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朝鲜人在明朝的奇幻漂流，还原了真实的大明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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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外获救的朝鲜文官

明朝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十七日，一艘突然闯入台州海域的奇怪商船，把当地军民吓了一跳。

在那个年头，对岸的日本倭寇，瞅冷子就会跑来骚扰，化妆成商船凑过来浑水摸鱼，也是惯用套路。于是台州驻军紧急行动，待到这商船靠岸，大批明朝官兵立刻上前逮个正着。谁知哆哆嗦嗦从船上爬出来的，却并非凶神恶煞的倭寇，却是一个文官模样的朝鲜人，还有42个随从，全是筋疲力尽的样子。经过一番严格审讯，事情总算弄清楚了：确实不是倭寇。这个获救的朝鲜文官叫崔溥，原是朝鲜一个推刷敬差官。因父亲去世急匆匆回家奔丧，却不料路上遭遇暴风，整个船被风浪打的桅杆粉碎，孤零零在海上漂了十四天，历经多次死里逃生，终于被台州军民所救。

既然不是倭寇，当地官民的态度也就不一样了，朝鲜是大明朝的“附属国”，等于是“铁杆小弟”。“小弟”家的人落了难，“大哥”当然要帮。于是证明身份的崔溥一行人，紧接着就得到了热情接待，先从台州被送到了杭州，一路享受高规格食宿，还得到了当地官府的钱粮资助。

得知此事的明孝宗也来了兴趣，下令当地官员护送崔溥，经京杭大运河进京朝见，亲自对崔溥一番赏赐。是为中朝友谊的一段佳话。

不过，当经过这番奇遇的崔溥回到朝鲜后，朝鲜国王的一个决定，却令这段“佳话”，有了更重大意义：命令崔溥将这场遭遇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百感交集的崔溥，也就欣然提笔，终于完成了一部日记式的见闻录：《漂海录》。这么一本书，又有什么重大意义？这个年代，正是朝鲜王国极度仰慕大明朝的年代，“天朝上国”的风土人情，令当时的朝鲜人无比神往，可每次朝鲜使臣来明朝觐见，都要按照规定的线路行程，通常也只能在北京南京活动。而崔溥的这一番落难，却令他先到了明朝经济繁华的浙江，又沿着明朝运输主干线，一路饱览风光。记录这一切的《漂海录》，就好比打开一扇窗户，叫当时的朝鲜人，看尽“天朝”的风景。

更超越历史的意义是，由于这部《漂海录》，是完全用汉字写成（汉字是当时朝鲜的官方文字）。因此至今为止，它都是国人研究明朝社会生活的第一手素材。特别是崔溥落难时的明朝，正是明孝宗刚刚登基，诸多野史影视剧里大书特书的“民不聊生”年代。那崔溥看到的明朝，真的是这样吗？

不妨，就瞧瞧《漂海录》里记录的最生动的部分：崔溥沿京杭大运河进北京时，看到的世态万千。



二：运河风光图

作为人类古代史上空前规模的人工运河系统，明朝弘治年间的京杭大运河，运转已十分成熟，沿河的商业经济，也是高速发展阶段。对于从小一直生活在朝鲜的崔溥来说，走在这条河道上，就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处处是新鲜。

最先叫崔溥惊讶的，就是明朝的驿站系统。崔溥在《漂海录》中记载，明朝的驿站设有驿臣、攒典各一名，还有馆夫、房夫等若干。崔溥所见嘉兴府的西水驿，由重门、厅、堂、耳房、廨舍等组成，各个部分一应俱全，驿站前建的石柱一直延伸至河中百余步，用于系挂舟船的缆绳。

在这有条不紊的运输线中，最吸引崔溥眼球的，还是沿岸繁荣的经济与民生风情。京杭大运河南段最具代表性的城市非苏杭莫属。苏杭的繁华阜盛是崔溥亲眼所见。在崔溥眼中，作为京杭大运河北上首站的杭州，“重城叠门”，光是城楼就有三层。

