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篇上古的迷恋——读秋子《中国上古书法史》_【天地草堂】

《中国书法史》在国内外已出版多部，叙述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但对上古这一久远而混沌的书法历程，阐述都较为...

《中国书法史》在国内外已出版多部，叙述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但对上古这一久远而混沌的书法历程，阐述都较为粗略。当然，资料的奇缺、考古史科的先天不足等是导致这一时期的书法发展史长期蒙蔽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如此，使我们对上古这一特有历史时期的书法一直处于迷恋、懵懂状态。今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秋子所著《上古书法史》一书，茅塞顿开，如饮甘露，解渴之余，暗暗地被他圆通而丰富的文化史、思想史、美术史、宗教史等知识所倾叹，也被他那重史实、避旧调、吸新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观所折服，洋洋洒洒四十余万言，成为中国古代书法史研究中以断代书法为研究对象的扛鼎之作。

上古时期的书写最初处于一种原始、混沌的状态之中，一般为契刻的符号，有记事等功用，《史记》中记载：“造书契以代结绳。”这种原始的刻划符号，往往线条与构图交融在一起，难分雅俗，完全产生于人类征服自然的需要，与汉字的产生有着很大关系。从契刻在甲骨上的刻符来看，天生丽质，每个点画倾注着先民之心声，并孕育了书法由源而流的一切形态。因此，要阐明这一混然的原始历史，缺少精准可靠的史料，缺少考古发现是难能说明问题的。汉字的萌芽、产生、形成，是中国书法走上艺术之路的关键。

孙过庭《书谱》云：“去之滋永，斯道愈微，方复闻疑称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绝，无所质问”认为要进行合理有据的阐述，“闻疑称疑”是不严谨的。秋子先生坚持刻划符号是中国书法始祖的论断，以长江、黄河流域的出土文物为佐证，从八千多年前的“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到大汶口文化，再到长江流域的崧泽文化、良诸文化，由龟甲刻符到彩陶刻字，不落窠臼，列举大量考古史料，图文并茂，探幽索隐，充分阐述了汉字的初创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先兆。其间甘肃的秦安大地弯彩陶与良渚马桥遗址的彩陶刻符，更加说明了文字开创时两个不同流域文字雏形的殊途同归。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研究书史的著作由于资料紧缺仅举一些刻符或陶文便跳到文字已蔚然成熟的甲骨文，忽略了刻符到甲骨文的过渡说明。尽管秋子先生也遇到了这方面的难题，但他没有回避，而是通过拾遗，裨补缺漏。书中力举了山东邹平陶平刻字及江苏高邮陶片、偃师二里头陶器刻符来说明刻符至甲骨文的发展轨迹，以填补以往书法史著作的疏漏和不足。

汉字发展到西汉，字体因书写材料的发展及汉字本身的演变，出现了头绪繁复、南北交替演进的格局。如果没有科学的划分，想理清这头绪恐怕是欲理还乱。秋子先生一反通常书史连篇累牍的铺陈编次，而是把西汉的书风列成“分书”、“汉篆”等以汉字发展的趋向性来一一区分。特别是把汉简归入分书来编次，可谓提纲挈领，使人一目了然。而简书又分南北之别，以出土的地理位置来界定汉简南北不同风尚，读来使人浚脉流畅，这对了解错综复杂的汉简在各个不同时期、不同流域的发展趋向是大有好处的。

“诸家势评，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而内迷其理”，这是唐人孙过庭的治学道理，秋子先生似乎也在力避众俗，不以简单的考古史料来证实自己的观点，而是以哲理来爬罗剔抉考古史料，尤其从图象学角度出发，充分说明了书法发展的因果之理。譬如，在最早的书法体系——甲骨文一节里，他不只简单陈列甲骨文一至五个不同时期的书写风貌及图象解说，这种列举方法最早见于台湾张光宾的《中华书法史》，其后的书法著作便纷纷效仿，最多作一些调整而大同小异。秋子不仅列解图片史料，而且从对甲骨文研究的文化视野出发，从文化的深度来阐明甲骨文的书写、形成及甲骨文与篆书的异同，尤其是把甲骨文与篆书分为不同的文字范畴，这样的文字分野是合理的、科学的，体现了作者对文字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属性、艺术价值等有着科学的思辨。

书法到了东汉，除篆书外，草、真、行、隶各种书体几乎都臻于成熟。通过作者的具体分析，对各种书体如何步步演进，最后脱胎成各自独立的书体样式，作了很多饶有价值的提示与图象研究，条目清晰，经纬分明。

自古以来，人们对草书的产生、形成，可谓众说纷纭。作者首先对历史关于草书的说法给以一一陈述：一、东汉赵壹《非草书》云：“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功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作隶草，趋急速耳”。二、东汉许慎《说文·序》及卫恒《四体书势》都说：“汉兴而有草书。”三、唐张怀灌《书断》则说：“章草即隶之捷，草亦章草之捷。”四、宋朱长文《读书断》更为明确：“自秦变六体，汉兴有章草。”五、明赵宦光《金石林绪论》则认为：“草书起于列国，天下有事，急就为。”……尔后冷静地举出可靠的考古史料，从草写甲骨文（邹平、高邮陶片刻字为甲书体系）到草篆刻款、苏解陶器盖铭等，又从带有章书意味的西汉早期《马王堆帛书·老子正本》到章书味更浓的西汉中期的《居延甲渠鄣侯谊简》及西汉晚期纯章草作品《东海汉简·神乌赋》，以此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大致从文字产生以后的书写实践中，各个时代均有对当时使用书体的草意写法，章草的初创本流行于民间草率而有失大雅的“俗书”，而多用于军事文牍、簿录、信札、医方等琐杂事务，而官方的“书工文通”是不允许草率的（章帝喜杜度之草，而允许章草上书是特例）。他作出的结论是：一、章草之名，明确的记载见于《笔阵图》，是后世将章草（古草）与今草相区别而界定、命名；二、章书起于隶变之中，在先秦开始萌芽，秦末汉初已产生，成熟在西汉晚期；三、崔、杜二人不过是继承总结了史游及民间无名书家的书写经验，使之完全成为独立的书体。

可以说，作者通过史实的考究、类比等爬梳，推理书体演进的内在规律，尤其从图像学的角度更为直观地阐述了草书的初成、发展并最终成熟的过程，这也是本书的又一特点。

《上古书法史》一书列举了四百五十余片考古史料及书法图版，有些珍贵的图片均为初次出版，洋洋大观可谓例举详实，图文并重，条块并举。秋子先生立足以文化学研究的角度，对中国汉字的形成、发展，传播情况及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进行了充分解读，文史结合，阐明哲理，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代表着当代书坛学术界对书法断代史研究的新境界、高水平。

秋子先生长期从事出版工作，眼界开阔，学识渊博，又长于书法、篆刻，其书真、草、隶、篆皆有所成，有着爽畅利落、清朗扑面的美感。他性格纯真，甘于寂寞，因而能在上古书法史这个前哲后贤极少涉及的领域中，艰辛探索了十余年，其严谨的学风，深入细致的功夫，沉浸案头的精神实为新一代学人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