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苏青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是因为后者与胡兰成有染?

 

在与张爱玲齐名的几大才女中,惟独得到张爱玲欣赏的是苏青,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苏青和张爱玲都曾公开捧过对方,...



在与张爱玲齐名的几大才女中,惟独得到张爱玲欣赏的是苏青,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苏青和张爱玲都曾公开捧过对方,但两人的友谊却未能地久天长。换句话说,这种友谊只是在某个阶段存在,在我看来,那友谊中到底存有几分真心十分可疑,顶多算得上一场作秀吧。

她们的彼此欣赏透着浓烈的功利色彩:苏青创办的《天地》杂志需要张爱玲供稿,而依靠卖文为生的张爱玲也需要跟编辑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关于这点,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里说得很明白,“至于私交,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张爱玲那时倒不是没有地方发表文字,相反有不少杂志向她约稿,但苏青写给张爱玲的索稿信,一来就说“叨在同性”,令张爱玲看了总要笑。苏青是聪明的,这一句话就拉近了与张爱玲的关系,令后者愉快地接受了约稿。《天地》杂志一连几期都有张爱玲的文字。无论她们俩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时隔70年,笔者仍能从两者的文字中看出张爱玲和苏青的共同点来。她们无疑是同类,笔触都指向男女之间的那点事儿。张爱玲笔下的婚恋故事缠绵悱恻凄艳绝伦,苏青笔下的男女则世俗而真实。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特殊年代,不去抒写宏大的时代叙事,却把焦点锁在男女情爱上,张爱玲和苏青也算得上是臭味相投了。怪不得,张爱玲瞧不上冰心这一类作家。说起来,张爱玲更喜欢苏青一些,而苏青对女人之间的友谊却看得极明白,她曾在自己的《浣锦集》里说,“女子是不够朋友的。无论两个女人好到怎样程度,要是其中有一个结了婚的话,‘友谊’就进了坟墓,我从前有许多好友,现在都貌合神离,有些且音讯沓然了,原因是我已结了婚,而且有了孩子,不复是‘伟大女性’,够不上同前程远大的她们谈交情。而我呢,委实也没有想过将要离异了丈夫,抛弃了婴儿,去享受和这些女伴们一同研究皮鞋式样之类的乐趣。”同为写字为生的女子,苏青的书中却几乎未提到张爱玲,反倒是张爱玲曾写过《我看苏青》。这篇文字是张爱玲1944年春祝贺苏青的散文集《浣锦集》出版而写,彼时,张爱玲与胡兰都曾获赠一册样书,三人关系尚好,因此张爱玲与胡兰成都为苏青各写了一篇贺文。

虽说贺文写了,但张爱玲内心里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瞧得起苏青的文字,在她眼里,苏青无非是一个能够成功卖文养活自己的女子而已,“无论怎么说,苏青的书能够畅销,能够赚钱,文人能够救济自己,免得等人来救济,岂不是很好的事么?”

就算把苏青放到现在的二十一世纪,从销量来看,她也无愧为一名真正的畅销书作家,抛开文学价值不论,倘若只从收入计,想必她也能在作家富豪排行榜里同韩寒、郭敬明等争得一个席位。1941年,苏青以个人经历为蓝本撰写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半年内曾经再版九次,到1944年就已印刷36版,一时间洛阳纸贵。苏青的另一本自传体小说《歧路佳人》最早在《风雨谈》上进行连载,在当时被称为最大胆的女作家,该书出版后半年内再版18次,至今已有20版之多。

纵观古今文学史,一部分成名女作家固然是因为驾驭文字的能力高超而获得读者与媒体的共同青睐,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女作家本身的经历足够有料,也许幼年身世离奇,也许有过不幸的婚恋史,那些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真实往往为女作家们增添了许多可供炒作的筹码。而此时,精明的媒体记者们往往嗅着味儿就来了。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文学的确是个人的,倾尽作家的生活积累、蕴涵作家的独到人生感悟的作品往往更容易打动读者。这种个体经验式的文字一向很受读者欢迎。民国的苏青张爱玲如此,现代的卫慧、棉棉、木子美亦然。而文学评论界的确有这种现象,评论家往往一窝峰跑去关注女作家的皮肉或八卦,却甚少关注女性作家的作品与艺术追求。

苏青生来一副好皮相,在胡兰成的眼里,苏青长得“鼻子是鼻子,嘴是嘴;无可批评的鹅蛋脸,俊眼修眉,有一种男孩的俊俏。”张爱玲对此则有更生动的形容,“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人说她世俗,其实她俊俏,她的世俗也好,她的脸好象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面点有胭脂。”

