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吧，读书吧！——此序言送给乡村父母与少年

一徐庆群有六姐妹，都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一个叫九里的山村。一个晚秋就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小山村，父母...



小的爱语：本文是著名作家王宏甲先生于2012年5月为拙作《当我从天安门前走过》专门创作的序言。无论何时，读这篇文章都依然能感受到思想的光芒。教育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进步永恒的话题，读书是教育最重要的方式。这篇文章的思想以及这份思想照耀的故事，值得我们一直地细细咀嚼。

一

徐庆群有六姐妹，都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一个叫九里的山村。一个晚秋就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小山村，父母生了一群丫头，她们日后的命运会如何？今天，这六姐妹，有五个硕士一个博士。她们和她们的父母跋涉了一条怎样的路？她们有什么特别的天赋，或者有什么优越条件吗？她们走过的路是别人难以企及的吗？

这条路，似乎应追溯到她们的爷爷奶奶走过的路。山东省东平县有个叫一亩坟的小村，那是爷爷出生的地方。爷爷叫徐传德，奶奶叫张进英。他们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孩饿死了，爷爷奶奶带着男孩讨饭到黑龙江。尽管生活非常贫困，爷爷都坚持一定要让儿子去读书。

“读书吧，读书吧！”爷爷奶奶看着孩子在风雪中去上学了，眼里绽出泪花，据说那就是幸福。如果说庆群六姐妹的家庭有什么优势的话，爷爷奶奶即使穷到讨饭的地步，也一定要让孩子去读书——这大约就是个传家宝。何以是宝？这里分明凝聚着人穷志不穷的精神，凝聚着通过求学求知来改变命运的精神。

“我的外公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庆群说她外公是山东省梁山县人，1959年领着几万山东移民到小兴安岭开发北大荒。外公的名字也很响亮，叫张山峰。外婆有个很美丽的名字，叫周油花，是油菜开花的时候出生的。听着这名字，我们几乎能看见故乡的田野了。外公那时是干部，家庭条件比徐家好，外公却看上了徐家孩子是个读到了师范学校的文化人，便要把女儿张和平嫁给徐家的儿子徐家伟。你瞧，张山峰的意识中也饱满着对文化的崇敬和热爱。

徐家伟与张和平，就是六姐妹的父母。徐家伟在黑龙江省泰来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九里村当小学教师，张和平嫁给徐家伟就在九里村落户，成为九里村农民。

庆群生于1976年，这时已开始推行计划生育，讲“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村里打出的计划生育标语有一条是：“打倒老三！”徐庆群就是老三。在她前面已有两个姐姐。庆群说，也许她在襁褓中就知道，她来到这个世上谁都不欢迎，她就生病了，病得连哭声都没有了。奶奶慌忙去求神，向神许诺：“我们不嫌弃丫头了，就算有一群丫头我们也不会嫌弃。”庆群的病好了，奶奶为了表达虔诚，给老三取的名就叫“群”。所以“庆群”这名在六姐妹中是个有代表性的名字。“庆”则是按族谱的“庆”字辈取的，表明长辈都把女孩当男孩看待。

“为什么生六个？”期望生个男孩，这几乎是所有农家共同的愿望。爸爸是独苗，生个男孩传宗接代更是责无旁贷。老四出生了，还是丫头。怎么办？接着怀孕。这一回生出双胞胎，两个都是丫头。

生下六个女儿，在贫穷的山村，可怎么养？六个女儿都是九里村一队的农业户人口。父亲调到离家较远的一个中学去教书了。母亲像男人一样在田里犁地、播种、锄草、收割、打场。庆群回忆说，母亲讲，她和我爸一定要供我们六个上学，我们能上到哪儿他们就一定供到哪儿，再苦再累也要供。

1988年，当了20多年乡村教师的爸爸调到伊春市五营林业局机关工作。五营是个县城。他们随父亲举家搬迁到五营县城。这时爷爷已去世。进城后一家九口挤在30多平方米的草房里，泥墙斑驳，门窗残破。草房是租来的，既然是租，为什么不租个大一点、好一点的呢？因为六个孩子的学费、九口人吃饭，父亲的工资每月只有二三百元，母亲要操持九口人的家务，要照顾多病的奶奶，还背着冰棒箱走街串巷去卖冰棒。生活窘迫如此，实在只租得起这样的草房。

