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辛亥,自由的辛亥

 

政治,是一門理智與情感相融的藝術;而政權,則如同個人一般有其生老病死、屯蹇禍福。中華民族是政治早熟的民族,...



政治,是一門理智與情感相融的藝術;而政權,則如同個人一般有其生老病死、屯蹇禍福。中華民族是政治早熟的民族,中國文化也一貫都是這樣理解王朝更替、治亂循環,因而貞下可以起元,一陽可以來復,盛極而衰,剝極而復,危然後治,亡然後存,此歷史演進之大規律也。在這一規律之下,雖然王朝政治皆定於一尊,卻又從無一家一姓可以千秋萬世,所謂天命流轉,氣運盛衰,“天下為公”的根本精神黯然日彰。

當晚清末時,立憲派固不乏成算,革命派固不免暴沖,然而朝廷顢頇,時不我與,遂成“己日乃孚”之勢,革命也從人人喊打轉為舉國響應。清雖正朔,尚稱有德,奈何初時厲行剃髪改服、民族區隔、思想鉗制,禍根早種;末造更不敵列強,喪權辱國,敗政昭然。曾文正公早有“一籌莫展”之感,李少荃更發“裱糊匠”之嘆,國事不可為已非一日。時代需要的已經不再是紙上的“立憲指南”,而是用革命者滾燙的鮮血刺激沈睡的民風。不喚醒民眾,現代國家是無從建立的。

水清終有竭,倒戈逢八月。革之時,大矣哉!國父中山先生在《黃花崗烈士事略》中講到,“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梁任公謂,“宣統年間,全國有知識、有血性的人,恐怕沒有一個不算革命黨……武昌一聲炮響,各省咨議局先後十日間,各自開一場會議,發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鋪產的掌櫃,便乖乖地把全盤交出,我們永遠托命的中華民國,便頭角崢嶸地誕生出來了。這是誰的功勞呢?可以說誰也沒有功勞,可以說誰也有功勞。老實說一句,這是全國人的自覺心,到時一起迸現的結果。”

革命是破壞,是猛藥,是不得已而為之。今人評價革命,看它是否成功,除了要從破壞程度上看,看革命對象被摧毀的程度如何;更要從保守程度上看,看文化道德、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程度如何。把孩子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算不得成功的革命。細數辛亥的保守,大者有三。

一曰保國土。從激進的“驅除韃虜”轉而為“五族共和”,除保有漢地十八行省外,東北、蒙藏、回部亦得保而存之,秋海棠葉金甌玉闕,完璧民國,實在是天佑中華的絕大幸事。

二曰保文化。保文化有兩個含義,一是保存我國固有之倫理道德,忠孝仁愛之謂也,禮義廉恥之謂也。先烈“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即本心良知之全體大用,充塞仁義,是為辛亥革命的精神底色。二是發揚我國固有之民主人權思想,《書》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言“民貴君輕”,惜乎這一思想始終沒有制度化的貞定與呈現。辛亥之後,中國一躍而進於民權之域。儒學的面貌,也與此前根本不同了,它不再必須委蛇於君權之下小心翼翼,在良知與碗飯之間掙紮,而可能頭角崢嶸地成為現代社會的立法者和執政者,真正確立起了儒者獨立的道德人格。各宗教文化也在自由社會獲得了空前的大發展。

三曰保先王。歷代凡有道之革命,都要“存二王之後”,仁心厚重,莫此為甚。董子云“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話雖如此,刨墳掘墓清算前朝往往是歷史常態,真正實現這點的,辛亥革命算一個。武昌起義、遜位詔書、清室優待條款,既殺人放火,也請客吃飯,如此文質彬彬,不可謂“光榮革命”乎!

海內竟無王,半兇還半吉。遺憾的是,中華民國終究得國太速,國人還缺乏對現代性輕重緩急節奏的把握能力。自由秩序雖有所發端,但遠未及貞定。半兇半吉,屯蹇混沌,然而把後世激進主義濫觴歸罪於辛亥,毫無見識。天道忌巧,善惡互不相掩。又值辛亥,憶《國旗歌》“創業維艱,緬懷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務近功”二句,感慨萬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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