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湖美文】墨葡萄（外一篇）
看老爸用水墨画出一幅葡萄的时候，我就莫名想起了16世纪的徐渭，想起了那幅酣畅淋漓却又颓败潦倒的墨葡萄。...
看老爸用水墨画出一幅葡萄的时候，我就莫名想起了16世纪的徐渭，想起了那幅酣畅淋漓却又颓败潦倒的墨葡萄。
徐渭的葡萄有些癫狂，仿佛在做生命最后关头的舞蹈，葡萄的背景是瑟瑟秋风。茂盛的夏季结束了，生命中的繁华正头也不回地离去，对于这个清高且自命不凡的绍兴才子来说，人生也正朝着凋零的结局奔走。他在秋风中的蹒跚而行，时而疾走几步，又忽地滑倒在地，单薄的身躯摔在江南的石板路上，那么疼痛。
现实世界是矛盾的，如果你坚持理想、洁身自好，但又摆脱不了俗世价值观的束缚的时候，疼痛将加倍地施在心上。中国的文人自古就生活在这种疼痛和矛盾之中，他们渴望坐看南山、采菊饮酒，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但又舍不得“货与帝王家“所带来的虚荣，他们读书、求学，满腹经纶只求考取一个功名。功名是什么？功名与理想无关，与诗无关，与人的存在价值无关，可它偏偏攫住了无数人的胳膊，让人挣扎不得。
徐渭挣扎过，结局是痴癫、牢狱和一贫如洗。
夏天的葡萄熟了，落在泥土里。秋天来了，被泥土覆盖的葡萄在寂寞的黑暗里酿制出甜美的酒浆。罗曼·罗兰说：“一棵树不太会关心它结的果实，它只是在它生命汁液的欢乐流溢中自然生长，只要它的种子是好的，它的根扎在沃土中，它必将结出好的果实。”树的年华比人长了很多，所以人不懂树的淡然，未卜的前途使人类无法获得内心的安详，对于眼前的得失，人类表现出更为迫切的渴望，在永无止境的欲望中耗尽了一生。
人类的慌张，植物看在眼里，不言不语。
文人的内心都长着一株植物，植物的根就扎在灵魂深处的石头里。宋代学者郭熙说：“石者，天之骨也，骨贵坚深而不露浅。”石头里的骨骼就是做人的风骨，是精神的躯干，是文学和艺术的脊梁。不被俗世所玷污，不为权贵所左右，只有这样的艺术形式才能真正流传下来，才能突破时间的桎梏，在数百年、数千年甚至更久远的以后成为不朽。谄媚与跟风永远只是昙花一现，也许能享受到短暂的荣耀，但只有灵魂知道那无尽的虚无。
当徐渭在风雨中以近乎疯狂的姿态作画时，他的双手在舞蹈，泛黄的宣纸在舞蹈，水和墨凌空倾洒，像漫天的雨，壮怀激烈、忘乎所以、凉彻心骨。
落叶载着生命里的不甘和诘问，在凄风苦雨中独自呼啸，空洞的天地间铺开了一幅长卷，它恣意抒写，忘情挥毫，为命运的凋零渲染出苍茫的背景。
有一些孤傲的名字热衷于隐匿或者流浪，它们褪去了鲜艳的色彩，打磨掉炫目的光芒，用或浓或淡的墨色将自己涂抹成一串葡萄。青藤虬曲如蛇，诡谲的身姿呈现出漫不经心的懒散，你可以嘲笑它的柔软，可以无视它的重量，但你无法左右它的思想——即使它的脑海里空无一物。
对于人们的指指点点，葡萄充耳不闻，连一句辩解也懒得说。芸芸众生，肉眼凡胎，惹来他们的目光又有什么意义？
清代才子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记载，“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刻有一枚闲章“青藤门下走狗”。自古文人相轻又相惜，性格倔强的郑板桥终究不能与官场同流合污，他与竹为伴，与诗为友，水墨的竹子、乖张的板桥体，抒写出的是另一个徐渭的形象。
国画巨匠齐白石在诗中写道：“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愿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诗中的“三家”即青藤徐渭、雪个朱耷、大涤子石涛，个个胸怀奇才，又孤傲不羁。齐白石有一枚自用印章：白石门下无卿相。不知怎的我就想起了《陋室铭》里的那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刘禹锡到底放不下士大夫的身段，刻意标榜着风雅，守着华而不实的虚荣。若是画完墨葡萄的徐渭再读《陋室铭》，我想他应该是会发笑的，破败的青藤书屋早已没有达官贵人光顾，院内的葡萄架在秋风秋雨中东倒西歪，当年雄心壮志已烟消云散。他忽然明白了——有时候力量并不能让生命变得更加强大，如果这力量被驯服或者豢养，它会让生命变得胆怯和软弱。
人往往如此，涉世未深之时总会被浮名所惑，以为人生就是追名逐利，于是在蝇营狗苟中疲于奔命。有的人能及时醒悟，如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看透了浮云的虚幻；有的人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终成沽名钓誉之徒，白白糟蹋了坦荡的人生。“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少一人？”如此简单的道理，为什么非要到白首迟暮之年才能体会？
人类的热闹，从某种程度上看，比不上一株植物的寂寞。
想起了已故的作家汪曾祺说过的一句话：“寂寞是一种境界，一种很美的境界。”从墨色晕染开的葡萄上，我似乎看到了消逝已久的寂寞的人文精神。
