金文在商代就已经出现。商代大量铸造使用青铜器，在青铜器上铸造的铭文就是我们所说的金文，“（这种风气）在商代后期开始流行，在周代达到高峰……但已发现的商代铭文最长的也不过四十余字”不论字数多寡，起码商代的时候已经出现过金文。我们并不能因为周代青铜器上广泛出现和使用金文，就将金文认为是周代才出现的事物。商代青铜器上的金文数量不多，一般是用来记录器名、物勒工名，还有就是本族的族徽等。篆刻史中所强调的三方商代古玺上的文字，尽管还无法确定辨识其印玺上的文字，但是作为文字存在于青铜器物上的事实怕也是无法抹杀的。商代金文代表作有：《父辛卣铭文》。“它是典型的图像，外形考究，精工如画，但却又是文字符号。那三角形，对称、弯曲、尖圆相间等等，无不表现出一种平衡、整饬的美。”

正是因为有了商代的发展和完善，才会出现周代金文那完整庞大的体系。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判定，甲骨文是一种商人普遍使用的俗体文字，并不若金文作为正体字的地位尊贵。在一定时期，两者是同时存在并为不同地位的人以不同的书写方法进行书写。

商代以前，中国人就已经使用毛笔进行书写。我们今天看到的商代金文，还基本保留这毛笔书写的样子，一些点画上还可以看到圆的痕迹，有的笔画是填实的。比如刚才提到的《父辛卣铭文》中就多处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商代统治者因为频繁进行占卜，卜辞比较多，因此在刻卜辞的时候，就无法再用毛笔先写后刻了。尽管我们现在发现的若干甲骨上还能看到朱砂写的痕迹，但是大多数甲骨卜辞都是刻上去的文字。这样的文字与毛笔相比，在转折处以方见长，而填实的点画也改为勾廓，粗点画变成了细点画。虽然卜辞是比较庄重场合使用的文字，但是这并不与它本身的俗体字特性相违背。金文则是当时使用的正体字。那么可能有的同志会有疑问：占卜在商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怎么会用不入流的俗体字呢？殊不知，对于商人而言，文字不论俗体与正体，都是极其神圣的。那一时期的文字，除了那些地位显赫的贵族，普通百姓又怎有机会接触到呢？而所谓的正体和俗体概念上进行区分的话，也是我们后人对于同一时期的不同文字表现形式在使用上进行的区分而已。在商人那里，还远达不到这样的认识。书写简便反倒是造成了甲骨文的广泛，这也使得很多人以为甲骨文是商代通行的文字，甚至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就是甲骨文。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甲骨文的确实是在金文基础上进行简化而出现的一种文字形式。

那么，金文之后是不是就出现了大篆了呢？关于大篆的定义是有争议的。因此才会有唐兰先生以时间分期的古文字划分方法。这也比较科学。“所谓大篆，本来是指籀文这一类时代早于小篆而作风跟小篆相近的古文字而言的。但是现代研究文字学的人使用大篆名称的情况比较混乱。有人用大篆概括早于小篆的所有古文字（古人也有这样用的），有人称西周晚期金文和石鼓文等为大篆（这也是比较旧的方法，由于石鼓有些字的写法法跟籀文相合，过去很多人把它看作周宣王时的刻石），有人根据王国维的说法把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称为大篆，唐兰先生则按照他自己的观点把‘春秋到战国初期的文字’称为大篆。为了避免误解，最好干脆不要用这个名称。”这里引用裘锡圭先生的一段话，借此说明关于大篆的问题。《说文序》中提到过大篆，主要是指周宣王时太史籀所著《史籀》十五篇的字体。有的人将这些字体称为“籀文”。今天很多同志在不是很规范的学术场合以及我们日常交流的时候，还会把比较古老汉字形态称为“籀文”，然而这个概念与大篆一样不好界定。这两个概念有相关之处，《文字学概要》第48页到51页上有详细地籀文论述，可资参看。关于大篆，历来聚讼颇多。我才疏学浅，在此也不展开议论了。