进城后，到武林驿的一路上，四处可见屋宇相连、商铺鳞次栉比，南北商品琳琅汇集；街道上车水马龙，人人衣着锦绣，以精容修面为时尚；江河上舳舻千里，往来不息，一派繁盛富甲的景象。崔溥还听当地的驿丞说，周边各国的使臣去京城朝贡之时，杭州是必经的中转站。所谓“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说法，在那时已经成为通行全国的谚语了。



大运河北段的临清县城是江北的代表，也是当时山东境内最繁华的商品转输之地。崔溥同样在日记中记载道，临清城处于两京要冲之地，往来商旅云集，各式商品都能在此见到。从城中到城外的数十里之间商肆楼台密布，财货船舶聚集，亦是当时名显天下的商业都市。

这一路北上途中，路经的巡检司、驿站、急递铺不计其数，每到一处都可见“珠玉、金银、宝贝之产，稻梁、盐铁、鱼蟹之富，羔羊、鹅鸭、鸡豚、驴牛之畜，松篁、藤榇、龙眼、荔枝、桔柚之物，甲于天下”。

这些在当时明朝百姓看来，习以为常的生活图景，在崔溥的记载里，各个充满了美轮美奂的惊叹。以至于当代好些韩国古装剧，开拍前都先翻《漂海录》，把书中精美的明朝城市，领先古代亚洲的繁华生活，有样学样照搬进古代朝鲜。

见证明朝强大的，也正是这字里行间里，让“属国”羡慕的繁华。

三：运河背后的黑科技

不过，看过了这些热闹生活的崔溥，也一度存有一个怀疑：这么强大的运河，真的是人挖的？

其实，明清年间很多初造访中国的外国人，看过京杭大运河以后，都连呼不敢相信。好些西方传教士的笔记里，还怀疑这条河是“上帝赐给中国的”。清初荷兰使团进京时，其随员不相信这是人工运河，竟要跳进河里去验证，差点闹出人命。崔溥当然没这么“楞”，但一路之上，他也是不停留意大运河的技术，首先叫他惊奇的，就是运河沿线调节水量以利漕运的船闸。几乎是遇闸必记。



自从永乐帝迁都北京后，京城的物资运输便成了一个大问题。陆路运输成本高且地形复杂，走海路成本倒是低，可危险性高。唯一一个既能保证安全性又能控制成本的方法就是走漕运。

朝廷想到利用元代修建的大运河来实行漕运的计划，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黄河决口和淤沙严重。为了疏通运河北段，朝廷通过建闸来调节水势，重要水段几乎每十里就有一闸。崔溥记载新店在建闸前，漕船行至此处几乎是“进寸退尺”，便是寸步难行，可建闸后“舟行得其安且顺也”。

除了船闸，还有大坝。筑坝能引导汉河之水，运河通过淮安新城外修筑的五座大坝可进入淮河。崔溥在记录运河上的堤坝堰闸等交通工程设施时说：“水泻则置堰坝以防之，水淤则置堤塘以捍之，水浅则置闸以贮之，水急则置洪以逆之，水会则置嘴以分之。”

但是，对于如此庞大坚固的工程，作为旁观者的崔溥还是半信半疑，这些真的是人工修筑而成的吗？为此，在经过吕梁河道的时候，他还特意上岸亲自进行验证。但只见铺石坚固整齐，随行的官员傅荣告诉他说，此路用石板堆砌，再用铁锭加固，最后灌以石灰，因此十分坚固。

这下崔溥不仅开了眼，更是心悦诚服。他由衷感慨道，如果不是有这条河中之路，那我们如今便是要绕行万里之遥，路途崎岖舟车劳顿自不必说，哪能像现在这样安稳地躺在船里逍遥穿梭。真是受了莫大的恩益啊！



崔溥的这一趟奇幻漂流，不仅亲眼见识了明朝的繁盛景象，还让国内的朝鲜人也着实见识了一番什么是真正的王朝气象。

而他在运河边上，那一声惊叹，却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道理：比起道德文章与商旅繁荣，真正撑起一个国家强大的，是如大运河船闸大坝河床一般，实实在在的国家产业技术。

参考资料：《漂海录》、《朝鲜人眼中的中国运河风情：以崔溥为中心》、《历史意蕴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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