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白到彩色的百年沧桑——云冈石窟院史馆探营

云冈石窟“真容巨状，世法所希”，尤其是首期开凿的“昙曜五窟”以大窟、大佛为特征，成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





　　云冈石窟始凿于公元5世纪的北魏时期，石窟以规模宏大、题材多样、雕刻精美、内涵丰富而驰名中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人将照相机带到中国后，众多国内外人士来到云冈作画、考察、探幽，开启了云冈石窟长达百年的研究历程。

盛世修史。为进一步发掘云冈石窟文化内涵，增添景区新亮点，云冈石窟研究院于2015年3月启动云冈石窟院史馆筹建工作。院长张焯、书记王雁翔等院领导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在筹划、调研、采访、征集、考证、撰写、设计等方面，给予许多指导和帮助。云冈石窟研究院石窟艺术研究室副主任韩鹏告诉记者，他们以“磨破嘴、跑断腿，看花眼、晒黑脸”的劲头，多方筹集，合理规划，获取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制定出最佳展陈方案。在各部门积极配合下，目前，图文编辑、实物收集、展馆装修等各项工作已近尾声，不久的将来，中外游客即可在540平方米的云冈石窟院史馆回望云冈石窟从黑白到彩色的百年沧桑。



发现云冈

1902年6月，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等在中国进行考察旅行，无意中踏入清中期后就湮没无闻的云冈石窟破败的庙门，惊讶地发现这里竟保存着蔚为壮观的北魏石窟建筑群，随后发表《云冈旅行记》、《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引起世人瞩目。1907年，法国东方研究专家沙畹来到云冈石窟，著成《华北考古学使命记》，最早发表了云冈石窟的照片。从此，云冈石佛寺声名鹊起，开始成为海内外学者和美术家的一大巡礼地。

这一单元的所选图片大多为黑白照片，在“20世纪上半叶的云冈石窟”部分，有30~40年代的云冈石窟全貌图、云冈下堡、第五窟前院东房、山门外景等，与今天的云冈大景区判若云泥。还有一张三位身着长袍的女孩在石窟前的合影，她们面容姣好，神色怡然。而另一张窟前合影中的四个小孩，虽然衣衫破旧，但均面带笑容。

在“流失海外的云冈造像”部分，所选图片以被盗前后对比的形式展现了令人痛心疾首的一段往事。云冈石窟雕像被盗，主要发生在1907至1935年间，期间又以1918至1930年最为猖獗。这些被盗造像主要分布于日本、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其中以日本为最，约占整个流失造像总量的70%。1929年9月20日，国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员会派常惠前来云冈进行为期5天的调查，其后对外公布，共失佛头96颗。2012年，云冈石窟研究院组织研究人员对流失海外的云冈造像进行全面调查，结果是有明确下落或线索者计140余件。

在“中外学者考察研究”部分，既有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坐着马车赴云冈考察的照片，又有《云冈石窟寺源流考》、《大同石佛寺》等多种早期云冈研究书籍的照片，还有摄于1933年的大同云冈调查队在云冈测绘，以及大同义和摄影社拍摄云冈间隙在石窟前小憩的图片。

不难想像，这些珍贵的黑白影像放大后出现在展厅里，会带给参观者怎样的惊奇和穿越感。



认识云冈

这一单元的图板和文字，介绍了百年来认识云冈过程中的著名学者和重大事件和相关成果等。

在宿白先生的个人照和《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影印件下，是金碑的发现及中日学者的分期争论说明：1947年宿白发现了对云冈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资料《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记载了云冈石窟的开窟历史和金初寺院维修情况，引发了学者对云冈石窟的研究热情。宿白分别撰写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及《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厘清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和分期脉络，同时对日本学者长广敏雄的分期方法提出了挑战。长广敏雄就此发表文章对宿白先生的研究进行反驳，最终宿白扎实的文献学基础和科学的考古研究方法使其折服。

自20世纪引起国外学者关注以来，关于云冈石窟的研究一直处在蓬勃发展阶段，诸多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在云冈石窟成功举办。2005年，举办了一次国际性石窟学术研讨会——云冈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进行了多学科国际交流，来自中、美、德、日、韩、新加坡等国家和港台地区的近300位参会学者共提交学术论文160余篇。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们就保护理念、保存环境、病害调查、监测分析、保护材料、遗产保存及石窟考古分期、石窟艺术的传承影响、样式分析等多个学科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具有深远的影响。