一个兼具脸蛋和文采,且又有丰富生活体验的女子自然会受到更多的关注,我们现在称这样的女子为“美女作家”,民国时期的苏青想必当得起这样的称谓。苏青的《结婚十年》成功地为她赢来了“才女”的称号,同时,媒体还称,“当前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无疑地是张爱玲和苏青。”1944年,张爱玲和苏青曾应《杂志》之邀有过一次对谈,关于女性、关于职业女性、关于性、关于同居、关于家庭、关于婚姻、态度之坦然,言辞之直爽,见解之犀利,六十五年后的今天看,仍属惊人之论。

尽管张爱玲和苏青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口无遮拦的苏青和喜穿奇装异服的张爱玲还是有一些共同点:前者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后者是衣不惊人死不休,在这点来看,两人骨子里的东西是一样的,她们总是喜欢鹤立鸡群的感觉,无论在哪里,总是设法让自己成为人群里的焦点人物。只不过两个女人运用的工具略有不同。

苏青说话一向比较噎人,她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时甚至到了刻薄的程度。“婚姻虽然没有意思,但却也能予正经女人以相当方便。一对男女再没有情义些,同睡在一张床上,总不能相安事实吧!”“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爱情应该先是挑逗的,然后当慢慢地满足她、安慰她。”苏青语惊天下,断言“虚伪是女人的本色”,“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四五十年光阴守着一个丈夫或妻子,试想这是什么味儿?”“夫妻有同居的义务一条,我认为不妨自由些,想起这样长时期的同居生活,实在也是很可怕的。或同居或不同居,一方感到需要时只可向对方提出要求,倒不必因法律规定是义务而要求强制执行也。像外国人般分床分寝室还比较好一些。但最好还是像朋友一样,大家往返,不致于每个人在婚便没有一刻的私生活可过。”苏青的这些理论就算放到二十一世纪来看,也算是相当前卫了。

苏青为人爽直、幽默,口无遮拦。《秋海棠》作者秦瘦鸥体胖,她见之就说,你不是叫瘦鸥吗,还那么胖?她送他个诨号“肥鸭”。同为女作家的潘柳黛,苏青有点看不惯其作派,竟然当友人面笑谑她:“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为何叫柳黛呢?”

张爱玲的“衣不惊人死不休”也是有口皆碑,如果用现在职场OL的打扮法则来看,张爱玲则完全不及格,她是一个胡乱穿衣不按牌理出牌的女人,她总在一些场合以不合适宜的装扮获取百分百的回头率,使见者侧目,但这种高回头率并不能为她赢取“美人”的赞誉,说到底,只是惊人而已,但美感缺缺。民国时期女人穿旗袍并不稀奇,稀奇的是旗袍外边还罩件短袄,或者短旗袍下面坠着几尺长的流苏,而这些都是张爱玲惯有的装扮。

两个臭味相同的女作家为何到后来关系渐渐生疏,以至于老死不相往来了呢?这其间还是和胡兰成脱不了关系。胡兰成总是夹在张爱玲和她的女友们中间,让女人间本来就脆弱的友谊如缺少营养的枯发一拉就断。

有一夜,张爱玲偶然造访苏青家,恰好撞见胡兰成也在那里,那情形和黛玉夜访怡红院却撞见宝玉和宝钗谈笑晏晏类似,尽管她巴不得所有女人都去喜欢胡兰成,但真的有这苗头时,“她又妒忌,会觉得她自己很委屈。”何况,她是那样地爱胡兰成,在她送给胡兰成的照片背面,她这样表白自己,“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那朵尘埃里的花,在胡兰成的滥情下,终于还是孤独地萎谢了。文人一旦流氓起来,绝对天下无敌,我想,这也是胡兰成情人多达10个的原因之一。可惜女人们始终没弄明白,她们爱上的其实不是胡兰成,而是文字本身。文字,无意中成了胡兰成多情的帮凶。

之后张爱玲在《我看苏青》里曾经含糊地写道,“但是像苏青,即使她有什么地方得罪我,我也不会记恨的。——并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不知此言是否意指苏青与胡兰成有染。然而两人的关系终究慢慢淡了下来,及至张爱玲去香港,赴美国,时局和地域的的改变渐渐隔离了两人。张爱玲对此倒是有一些预感的,她在《我看苏青》末尾写道,“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外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吧,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叫人备感伤怀的是,这样两位才女的晚年都相当凄凉。解放初期,张爱玲辗转去了美国,晚年的她深居简出,远离社会,最终一人死在一所公寓里。而苏青不肯离开上海,饱受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还曾入狱提篮桥,晚年贫病交加,吐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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