但是，读书、读书，再穷也一定要让每个女儿读书！

爸爸总说：我们遇到的困难，都是前进中的困难。

妈妈总说：慢慢会好起来的。

每天早晨，爸爸和六姐妹从破旧的草房里走出来，踏着朝阳去上班、去上学。这就是六姐妹永远的阳光记忆。应该有一幅油画来展现这草屋门前的阳光美景。

未必是六姐妹有特别的天赋，而是她们天赋的求知权利得到了父母的悉心呵护。只要做到这样，怎能没有光明的前途！

看看这六姐妹，分别学了六个专业。老大庆红，教育学硕士。老二庆勇，生态学硕士。老三庆群，法学硕士。老四庆杰，医学硕士。五妹六妹分别叫庆颖和庆超。这对双胞胎，小学同桌，初中同桌，一起考上同一所高中，同宿舍，还是上下铺，后来又考上同一所大学，接着又一起考上了研究生，考到了北京。她们一路走来，全家人最担心的是“生怕两个有一个落下”。结果，老五读到北京某外国语学院硕士，老六获硕士学位后再考博士，目前是博士研究生在读。

我不惜篇幅写下这些，并不只是为了要给她们喝彩。我想，一个山村人家生了六个女儿，生活穷困如斯而能如此，对我国很多农家及其孩子应该是有点激励意义的。

读书，百年前在我国就有了新的含义。农业时代，一个农家孩子没有读书，凭体力与勤劳是可以获得生活的。工业时代出现，情况就不同了。英、法、美等国均在这个时期实行了义务教育。就是立法要求公民必须履行把子女送进学校去读书的义务。为什么？工业时代，如果孩子不普遍读书，则不仅个人将难以在社会上生存，而且该国将无力抵抗外强入侵。信息时代到来，发达国家又相继把义务教育变成免费教育或福利教育，这是由于越来越认识到，倾力保障成长中的孩子接受到更多的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的富强，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

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教育都会确切地改变其命运。譬如千年前西欧识字者仅占总人口的1%，三百年后，佛罗伦萨识字读文者约达40%，这是欧洲基础教育的最高水平，佛罗伦萨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基础教育的发展催生了欧洲的大学教育，欧洲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出现在意大利，同时有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巴黎大学，它们均在12世纪由教会学校发展而来。到13世纪，牛津、剑桥、那不勒斯等著名的教学机构均发展为大学。德意志在14世纪建起了海得堡大学。没有中世纪欧洲教育的发展，是不可能产生莎士比亚、哥白尼、牛顿、歌德、爱因斯坦的，也不可能有欧洲近代的崛起。

事实上，一个国家或一个家庭，倾力保障成长中的孩子接受到应该得到的教育，这在全部投资中是成本最低而获益最大的。更重要的是，这是着重于人的建设，是关系一个孩子一生命运的最重大的事。

我走过不少农村，也曾多次重返我插队的村庄，看到农村在信息时代遇到的挑战更为严峻。不少“剩余劳力”在家乡无业可就而外出打工，以至村里多是留守儿童与老人。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很多只读完初中的男女青年外出谋生仍非常艰难。我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便想若有很多人像庆群祖辈父辈那样，不论多么艰难都尽一切力量让孩子多读书，这对家庭和孩子是有切实的远大意义的，对整个社会文化素质的提升也意义巨大。

二

写此序，我还想过以《阅读庆群》为题。因为感到：这是一个生在农村的女孩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故事。所谓寻找自己，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寻自己的立足之地，找寻自己的价值、自己的能力，有时甚至会触及“活还是不活，怎么活”这样的问题，这就会追问到生命的意义。这不是轻松的问题。

在这本书里，她写到的一只脚和一只手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先说那只脚。几年前她告诉我，她上小学四年级时到城里参加数学竞赛，这期间上厕所碰到两个城里的女生，她们问她：“喂，你是哪个学校的？”她回答说：“四小的。”她听说过城里有个“四小”。不料对方说：“我也是四小的，怎么没见过你。”另一女生问：“你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庆群小声回答：“城里的。”对方马上说：“撒谎！你是农村的，一看就是个土包子。”等庆群站起来，其中一个突然在她屁股上踢了一脚！然后边骂“土包子”边跑了。庆群站那里半晌没动。

