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中的“仁”

儒家由仁的思想所推导出来的“内圣外王”的成圣路径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构成了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都以此作为自己生命追求的底色。而在现代工商业中，也同样如此。...



孔子对周代礼乐制度的重大发展在于，他把原本就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仁政思想进一步凸显为仁礼思想，将“仁”置于“礼”之前，突出“仁”的至高无上的终极价值意义。

在孔子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中已有民本思想、仁政思想产生，并且影响深远。如《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记载，早在4000年前，大禹就对他的子孙说过“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唯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尚书·泰誓》中也记载周武王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儒家思想是孔孟等人为那些慨然有“澄清天下志”的仁人志士准备的一套伦理-政治学说，但为了能够让这些仁人志士在理想被不断摧毁的惨烈现实中生存下去，儒学从孔子开始就具有强调信仰的成分，到了孟子、《大学》和《中庸》，更是将对信仰的强调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然而，儒学从来都不只是一套伦理-政治学说，它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伦理-政治信仰系统，它要求所有的士大夫不仅要从知识上了解它，还要喜欢它，更要将之身体力行于每日每时的言谈举止中。

因此，唐君毅、牟宗三、钱穆等人认为儒学是“人文的宗教”或“道德的宗教”。李泽厚则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但在历史上起着“准宗教”的作用。与儒学的宗教色彩紧密联系的，是对道德心性的修炼，注重对君子人格的锻造。这部分内容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经历了春秋无义战的历史洗礼后，战国时代的政治军事博弈变得更加残酷，儒家所提倡的“仁礼”学说更加没有实施的可能性了。

在现实与理想发生剧烈碰撞，而且在可见的未来都看不到有解决希望的晦暗阴霾的时刻，儒学精英们选择了自我心理强化、自我人格锻造，通过超强度的心理强化和人格锻造以对抗荒谬、无耻的世界，以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中》)的伟大理想。

儒家的思想优势在于，诉诸个体的廉耻良善之心，可激发其使命感和责任感。《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曾子引述孔子的话：“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儒家思想中，“仁”是一个核心价值，仁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儒家学说可以称作是“仁学”。仁的基本内涵是对他人和社会的关爱、关怀与关心。因此，孔子在回答樊迟“什么是仁”的问题时，回答是 “爱人”(《论语·颜渊》)。

成书于东汉的《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仁的：“仁，亲也， 从人从二。”这个解释告诉我们，仁是一个会意字，由“二”和 “人”构成，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强调。而“仁，亲也”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友爱关系。

但这里的“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友爱关系，而首先是指血缘亲属之间的亲善、友爱关系，然后推而广之，到“泛爱众”的境界。

我们来看看儒家经典中是如何表述这一思想的：

《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

《论语·学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因此，儒家所说的仁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这种仁是一种有等差的情感，是由亲至疏、由内而外的。

理解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仁的这种特点长期以来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性格和行为处事原则。并且，在我们后面要讲到的现代管理案例中可以看到，这一特点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也可能会造成不良的结果。

孔子认为，在礼崩乐坏、世风日下、人情浇薄的时代，真正的救世之道就是道德建设，这可以使人们回归到仁的本源性状态中，也就可以恢复周公时代的礼乐制度，世界就会和谐美好。

孔子认为应当遵从推己及人的原则推行“仁”道。对此，他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做了阐释。

★从积极方面说，就要做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意思是，宅心仁厚的人，自己希望成功、通达，将心比心，想到别人也会有这样的意愿，因而在为自己的成功创造条件时，也要为自己的朋友、同事和下属等创造和提供成功的机会。

★从消极方面说，就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意思是，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

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忠恕”之道，也就是“仁”道，这是一种宽容、与人为善的精神。

如何达到仁的境地，《论语·学而》中说：“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意思是，我一天反复省视自己的所作所为，替人谋划事情有无欺诈隐瞒之事？和朋友交往有无不诚信之事？老师教的功课有没有不复习的情况？

儒家认为仁是至高无上的圣人境界，必须通过无止境的、艰苦的道德修为才能达到，并由此推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路径。其中“内圣”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道德修炼功夫，是“外王”的基础，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内圣”的自然延伸。

毋庸置疑，儒家由仁的思想所推导出来的“内圣外王”的成圣路径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构成了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都以此作为自己生命追求的底色。而在现代工商业中，也同样如此。

荣德生

上海著名的荣氏财团创始人荣德生把实业家的正心修身视为创业、守业的根本之计，他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 ‘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 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则虽有王阳明，亦何补哉！不自勤俭， 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陈光甫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民国”时期著名金融家陈光甫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学习了六年，因此他在银行的管理上基本采取西式方法，但他也充分注意到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作用，特地购买儒家典籍分送银行职工学习。

晚年的陈光甫更加意识到儒家思想对企业凝聚力的作用，他说：“近来佥观世故，愈了解古人日常道德之训，永远是真。盖道德非他，乃维持团体合作之必要条件。忠、诚、廉、让四字，余觉其特与商业团体有关。”

卢作孚

以一个民营航运公司而完成了1938年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在创办民生航运公司的过程中，吸收儒家文化精髓，培育出了民生公司的企业文化——民生精神。他在创办民生公司之初，就确立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 富强国家”的经营宗旨，目标是通过事业的成功去影响社会，达到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实现国强民富的目的。

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在他这里转化为奉献社会、富强国家的实业理想。儒家仁学思想对现代工商管理的启示是，儒学既是一套伦理-政治学说，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伦理-政治信仰系统，儒家仁学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莫林虎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文化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学术专长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承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北京市政府及中国出版集团等政府和企业课题2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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