1992年-1993年，考古工作者对云冈石窟窟前（9-20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共揭露地面面积4000余平方米，清理出石砌河坝1道，建筑遗址4处，出土各类遗物2000余件。这次发掘初步探明云冈石窟窟前建筑遗址发展脉络，再现了云冈石窟的历史面貌，为研究云冈石窟状况及《金碑》的“十寺”记载等问题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是建国以来石窟寺窟前遗址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

2008年-2012年，为配合云冈石窟山顶防水工程的开展，云冈石窟联合考古队对云冈石窟山顶防水工程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发现两处北魏及辽金的佛教寺院遗址和铸造工场，其中佛教寺院遗址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较完整的寺院遗迹，铸造工场遗址出土了我国最早的地穴式铸造井台。北魏、辽金寺院遗址的发现，有助于了解北魏云冈寺院的结构、布局、和规模，印证了《水经注》描绘云冈石窟北魏时“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的雄宏气象，此次考古发掘被评为201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保护云冈

这一单元以近百幅画面生动的图片和简明扼要的文字以及实物工具等，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保护云冈”的完整历程。通过三年保护、八五保护维修、109国道改线等标志性工程，解决了严重威胁云冈石窟安全的一此重大问题，建立起完善的保护、监测、防护体系。

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周总理对随行的中外记者宣布：“云冈石窟艺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存下来。刚才说有一个十年规划，时间太长了，要三年修好”。为了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在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指导下，对云冈石窟展开了大规模的维修保护。该工程从1974年开始至1976年结束，主要针对第5窟至20窟危岩险情，挽救了一大批濒临崩塌的洞窟及雕刻，基本上解决了洞窟的稳定性问题。这次工程中采用的围岩裂隙灌浆加固技术，荣获首届“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奖”。

云冈石窟的稳定性问题基本解决之后，1990年在云冈石窟召开了“云冈石窟风化治理规划”专家论证会，制定了改善环境、窟顶防渗和恢复保护性窟檐三方面综合治理的《云冈石窟石雕风化治理方案》。1992年拉开了对云冈石窟进行风化治理的“八五”保护维修工程（1992-1996）序幕。五年中，先后完成了窟前考古发掘、窟顶防渗排水实验研究工程、修建保护性窟檐等多项工作，期间还与中国文物研究所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诸多科研工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距离石窟仅350米的109国道云冈段车流量与日俱增，运煤车辆平均每天达16000余辆，由此引发的粉尘和废气污染给云冈石窟石雕的保存带来了严重威胁。期间展开的“粉尘对云冈石窟的影响”研究课题也从理论和实验的角度证明了粉尘等污染物对石雕的危害。1997年，我市将原来的公路开辟为云冈旅游专线。“109”国道云冈段改线工程，是云冈石窟保护过程中继“三年保护工程”和“八五维修工程”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公路改道后，石窟保存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创新云冈

云冈石窟研究院建院十年，是创新的十年，高速发展的十年。“创新云冈”单元，浓墨重彩地展示了云冈石窟研究院各项工作迎来辉煌时期的喜人景象。

大同市政府于1999年提出申报云冈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年11月开始，市委、市政府集中财力、物力，进行了大规模的云冈石窟周边环境整治。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后更名为云冈石窟研究院）组织有关人员编撰申报文本，拍摄有关影像资料，绘制洞窟实测图，同时为配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在保护区内完成了20项环境整治工程。2001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5届大会上，云冈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09年初，大同市委、市政府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大同特色的要求规划设计，全面启动了云冈石窟大景区建设工程。工程总投资17亿多元，治理区域220万平方米，核心景区建设面积67万平方米，辐射景区160万平方米。扩建后的景区游览空间较原来扩大八倍还多。

这一单元还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申报国家5A级景区、数字技术在石窟研究中的应用、山西彩塑壁画研究保护中心、与科研院所合作、对外宣传文化交流、创建全国知名品牌示范区、党建与职工文体活动等情况。

韩鹏告诉记者，除了上述四大板块，云冈石窟院史馆还拟附设“名人与云冈”展区。观众仅从一百年来造访云冈的名人数量之多这一点上，就可以知道云冈石窟的影响力有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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