她说，“20多年了，我一直忘不了被踢的那一脚，即使我考上大学了，想到那一脚就感到屈辱。”我说，“其实，你的屈辱并不来自于那一脚，而是来自于你自己内心的自卑。”庆群一震，然后告诉我，她忽然感觉“那只脚终于放下来了”。

我再次看到，“农村人”与“城里人”的差别在她心中留下多么沉重的影响。她说，对农村孩子来说，这种屈辱和自卑是与生俱来的。“从第一次双脚踏上泥土地，它便随着年龄的长大而长大”。她说，她们从小就目睹了父母为一垄玉米、一畦韭菜，被烈日晒得黝黑粗糙的肌肤；目睹了身穿雪白衬衣、烫着卷发的城里人，用柔软的手对农民栽种的果实挑肥拣瘦……她还告诉我，母亲不止生她们六姐妹。母亲生的第一个是男孩，出生后不到7天就因病夭折。第二个怀孕7个月后在劳动中流产了。第三个也是男孩，出生后也因病夭折。第四个活下来的才是她大姐。她说现在看来，那两个哥哥的病，要是在城里，治好是没问题的。可是在那乡下，没医生，来不及救治就夭折了。这一串往事她是上中学后才听说的，仍然令她灵魂震颤。

她说她生长在农村，14岁随父母到城镇，长时间生活在城里的那个孩子踢她一脚的屈辱里。23岁闯北京，属“北漂一族”，多年浸泡在“暂住证”的尴尬中……我问怎么叫“尴尬”？她说警察突然就进门，要看你的暂住证。她说，甩掉“外地人”的尴尬，她用了近10年；忘掉“农转非”，她用了近20年；而走出那一脚的屈辱，她用了近30年。

我听后，沉默了。再后，我说，你让我感到了，你曾经感到的屈辱远不只是你个人的事情。一个半世纪前，中国被西方工业的炮火打进血泊，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巨大差别就呈现了。20世纪早期诸多知识分子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反省和批判，特别是在西方进化论影响下，视古老的为落后的，乃至猛烈地刨挖“民族劣根”。至今说到近代史，仍言必称“屈辱”。屈辱是有的，但屈辱并不来自坚船利炮的轰击，犹如徐庆群的屈辱并不来自被踢的那一脚。要建立起真正的自信和自强，仍然需要找回我们民族优秀的东西，特别需要在勤奋学习的基础上善于继承与创新，才会有我们清醒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我与庆群探讨，我说你感到的“那一脚的屈辱”，是一种被踢的感觉，这是个颇有象征意味的感觉。你把“那一脚的屈辱”终于放下来了，还因为你终于走出了农村。迄今生活在九里村的孩子仍然会重复你曾经的辛酸体验，会在人生很多场合体验被“踢”的感觉。

我对庆群说，你真实地写出的城乡差别并非特意刻画，却不止入木三分，而是穿透乡村粗糙的肌肤，渗透到人的灵魂了。缩小乃至弥合这种差别，在我国迄今还很艰巨。如果做个简略回顾，在世界上，大机器工业出现，农民如何生存，农村向何处去，就是各国的巨大问题。今天的发达国家都曾经是农业国。以美国为例，我曾描述19世纪中叶的美国西部还是荒凉的农业区，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西部农业机械的应用，加工业的发展，铁路的延伸都使荒凉的西部产生出许多城镇。无数的移民涌向西部，无数的青年男女从农场奔向城市。在这个时期的开端，美国只有六分之一人口居住在城市，30年后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成了城市居民。1900年美国工农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简言之，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进程，都伴随着农民转化身份，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文化素质的提升，导致现代社会诞生。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农村涌现两亿多离土离乡的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其实是中国向城镇化、现代化转移进程中的主力。他们的生活待遇、劳动技能和文化素质，以及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中国强盛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他们大都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化。大量农民进城打工，也使许多村庄成了“空壳村”。城市确实漂亮了，空前地发展了。他们贫穷的乡村靠谁来建设？城乡差距更大了，特别是那些穷乡僻壤，那里的人们的生活，心灵需要的尊严，都沉默在荒凉中。所有这些，庆群心中是有的。这大约就是她几年前鼓起勇气去采写志愿者的原因——她对那些深入到穷乡僻壤去援建农村的志愿者，心中有至高的崇敬。她曾说：“别人说我是志愿者宣传家，我这辈子就这么做。”初听，我一愣，再想，这大约就是“当仁不让”吧。

