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一次发人深省的“英雄时刻”

民国“繁华”，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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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刚刚扛着“热河惨败”耻辱“下野”的张学良，又在上海疗养院的治疗室里，经历了他人生里又一场残酷的考验：戒烟（鸦片烟）。

这场考验有多艰巨？在之前的七年里，鸦片就是张学良最贴身的“朋友”，一开始还是烟枪不离手，后来就变成每天打吗啡针。哪怕掌舵了奉系大权后，也经常是他在批阅着公文，医生在他背上注射着吗啡。以张学良的美国好友端纳的原话说，由于吸毒过深，二十七岁（1928年）时的张学良，就已经“十分瘦弱，不时痉挛般地颤抖……”

二十七岁时尚且如此，三十二岁那年决心戒烟时，张学良显然中毒更深，这次戒烟的方式也是更酷烈：先当着全家人的面，把枪放在枕头下，表示谁再给他大烟抽，他就“马上拿枪打死他”。然后表完决心的张学良，就被捆在治疗室的病床上，先接受注射特效药物，全身因此起泡后，医生再从泡中抽出液体，又注射在他身上，同时抽出体内腐血，清理血管。这个过程，想想就知道有多痛苦。经历煎熬的张学良，也疼得衣服全撕烂，胳膊都被自己咬青。毒瘾最煎熬的时刻，张学良甚至把病床上的绳子全挣断，整个人横躺到了地板上，“满头全是血”。但即使这样，他依然拒绝医生给他打安眠针，誓要用自己的毅力挺过去。如此煎熬，就这样持续了七天七夜，张学良终于脱胎换骨，戒毒成功。

如此炼狱般的经历，也叫当时的张学良颇为得意，还亲笔写了“陋习好改志为坚”的条幅自勉。甚至几十年后，风烛残年的张学良忆起这段往事，依然无比自豪：“我跟你说，一个人哪，不是我吹，能把烟戒了，这人就了不得。”参考中外无数桩戒毒失败的例子，确实，这就是他人生里一次意志如钢的英雄时刻。

可这“了不得”的“英雄时刻”背后，细思却极恐：彼时民国军政界的重量级人物，奉系集团的掌舵人，风度翩翩的少帅，堂堂“民国四公子”之一，竟然是个“瘾君子”？

以张学良自己的解释说，他上了鸦片的“贼船”，是因为1926年时一次作战时发火，事后他“通夜抽鸦片解烦恼”，从此就染上毒瘾了。后来大帅府的马医官又出馊主意，说可以打针戒毒，这下烟枪是扔了，改打毒品针了。“九一八事变”后，压力山大的张学良，毒品针也越打越多，以至于三十出头，却是“一幅老弱之态”。连北平的报纸都发出嘲笑：“东北的年轻领袖（张学良）如此懦弱，不思奋起，是由于他糜烂的生活。”虽然如此，但对“戒烟”这个事，张学良起初决心并不坚定。热河兵败后，端纳曾劝他“做一名真正的大丈夫”，张学良当时却还不以为然。但好友宋子文的一声怒喝，却终于叫张学良猛醒：“这不仅关系到你个人的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体面观瞻啊”——堂堂“少帅”，每天吗啡针不离手，你叫国家脸往哪搁？

也就是这番怒吼，支撑了张学良戒烟的意志。但这背后，却更是触目惊心的真相：为什么连张学良，都曾沉溺鸦片到这地步？因为民国的鸦片泛滥，就到了这程度！

说起近代中国的“鸦片泛滥”，后人多津津乐道晚清时代，但民国时代，却一度是“加强版”：整个北洋军阀时代，中国各大省份，乡村的土地大面积种植鸦片，云南全省100万亩土地种上了罂粟，年产鸦片五千万两。安徽全省五分之一的土地种植鸦片，河南也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开满罂粟花。中国各一线城市更是烟馆林立。广州每天销售烟土就有一万两，厦门六个县有1200家烟馆，长沙全城7000家烟馆，上海仅南汇一地，就有六万多“瘾君子”。鸦片，其实渗透到民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为何张学良年纪轻轻，就会染上烟瘾？因为鸦片在当时，简直随处可见。

鸦片如此泛滥，当时的民国政府就不管？怎能不管，鸦片就是军阀政府的财源呢。比如四川贵州等省份，就是当地军阀强制推广种植鸦片。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重庆，如果农民拒绝种植鸦片，每年就要多交七年的田赋。好些省份还推出多如牛毛的“鸦片捐”，恨不能每一株罂粟都榨出油来。在鸦片种植极广的贵州，仅1921年这一年，就因种鸦片闹出粮荒，饿死五六万灾民……

何止是地方军阀政府，巧立名目从鸦片里刮钱，打着“中央政府”旗号的军阀们也不差。直系军阀精英吴佩孚，就曾与四川军阀刘湘联手做过鸦片生意。北洋军阀的“禁烟总所”，主要工作就是“收烟税”。仅1927年这一年，北京一地就收了六千万元的“烟税”——交够钱，鸦片敞开了卖。看过这民国“繁华”之下，让人不忍细读的“鸦片贸易”，就能分明感受到，抗战爆发前的中国，被这恶魔般的鸦片，侵蚀到何等的地步。毒品祸国的教训，近一个世纪后再回望，依然与多少国耻交织，触目惊心。

参考资料：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王金香《北洋军阀时期的鸦片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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