忽然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
文人对鸭的喜爱似乎是远远超过鹅的，除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题写“鹅池”，七岁的骆宾王作了一首《咏鹅》，我就想不出文人与鹅有关的故事了。倒是鸭子更受青睐，杜甫、李贺、张籍、孟郊、罗隐都写过鸭，唐人好像有一种游戏就叫“射鸭”，我猜测是文人雅士的一种小型狩猎活动，“鱼藻池边射鸭，芙蓉园里看花”，这样的生活状态在大唐盛世很受贵族和文人的喜爱。
当然，让鸭在中国诗坛永据一席之地还得归功于苏东坡。“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般灵动潇洒的诗句，这般鲜活亮丽的春色，也只有东坡的妙笔能描摹出栩栩如生的意境来。
翠竹、桃花、流水、蒌蒿，毋庸置疑，东坡写的是江南的春，而江南，素有养鸭食鸭的传统，也算是文人情趣与百姓生活的完美结合了吧。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地记》中就有金陵百姓筑地养鸭的记载。到了明朝，江浙一带成为贡鸭的产地，也孕育了一种新的职业：赶鸭人，民间有句俗语“赶鸭子上架”，我猜测没准就是从这个职业中来的。明清时期，盐水鸭一直是各级官员馈赠礼品的上选，所以南京又有一个雅号：鸭都。南京过去有一首民谣：“古书院，琉璃塔，玄色缎子，盐水鸭。”古书院是明朝中央政府的国子监，琉璃塔是明成祖朱棣建造的大报恩寺琉璃塔，玄色缎子是给皇帝织龙袍和皇冠用的云锦，在江南百姓眼里，鸭子是足以大大方方登上大雅之堂的。
鸭子不仅自古为普通百姓所喜爱，帝王使弄权术也倚仗着它。民间一直流传朱元璋毒杀大将徐达的故事。据说朱元璋坐稳大明江山以后，为防止功臣造反，便产生了逐步铲除跟着他打天下的大将的想法，甚至与自己结为亲家的中山王徐达也未能幸免。有一次徐达患疮疾，大夫嘱咐忌食禽鹅，朱元璋偏偏以慰劳徐达为名御赐熏鹅一只。御厨吕春良不忍心害死开国功臣，调包了一只鸭送去，徐达吃了鸭，身体日见好转，竟能起床走动了。朱元璋再次下旨赐鹅，并派心腹太监监厨。徐达无可奈何，只得在宦官的监视下含泪吃了下去，不久毒疮发作，不治而亡。
不过在普通百姓眼中，鸭子可不是明争暗斗的工具，它就是一道人人都爱的美食。江南人家朋友小聚或者寻常家宴，都能在餐桌上见到鸭子。常常是一只盐水鸭剁成块，切一盘水煮鸭肫，再配两个素菜，炖个汤，就能凑成个席了。清晨的早点铺子，排着长长的队伍，那是在买鸭油烧饼，包子铺里卖得最俏的是鸭肉烧卖；晚上不想做菜了，就买一根鸭脖子，拎半只盐水鸭，配个青菜豆腐汤，一家老小就吃得心满意足了。除了吃鸭肉，人们还喜欢吃鸭肠、鸭肝、鸭心、鸭血、“鸭四件”——也就是两只翅膀和两只鸭掌，现在有了个比较高雅的说法叫“掌中宝”。
中医讲究按照时令节气滋补进食，长江中下游地区夏季偏热，是传统的“火炉”区域，而鸭子性凉，可以调理内火，补体液。如此看来，江南百姓嗜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鸭最适宜炖汤，老鸭汤也是最民间的家常菜之一，各家各户的做法都不一样：有的人家喜欢油重一点，煮汤的时候就不去除鸭皮；有的人家喜欢喝清汤，就把鸭皮剥去后炖汤；有的人家喜欢在汤里加一些白菜、香菇、竹笋、山药，烹煮出来就更有一番别样的风味了。如果火候到位，烹出的老鸭汤呈乳白色，口感醇厚，香味平缓；鸭肉酥软，鸭皮柔嫩，入口即化，唇齿间隐约留有奶香。
一部《红楼》写尽了人间珍馐，当然也少不了鸭。第六十二回写到宝玉生辰时与众姊妹行酒令，“湘云吃了酒，拣了一块鸭肉呷口，忽见碗内有半个鸭头，遂拣了出来吃脑子”，众人催他“别只管吃，到底快说了”。湘云便举着筷子说道：“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讨那桂花油。”史湘云所讲的鸭头，应该就是桂花鸭，古时候吃桂花鸭的最佳时间是在中秋前后，正好是桂花香时，《白门食谱》记载：“金陵八月时期，盐水鸭最著名，人人以为肉内有桂花香也。”
所谓“龙生龙，凤生凤”，鸭子受欢迎，鸭蛋自然名声也响亮。鸭蛋向来要腌了吃，袁枚认为高邮的腌蛋最好，连着蛋壳切开，蛋黄蛋白同吃，“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作家汪曾祺回忆家乡高邮的咸鸭蛋时说，平常吃鸭蛋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汪老还说读到囊萤映雪的故事，就想“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没准那淡青色的光真的如玉石一般温润呢。
与体态肥硕且性情急躁的鹅相比，鸭显得清瘦和安静了许多，一身灰褐色的羽毛也与青衫书生有几分相似。大抵读书人是内敛的，看到水中的鸭便想到了同样安静的自己，对鸭自然多了几分亲近感。
春江水暖，桃红竹茂，诗人终究把这份闲情逸致给了鸭——闹腾的鹅哪会有如此心境去欣赏美好春光呢？
关注 高邮文联
微信扫一扫关注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