大篆，或那一类字体对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字是有影响的。我们从石鼓文上可以看到小篆和大篆之间的这种过渡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说，大篆是小篆的前人。但是大篆也包括了六国的文字，尽管六国文字在表现形式上跟秦的文字差距很大，风格和书写情况也有很多区别。但是，他们都是从周的金文中演变出来的不同表现形式。而且，六国和秦的正体在使用上一样，都相对保守。倒是民间字体变化颇大。若不是秦国统一六国，六国的俗体一样可以演变出隶书来。

小篆是秦统一全国以后进行“书同文”改革中推广的字体。就跟前文提到的一样，小篆成为秦国乃至全国统一的字体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秦国的文字变成小篆是逐渐演进的过程。小篆跟统一前的秦国文字之间的演变关系并没有明确的分界，我们可以从石鼓文上看到一些大概的变化来：

小篆在字形上比石鼓文更工整，更对称；字形上也经过明显的简化；偏旁部首的位置也更加固定。

但是关于小篆、大篆、石鼓文这样的教法，大约是在汉代的时候才有。可能在秦代的时候，这写汉字都被人称为篆文吧。

至于小篆之后出现隶书的问题上，很多同志因隶书在汉代广泛使用，因此将隶书归到小篆之后。然而这是有本质错误的认识。

隶书早在小篆之前很久便已经出现。在秦代的时候，隶书便已经广泛使用，而战国晚期是隶书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隶书与我们现在见到的隶书有很大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隶书是篆书类文字简便书写形成的。战国时期，各国官方正统文字以金文为主，而隶书则作为民间的俗体广泛使用。《汉书.艺文志》记载隶书出现在秦代。现在的考古发掘却证明了史书记载的错误。秦代的隶书使用已经相当广泛频繁了。但是，在战国时期的早期隶书还保留了浓厚的金文风味，这也是它为什么被称为早期隶书而不同于汉代今文隶书的重要原因。隶书的广泛使用是在两汉，也成为两汉时期的的正体字。

隶书的出现有很多传说，前面提到的《汉书》中就说到隶书出现是因为秦代公务繁忙，因此官府中的刀笔吏就开始用隶书进行书写，隶书是他们创作出的一种简便字体。“施之于徒隶”（《汉书艺文志》）而被命名为“隶书”；也有人说隶书由于秦官府“令吏人佐书”而得名“佐书”（晋卫恒《四体书势》，见《晋书.卫恒传》）。这两条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使用隶书的人群社会地位并不高，因此并不能动摇金文在当时社会里的正统地位。前文我也提到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政府在文字使用上通常都比较保守。因此隶书的出现是为了应付繁重的公文业务，却并不能撼动金文的正体地位。隶书的出现还有一种跟仓颉造字一样的“空降说法”：“程邈造字”。至于程邈是谁，这里姑且不论。但是有的史料里记载，他创造了隶书。我想，程邈可能是秦众多“吏人”中的一个，他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整理了这种简便字体罢了。

在小篆一统秦朝的时候，隶书的悄然兴起并以正体小篆的俗体形式呈现。这表明隶书并不是在汉代才出现的。汉代的隶书与隶书刚出现时期的形态相去甚远。

从今天研究隶书的角度来说，隶书可以分为古隶和今隶。今隶以前的文字，被我们称为古文字，而今隶有在当时也被称为“楷书”。这里的“楷书”与我们现在书写的楷书可不是一个概念。在今隶产生的时候，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楷书还没有出现。而后来楷书真的出现了，我们的祖先称之为“真书”。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今隶产生的时间段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有一个特有的名词叫做“隶变”。

古隶就是小篆的俗体，是一种简便书写而形成的俗体字。这与后来的今隶有很大区别。古和今并不只是字体出现时间早晚的问题，而是字体呈现形式的区别。按照现在比较通行的观点，隶书最晚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出现了。我们可以从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发现一些秦简上所书写的字体是与小篆不同的新的造型。这就是秦隶。

