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祖国从南极接回家的武大女教师”

“鄂栋臣教授第一次参与南极科考的那年，我刚刚出生，没想到后来会因为他与极地测绘结下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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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伯网 墨子苏 | 撰文

“出发时还是一切正常，回到武汉时恍如隔世。看到大家都戴着口罩，店铺也没有完全正常营业，感觉自己像是从外太空穿越回来的一样。”

2019年11月17日出发、2020年4月22日返回，因为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赵羲的南极科考之行被迫延长了2个多月。

虽然如此，她却并不喜欢将这段时间称为“滞留”，毕竟没有哪种“滞留”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硬核待遇”：

“科考队在南极无菌环境中生活了较长时间，免疫力会非常脆弱，是各种疾病的易感人群。国家非常重视我们的行程安全，为避免疫情期间经停他国带来的风险，派雪龙号和雪龙2号去接我们回家，武汉大学又派车把我们和设备点对点接回了学校。”

“相当于从世界最安全的地方，直接到了另一个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赵羲说：“虽然和亲人团聚的时间晚了一些，但船上物资很充足，身心健康也得到了充分保障，我们觉得心里很踏实。”和赵羲沟通的那天刚好是她的生日，8岁的儿子用木头做了一架雪鹰号飞机模型送给她做生日礼物。

“雪鹰601”是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也是赵羲在南极工作时乘坐过的飞机。

作为第36次南极科考队固定翼飞机队中的一员，赵羲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冰雪环境遥感、极地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制图，本次考察期间，固定翼飞机共执行15架次的科研飞行观测，总飞行约130小时，近两万海里。

“雪鹰号上搭载了航空磁力计、航空重力仪、冰雷达、激光测距仪等载荷，能够获取航空重力、冰下地形、航空磁力、冰表地形与影像、冰厚、内部结构与冰下环境等重要科研数据。”赵羲介绍。

“极地科考、测绘先行”，这是极地科考团中常说的一句话。除了完成领域内的科研任务之外，测绘在南极科考工作中还有后勤保障的功能，考察管理、建站选址、路线规划、环境监测、地面调查，都离不开测绘地信。

“比如建设新的科考站时，往往对当地环境不够了解，这就需要运用测绘地信的手段构筑这片区域详细的地形图，从而选择环境相对合适的建站地。”

赵羲介绍：“每年雪龙号靠岸的时候，也需要测绘辅助。雪龙号本身吃水很深，不能靠岸边太近，一般都会停靠在距离站区十公里以上的区域，但中间海冰的厚度可能只有一到两米，这就需要对附近海冰测绘完成路线规划，选择一条安全的路径让物资运输车通过。”看过极光、冰山和企鹅，坐过雪鹰号、雪龙号和雪龙2号，女儿过生日用探空气球送祝福......赵羲这次的南极科考之行注定不凡。

“在中山站时，办公室窗外就是大海，海面上结着海冰，海冰后有冰山，特别美。企鹅是我们科考队的明星，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企鹅，才知道它们在冰上跑的这么快，而且不怕人，拍照的时候很配合。虽然因为疫情多耽误了两个多月时间，但也因此让我有幸看到了壮美的极光。”

谈起在南极的日子，赵羲脸上全是笑意，就连穿越“咆哮西风带”，也被她当成一件趣事：“现在气象预报越来越精准，都会选择合适的天气窗口航行，我经历过最大的浪也就五米左右，感受不到过去动辄十几米的大浪了”。

但测绘外业本身就是充满挑战的工作，更何况在全世界气候最恶劣的地区作业，美好显然不会是唯一的主题。

“困难当然还是有，比如为了利用一次飞行最大的航程数，固定翼设计的飞行时间大概在7个小时左右，而且为了搭载科研载荷，科研飞机也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这就意味着，飞行的7小时内都不能去厕所，所以大家早餐会尽量控制少吃东西少喝水，这对于女生来说也是尤其不方便。”

“科研飞机也没有加压装置，当飞机飞到5000米高空的时候，就开始头晕恶心，必须马上吸氧。”赵羲说：“当时觉得氧气都是甜甜的”。

除了这次难忘的飞行外，赵羲的主要任务是数据处理：“需要在每次飞行之后连夜完成数据处理，保证第二次飞行时所有载荷正常工作。”