再说，要真正把“那只脚”放下来，也需要找回乡村生活中那些曾经深深地感动过自己、深情地哺育过自己的世代相传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身上，也是与生俱来的。坚定地深情地找回来，才会有自己真正的自信和自豪。

“写到爸爸妈妈，我的笔要跪着行走。”现在，庆群写这本书就是在如此寻找。她写到的妈妈的手，是我永远难忘的。母亲生养了六个女儿，家里还总养着猪和一群鸡鸭鹅，就总要在月子里干活，要洗冷水，因此落下了手麻的毛病。多少年来，女儿常在半夜里被炕沿上发出的沉闷声响惊醒，那是妈妈的手麻得睡不着，就用手敲打炕沿以缓解疼痛。多年后，庆群姐妹都到北京工作或读书了。爸妈也来到北京，妹妹带爸妈去天安门、故宫游玩，妈妈看见易拉罐、矿泉水瓶就捡回来拿去卖。妹妹把这些告诉庆群时哭了。“我们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妈妈为啥还这样？”庆群结婚了，利用婚假带爸妈去杭州游玩。一天坐在西湖边，旁边有两人喝了红茶把空瓶子扔在地上就走了。这时，妈妈伸手就要捡那两个瓶子，庆群和妹妹同时瞪向妈妈，大叫了一声：“妈！”

妈妈那只伸向瓶子的手，突然像触电一样缩了回来。女儿继续责备妈妈：“这是干吗呀？一个瓶子值多少钱？”妈妈没有说话，只用可怜的眼神瞟了一眼女儿，看向别处。

“可是，妈妈那只被我们吓到的手却永远定格在我心里。”庆群写道，那只手，抱我们，扶我们学走路，擦屎擦尿，缝缝补补，做饭干农活……我们伤害了这只手，更伤害了妈妈的心。妈妈错了吗？就算她捡瓶子不是为了环保只是为了赚几分钱，她有错吗？我们凭什么、有什么资格去批评和制止妈妈呢？“那被我们训斥后可怜的不安的眼神，戳穿了我骨髓里仍存的虚伪！”

我读着这些，心中是有震撼的。要建立真正的自信，并不容易。即使来到了京城，即使读成了硕士，仍然多么容易在现代城市中迷失。我是谁，我是我吗？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我在阅读着凝望着六姐妹从黑龙江那个九里村走出来的脚印时，心中却会掠过包法利夫人、苔丝、茶花女、玛丝洛娃的命运。她们都曾经是农村姑娘，今日我国有不少农村姑娘进城后也在不同程度地体验着她们的命运。有时我的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悲伤，我不清楚我此种莫名的悲伤有没有意义。但我肯定庆群这部作品有意义。要建立真正的自信与欣慰，需要一次次地找回对劳动对俭朴深深的尊敬，需要一次次地剔除自己灵魂深处的虚伪。什么时候才算够呢？也许没有一个够的时候，当着这样去认识去体验去做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如果我们这样去做，人生仍在成长，永远会成长。即使生命结束，仍然会成长。

三

徐庆群把这本书定名为《当我从天安门前走过》，源于她2009年参加国庆60周年群众游行时写的一支歌就叫《当我从天安门前走过》。她说天安门是童年的歌谣、儿时的梦想，1999年初她来到北京，十年后她与中央国家机关等单位的2 300名青年走在一个方阵，齐步走过天安门前，“那时我满含热泪”。一个人能有机会如此检阅自己心中深切的情感，是幸福的。

最后我想说，我并不只是因为庆群姐妹把书读到了“五硕一博”而为之喝彩。六姐妹把书读到了这儿，只是为自己的人生建立了一个新的起点，能用所学去做点什么，则是对她们新的挑战。

2012年5月1日于北京

王宏甲，国家一级作家，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著有《无极之路》、《智慧风暴》、《新教育风暴》、《让自己诞生》等。曾获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等多项国家级大奖。2008年出席在韩国首尔举行的首届韩日中文学论坛，参加“东亚文明与文化共同体”讨论，所做演讲题目是《我的中华文明观》。2009年出席在法国巴黎举行的首届中法文学论坛，所做演讲题目是《世界需要良知——兼论文学的社会作用》。（本文为《当我从天安门前走过》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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