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是想有尊严的活着，这个要求是否太高？

人命关天的时候，种种救命的看似可以通行的路径，全部被设置了重重障碍，站在路那边的患者绝望的眼神，一直在凝视着远方，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为什么印度却可以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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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个信息，中国慢粒白血病患者近10万人，每年新增患者约为1.3万人，胃肠间质瘤患者缺乏数据统计，但年发病率约为1/10万-2/10万人，高于前者。这些昔日被判为绝症的病人，因为瑞士诺华研制成功的药物-格列卫，从而看到了生命得以延续的希望。但是新的问题来了，在中国这种药物一个月的服用费用是23500元，尽管诺华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措施，但是一年7.2万的费用对于绝大多数患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人命关天的时候，种种救命的看似可以通行的路径，全部被设置了重重障碍，站在路那边的患者绝望的眼神，一直在凝视着远方，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为什么印度却可以那样……



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发现，印度仿制的某抗癌药可增加中国患者生存希望，且能使其每月省2万多元药费，遂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这种药。但这种仿制药品并未获得国内药监部门的审批，属于“假药”，陆勇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公诉。

陆勇的故事，是活脱脱一个中国版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为了活命，他像电影的主人公那样，通过在当时当地法律并不允许的方法使用药物，并维持了生命，进而帮助更多的人去买药，甚至将其做成了一个有地下产业样貌的救命链条。



有人认为这是弱势者被逼无奈之下的救命之举，不应该追究陆的刑事责任，这样会堵住他们自救的渠道；另一则人认为，既然使用并传播了国家法律不允许流入国内的药物，就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理和制裁；从知识产权的角度将，这种做法也是应该抵制的。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关于两者平衡的问题“究竟资本的利润更重要还是患者们的生命尊严更重要”凭什么同样疗效的药，不同的渠道和产地，价格差异从200元到2万？举个例子一个村子非常缺水，这时候一个人打了一口深井，可以解决村民水的问题，但是村民想喝上水的代价很高，就是把每个月所有的劳动成果都要给这个打井的人，终于有一天打井人被群民给杀了。当大家看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站在那一边？

国内许多地方，还没有将白血病等易把家庭拖垮的大病纳入大病统筹，这使得很多病人面临“保的病不患，患的病不保”的尴尬境地。陆勇及他的上千名病友从非正常渠道买药，难道不是一种呼救和呐喊吗？也许某些药品在能够被纳入医保范畴之后，才更能引起相关部门 对其价格的真正重视。



在这一点上，印度的有关部门做得不错——他们对某些民众用不起的外国进口药，推行药品强行仿制，他们不管这个是谁的专利怎么这么样，如果有利于我自己的子民，我就这样干。结果印度仿制药市场占世界的五分之一，美国40%的市场。诸如无国界医生、全球基金、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国际药品采购机制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组织，都不得不依赖价格低廉的印度仿制药来运作项目。医疗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有80%的抗艾滋病病毒药物从印度购买。



格列卫在中国的价格是全球最高的。在国外的情况，我没有切实的数据，但媒体的报道，格列卫在中国香港的价格为17000，美国为13600，澳大利亚为10000左右，在日本16000，韩国约为3000元，以上都是人民币为单位。但是考虑到各国的医保政策，实际上患者的负担非常小，比如澳大利亚医保居民的价格每盒只有不到200元人民币。在价格这个利益传导的链条上到处都是吸血鬼，价格低了，他们没有利益。比如在流通环节上，据报道，国外药物到达中国医院这前至少要经过三层经销商的“盘剥”，每一层平均加价5%-7%，而医院还要加价10%-15%……



我非常不解的是我们GDP表象各种繁荣昌盛，为什么今天绝大多数的人，甚至可以说是90%的人，认为自己活不起。结婚结不起、住房买不起、孩子上学上不起、生病生不起、最后发现你也死不起墓地跟房价一样，活着买一套房子累个半死，死了还要买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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