“写代码也是我们科研的必备技能。数据处理和成图方面我们不太用商业软件，现在科研用的软件是我国研发的，平时也会自己写代码，编一些比较适合这类特殊领域应用的程序。” 出得了外业、做得了内业、写得了代码，赵羲绝对是测绘领域的全能手。

但即使这样，也会遇到意料之外的“事故”。

“很多城市中常用的测绘手段，在极地使用会受到限制。”在南极做航测，赵羲切身体会到了在城市中无法遇到的困难：“南极的风非常大，用无人机做站区大地一体测图的时候，必须等待天气窗口。而且中山站纬度比较高，没有特殊调试过的商用无人机会受到磁极影响，好几次飞上去之后就不受控制了，指南针失效。”

“我亲眼看见队友用的无人机直接冲向我们取淡水的莫愁湖‘自尽’了，最后也没打捞上来。”赵羲开玩笑说：“其实在南极，商用无人机经常会在各类金属体上坠机，湖里面也有不少无人机的‘尸体’”。

赵羲介绍，商用无人机在正常环境下使用没问题，但因为极地的特殊环境，直接买回来的商品飞机或多或少会受到磁极点影响，科考用无人机还是有很多定制需求，需要进行飞控调试。除无人机外，极地科考的其他硬件设备也有不少定制需求：“我们也希望能够和其他单位和企业展开合作，综合多学科力量，研发、改进出更多适合南极科考的设备。”尽管充满困难，但和前辈们在南极科考时相比，现在的科研和生活保障条件已经好得太多。

“现在各种科研平台还有国际合作都会比较丰富，生活保障也非常充足，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科研条件。”赵羲表示：“当年鄂栋臣老师参与首次南极科考的时候，队员们还要靠肩挑手扛，通勤基本靠人力。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大型机械，通勤车可以爬坡三十度，水深一米能直接淌过去。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坐直升机通勤。”

“极地测绘技术也在飞速进步，逐步从上世纪80年代手工、静态的纸质地图，到上世纪90年代运用3S技术完成的局部区域4D产品，再到如今全球化、全天候、多维度、立体化的空间地理信息系统和网络电子地图。”

这离不开武大师生的多年努力。

从1984年我国首次南极科考开始，36年间，武汉大学师生参与了每一次南极科考任务。而7次远征南极，4次奔赴北极，参加过我国南北两极长城站、中山站、黄河站三站创建工程的鄂栋臣教授，更是我国极地测绘遥感科考总体方案的设计者，被称为“极地测绘之父”。

“鄂栋臣教授第一次参与南极科考的那年，我刚刚出生，没想到后来会因为他与极地测绘结下不解之缘。”

赵羲回忆：“读高中的时候鄂栋臣教授去我就读的学校做南极科考宣讲，那个时候就埋下了一颗种子，让我对南极科考心生向往。高考时我考上了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当时就选择了地图制图方向，留校后就一直在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赵羲的硕士导师，现任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庞小平教授，正是鄂栋臣教授的弟子。武大的极地测绘情节，就这样代代传承了下来。

在武大师生的努力下，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境外唯一的南极监测站建成，改善了北斗卫星地面监测网结构，使北斗卫星定轨精度提高3倍以上；建成了地球两极四个GPS卫星跟踪站，参与建立和维持中国极地高精度动态坐标基准，并测定出南极板块运动速度场。

“老一辈的极地人都特别拼命，他们当时是从无到有，面临困难特别多，但他们却非常珍惜机会。”赵羲也继承了老一辈人的乐观精神：“其实做什么行业都有困难，但困难不是做事的阻力，只要真的想做成一件事，一定是可以做好的。”

“去南极第一身体要健康，第二要有强大的内心，克服相对隔绝的环境带来的孤独感，也要勇于面对大自然带来的风险，有冒险精神。”这是赵羲从武大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前辈身上学到的经验，也赠送给未来更多将去南极科考的“后辈”们。

（PS：赵羲老师于2020年4月30日下午15:00做客WGDC在线直播间，讲述了她“测量南极”的精彩故事，目前累计观看人次超42万，阅读原文可看视频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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