但是秦隶并没有离开小篆太远，甚至有很多字的写法依旧是与小篆类似，然而这些字也反映出不少成熟隶书所有的写法。它只是一种小篆的俗体表现形式。但是在秦代实际的民间书写中，隶书大量地使用却已经动摇了小篆使用的正体地位。西汉建立以后，隶书迅速占领了小篆的地位，成为正体字。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隶书在秦代影响之大。

秦代的隶书与汉武帝以前的字体差距并不太大，文字学上，一般将这一时期的隶书称之为“古隶”或者“秦隶”。叫法不同，但大概内容是差不多的。从出土的汉代早期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上的字体，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字体的写法跟篆书还是颇有相似之处的。但是这一时期汉简上的字体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字体开始接近隶书的风格，甚至有的跟楷书已经有些接近了。

古隶逐渐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字体，结体和写法上这种字体跟篆书比较接近，结体较长，但是在长笔画上却带有了波磔之气。这种字体被后人称之为“八分”。关于“八分”这个名字的来由，历来说法不一。有的人认为这种字体结体偏扁，笔画朝两遍分开，像汉字的“八”一样，因此叫八分书。也有假托蔡文姬之名而说八分书的，不过这都是不确定的说法，历代对于八分的命名，揣测多于肯定。八分书作为汉隶的一种，是当时从古隶演进出的正体，它是在古隶和篆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当时人使用的一般隶书，与八分字体不同，这种隶书被后人称为“新隶体”。（礼器碑）

西汉汉昭帝、汉宣帝时期，这种八分字体就完全成熟了。如果要严格区分这一时期成熟隶书和八分之间的先后，就目前学术界掌握的史料来说很难区分，尽管叫法不同，但是大概历史时间却是重合的。当然，这属于小学文字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我们不做明确区分，因为是书法类的讲座，因此，这里，我不展开在文字学层面来具体讲这些汉字的演变过程，大家了解一个大概就可以了。

介绍完了这么多字体，此后还有章草、草书、行书和楷书四种字体没有介绍。然而这四种字体的有的却不是在隶书之后出现的，比如草书类字体。

草书分为章草和今草，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字体。简单说来，章草产生在前，而今草产生在后。“草书的成熟，至晚也在西汉末，东汉初。它大概是逐渐演化成的，所以要找一个真正的创始时期，很不容易。”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草书，以及很多同志心里对于草书的印象，以及提到的草书大加怀素也好，张旭也罢，这些草书的大多是今草。今草给人的印象是龙飞凤舞的，这与章草的表现形式差距很大。章草字体一般是孤零零地单个汉字，字和字之间没有笔画的连接。在博物馆中，我们还能看到不少跟章草有关的书法作品，最多的一类就是《章草急就章》了。其实《急就章》和章草之间是有这么个公案。这其中就有一种说法：章草之所以叫章草，是因为史游的《急就章》中使用了这种字体，因此，这种字体才被后人称为章草。这个说法影响很广，但是却未必是正确的。

史游所写的《急就篇》共三十一章，其三十一章的说法，不同版本也有出入，这里不做展开议论。然而其本名是《急就篇》而非《急就章》。史游是汉代以前的人，而汉代以前还没有“急就章”的说法，倒是急就篇的说法比较常见。唐兰和裘锡圭先生都认为就从出土的居延汉简和汉简显示的情况看，那一时期的《急就篇》却并没有使用章草字体。但是启功的观点则与此相反，他不但认为《急就篇》汉简中有隶书字体，至于是否有草书字体存在，应该是值得探究的：“近世西陲出土汉人木简，其中《急就》诸简，皆是隶书。然此数简，固难概当时众本，不得谓汉人写《急就》绝无草书者，但足证汉有隶书之本而已。”。（启功此文作于1946年，1980年重新修订，应该包括197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唐兰先生此书194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应不包括居延汉简，但是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出版於1988年，在居延汉简之后。因此，双方资料完备，观点相左，颇可玩味。）考虑到这批汉简所存在的年代限制启功先生提到的“草书”应该是章草书体。我们姑且抛弃章草这一字体命名问题不谈，即便是启功先生自己，其实考辨章草的得名，曾经罗列出不下十种说法。对于这一难解之谜，不在我们本次讲座的重点探讨范围之中，暂且搁置，表过不提。我们单就说说章草的字体发展情况。

