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他们，就没有西南联大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80多年前，梅贻琦在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提到的这句话，即使在现在，依然振聋发聩。

相比于胡适（北大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同为中国最著名大学的校长之一，梅贻琦身后名气实在太过低调。固然其中有一些敏感因素（1948年，梅贻琦选择去了台湾，并创建了“台湾清华大学”的前身），但梅贻琦本人确实温和儒雅，注重实干，人称“寡言君子”。

1931年到1948年，身为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最被后人推崇的是他奠定了清华的品格，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从此在清华园蔚然成风。

民国热席卷全国好几年，到了后期，尽管有盲目推崇之嫌，但民国高校中的熠熠星光实在耀眼：吴宓、刘文典、金岳霖、陈寅恪、李济……相比之下，不少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却依然未被大众所熟知。

今天恰逢梅贻琦先生逝世纪念日，主页君想和大家一起聊聊西南联大时期三位大学校长的故事，他们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

梅贻琦祖籍江苏，生于天津。留美归国后，1931年，他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积极邀请国际学者来清华执教。

1937年，北校南迁，北大、清华、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办学。梅贻琦任校务委员会兼主席。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西南联大解散，三校迁回原地，准备复校。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被解放。

梅贻琦婉拒了国民党内阁的邀请，后来去了台湾创建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也正因如此，他也被称为是“两岸的清华校长”。01 

梅贻琦嗜酒，但从没喝醉过，据说，1947年抗战胜利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学校在体育场摆了酒席，教职员都一一向校长敬酒，梅贻琦老老实实地喝下，足足喝了40多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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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时期，物资紧缺，梅贻琦的太太韩咏华，虽然身为校长夫人，但也没有特殊待遇，家庭生计困难，老老实实出来卖自己亲手做的糕点，并取名为“定胜糕”，取“抗战一定胜利”之意。



蒋梦麟，浙江人，赴美留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归国。虽然1930年才被蒋介石正式聘为北大校长，但其实早在1919年起，蒋梦麟就在蔡元培的任命下，代理北大校长职务。

蒋梦麟大胆调整北大体制，打破终身教授制，虽受到非议，却也建立了有效率的行政体制。

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后，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来主持校务，凡遇到与另外两校发生利益冲突时，蒋梦麟经常选择退让，以西南联大大局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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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南联大期间，三校利益之争，蒋梦麟的退让令很多北大师生不解，希望他能为北大多争取一些利益。

蒋梦麟给同仁讲了这个故事：我、张伯苓、梅贻琦是三大名校的校长，好比说三个人穿一条裤子，如果我们三个人抢一条裤子，裤子只有两条腿，那么肯定是什么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我们俩可以不穿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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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后，辞去北大校长职位，由胡适接任。去台湾后，他致力于台湾农村的复兴，并提出了“人口节育“的观点，主张限制人口增长，但在当时却遭到了指责和谩骂。

民国时期中国三大名校中，只有南开是私立大学，张伯苓凭借个人魅力一直不懈地向海内外筹措经费，来支持学校运转。

1937年，南开大学校舍和图书馆遭日军轰炸，南开大学也因此成为中日开战后第一所因战火被焚毁的高等学府，国内外高校的教授都声援南开。

同年，南开和北大清华一同迁往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张伯苓选择留在大陆。周恩来一生都非常尊敬这位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1904年在天津建立了敬业学堂，时年15岁的梅贻琦正是这所学堂的学生。1915年，梅贻琦留学归国，到清华任教半年后，去天津看望张伯苓，表示自己对教书没兴趣，想换工作。

张伯苓听后，生气地对梅贻琦说: “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这句话几乎改变了梅贻琦的人生和前途。西南联大固然伟大，但若没有三位校长智慧的带领，想必也不会有今日这番成就。

正如西南联大纪念碑文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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