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烽火，扬州路

拜《摇滚北京》所赐，《烽火扬州路》成为用摇滚的方式演绎古典诗词最早的作品。轮回乐队也因此成了民族化摇滚风格的代表。...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回想这首《烽火扬州路》，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久远的记忆。

那时我还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上学，Walkman正流行，放的是卡带，我就愿意戴上耳机跟着流行音乐一起唱，有时唱的声音很大自己都不知道。骑自行车时我更喜欢听音乐，踩着脚镫子踏着音乐节奏，既轻松又带劲，我觉得这是欣赏音乐非常好的状态，甚至比现在一边开车一边听音乐的状态都好，因为身体可以跟着节奏律动，可以更充分地感受音乐，也容易迸发出创作灵感。

《烽火扬州路》其实就诞生在这个时候，这个状态中：我清楚地记得，在音乐学院附中读高二时的一个中午，放学后我骑车回家，照例一边骑车一边唱歌。刚从复兴门骑到南礼士路儿童医院路口，一段非常好的旋律就在我脑中出现了，当时真是很激动，我觉得我必须要把这段旋律给记下来，否则害怕忘记。正好我的 Walkman 有录音功能，于是我立刻停车，在路边把这段旋律录了下来，那时真是兴奋得不得了，因为好听，因为激动。这种激动一直持续到下午上课，我根据录音，迅速在课堂上把音乐旋律写成了谱，这是一首具有 Blues 感觉的曲子。有了旋律，有了曲子，万事俱备，只欠歌词——正好当时古文课讲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灵光一闪，我为什么不试着把这首辛词填进曲子里呢？结果这样一试，居然词曲贴合，于是《烽火扬州路》这首曲子，就在课堂上基本完成了。

《烽火扬州路》第一次演唱，是在当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元旦晚会上，班里几个有兴趣的同学组成了演出阵容：拉小提琴的高翔弹键盘、拉大提琴的官勇弹贝斯、打民族鼓的蒲海打架子鼓，由我来演唱——这首歌在当时的音乐学院达到绝对火爆的程度。元旦晚会过去以后，当我们再开始上学的时候，全学校的人都在说这首歌太有意思了，都在竞相传唱。

《烽火扬州路》在音乐学院轰动以后，又过了几年，我加入了轮回乐队，很自然的，这首曲子也成了乐队的第一批作品。在1992年的时候，轮回乐队版的《烽火扬州路》被录音师老哥（王欣波）收录到他正在筹备的专辑《摇滚北京》里——在九十年代初，谁都知道百花录音棚的老哥是最好的摇滚乐录音师。老哥把《烽火扬州路》放在 AB 面卡带的 A 面第二首曲子的位置，这通常是安排比较重要作品的位置。然而在老哥的录音棚里录这首歌，却是轮回乐队成立后的第一次录音，我们谁都没有经验，多亏了老哥的帮助，从音乐到设备，每一个环节老哥都帮我们设计。我还记得，老哥当时建议说：“既然是一首宋词，可不可以加点中国乐器的元素？”在当时，中国的摇滚乐队很少加入民族乐器，这个想法还是很有挑战的。可是对于自幼学习民族音乐的我来说，加入民乐元素并不难。我大概想了一段旋律，请我的同学陈晓俐（当时的女友）来录了一段琵琶。不知道这是不是摇滚音乐第一次和琵琶亲密接触，大家都很喜欢这种跨越古今的碰撞。但是我们乐队部分的录制过程，就漫长多了。大家不断涌现出新的想法，各种技术也都在试验中，所以录制过程拖了很久，直到午夜十二点还没轮到我的录唱部分，所以我就在录音棚的沙发上睡着了。记得我被叫醒是在凌晨三点，老哥说：“好！你可以录音了！”我赶忙用冷水洗了把脸，清清嗓子，抖擞精神唱了起来——我发现，凌晨三点钟唱《烽火扬州路》很有感觉，或许是声带还没有完全苏醒就开始演唱，更多了一些声音的张力，录音很顺利。我还记得，当我们离开录音棚的时候，已经是早晨了，大家好像一起在街边吃了早点，然后坐着头班公交车各自回家了。

左起分别为：吴彤、周旭、赵卫、焦全杰

拜《摇滚北京》所赐，《烽火扬州路》成为用摇滚的方式演绎古典诗词最早的作品。轮回乐队也因此成了民族化摇滚风格的代表。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我们也有意识地在寻找一些古词进行改编，但说老实话非常困难，只有对岳飞《满江红》的改编还算相对满意。因为我个人的声线是比较高亢的，所以《烽火扬州路》也好，《满江红》也好，这种豪放的词韵和我的声音以及摇滚音乐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有一种相似的共性。如果你找对了它们之间那种共性，将会是非常有趣的，甚至是开拓性的、启发性的一种发现——这种寻找不同形式之间的共性联系，在十几年后有了新的名字，叫“跨界”——当年摇滚音乐和中国诗词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一种跨界，如今我在丝路乐团的音乐合作也算是一种跨界。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内在联系有待我们去发现，还有更多的跨界艺术值得去寻觅与尝试。

从轮回乐队这种民族化的摇滚的跨界出现以后，各种新民乐、新国乐、新乐府之类将流行音乐和传统文化嫁接与发展出来的音乐，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出来，甚至开始泛滥。但对于传统音乐遗失非常严重的当代来说，我觉得任何对传统的重新演绎或者再创造以及各种跨界的尝试，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即便现在有些歌词刻意模仿传统诗词，写得比较浮华牵强，但我依然很支持他们的这种尝试。虽然这样的作品未必符合流行歌曲通俗易懂的本质，但是如果单从音乐的角度去欣赏它，歌词填得如何倒也不太重要，而且有人愿意从传统的角度去尝试某一种新的可能性。哪怕只是借助了传统文化的符号，也都是值得鼓励的。

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偏向于能够读得懂的、能感受的词曲，否则文字再漂亮、再华丽，如果没人听明白，到底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这会消耗大家对传统文化的沟通的尝试。所以无论是《满江红》也好，《烽火扬州路》也好，它们之所以能够被大家广泛认可和喜欢，也是因为读得懂，有共鸣——要知道，古词其实也就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只是曲子失传了，光剩下词而已。我们有理由相信苏东坡是重金属摇滚，李清照是女人情歌，而辛弃疾则是绝对的军旅作家。连当时的大宋皇帝没事都要问问，坊间最近流行什么新词？我喜欢的词人又有什么新作？我觉得，这很像现代人讨论音乐排行榜又出了什么新歌，而我喜欢的乐队现在又出了什么歌。所以我觉得流行音乐之所以成为音乐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于它容易被广泛认知与传唱这样一个前提条件。

歌词是最短小精悍的艺术，言简意赅，你将一些简单字句写进去，大家都听明白了，然后再细听，里面都是深深的生活，再往下听还可以延展出无穷无尽的想象……我想，如果能达到这种标准，那么无论诗词也好，歌词也好，都算是最高境界了。

哦，对了，自打《烽火扬州路》在音乐学院附中的元旦晚会唱响以后，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有好几年都从古文课的试卷上消失了，因为同学们都会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