草书的出现时间大概比八分书晚一点。草书的形成基础是一种俗体，简单说来，古隶是篆书的俗体，而草书则是古隶的俗体形成而来。“八分和章草是分别由古隶正体和俗体发展而成的。这跟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正体演变成小篆，俗体发展成隶书的情况很相似。”草书形成与小篆，这种观点在清代便有人提出（详见孙星衍的《急就章考异》）。

章草出现于隶书之后，与书写便利是有一定关系的。章草是一种“隶之捷也”的字体。主要用于文字工作。章草经过发展，将其中隶书的写法减省，书写更加简单，就形成了今草。

行书的出现与隶书关系也很密切。我们前面提到过，古隶在汉武帝以后逐渐演变成成熟的隶书八分体，八分之后又出现了简便书写的新隶体。行书就脱胎于新隶体之中。大概时间是在东汉。但是，今天看来若简单说行书出现的固定时间，是很难确定的。传说中行书是东汉桓、灵帝时期的一个叫做刘德昇的人创造出来的。某个人创造出某种字体的传说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前面我们也已经提到措辞，似多不可信。而尤其是曹魏时期安徽亳州曹氏墓中出土的刻字墓砖上的字体也是行书风格，而且比较成熟。所以，应该说行书的群众基础应该是比较广泛的，应该也不太可能是某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行书的出现应该也是字体逐渐演变的结果吧。

我们今天对于行书的理解：行书是一种间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所以也才会有不少同志以为楷书之后出现了行书，行书之后出现了草书。而现在看来，这个顺序其实应该相反过来，草书产生在行书之前，行书产生之后，才出现了楷书。

然而，东汉行书草创时期的行书与我们今天看到的行书差距是很大的。早期的行书，是在新隶体和草书的基础上混杂出来的字体。尽管东汉以降，人们的墓志碑刻上经常使用八分字体刻字造碑，然而从大量的石碑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行书的痕迹。有的碑刻的新隶体中参杂了草书的偏旁，而在用笔上也更加简便。这些都可以看成是早期行书的痕迹。

汉末魏晋时期的书体演变剧烈，也涌现出了一些著名的书家，比如钟繇。钟繇的墨迹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鍾繇所寫的一些作品的碑刻拓本，儘管有的已經是反復拓寫，失去不少鍾繇本字的精神，但是，其實字體上還是可以看出一點字體演變的端倪的。

鍾繇的字體，當下很多學者認為是楷書。因為字體相對比較工整。但是從《宣示表》中的字體來看，鍾繇的楷書帶有比較多的早期行書風格。如果在某些正式場合，增加收筆和硬勾的筆法，就會形成我們今天看到的《宣示表》這樣的字體。这样工整的字体，也就是我们今天楷书的前身。

所以，早期的行书，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行书的样式，甚至比较接近楷书。早期行书的书写比较规整。楷书产生以后，使用人群并不广泛，士大夫阶层写写而已。至于民间使用的字体，从新隶体演变而出的行书类字体。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字体逐渐发展起来，楷书和今草形成后，经过王羲之等人的书写，行书就逐渐演变成了楷书和今草之间的一种字体了。其实面貌就跟早期的行书差距巨大了。

以上，我将六体的演变做了一个大概的介绍，行文最后，我想引用裘锡圭先生在其作《文字学概要》里的一句话作为总结：

“两汉时期通行的主要字体是隶书，辅助字体是草书。大约在东汉中期，从日常使用的隶书里演变出了一种比较简便的俗体，我们姑且称之为新隶体。到东汉晚期，在新隶体和草书的基础上形成了行书。大约在汉魏之际，又在行书的基础上形成了楷书。楷书出现后，隶书和新隶体并没有很快丧失他们的地位。经过魏晋时代长达二百年左右的时间，楷书才逐渐发展成为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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