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杨嘉利人物散文五篇

杨嘉利，男，生于1970年11月22日，四川成都人，重度残疾。自幼失学，自学，青年诗人、作家。1994年出版诗集《青春雨季》，获成都市“金芙蓉”文学奖；1995年担任四川省残联《爱心》杂志记者...

性情姜明

如今春节，城里人感慨越来越没有了过年的气氛，更像只是一次家庭聚会，各家各户几乎全都是关上门自娱自乐，完全没有了儿时记忆里大人小孩走出家门，去街上和左邻右舍放鞭炮、舞龙灯的热闹。

于是，如今城里人要想再过上传统的春节，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逃离城市，至少需要逃离像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去乡下，或者到一座小县城也许还能找寻到儿时春节的记忆。

朋友姜明就是这样，尽管已扎根成都很多年，连女儿也快在这座城市上中学了，但他却很少会在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里过春节。虽然作为一家报社的领导，姜明失去了很多普通员工可以“适当放松”的自由，连春节也需要坚持到国家规定的放假时间。即使这样，他仍会在除夕的一大早携带着妻子和女儿踏上返回老家的路。因为他觉得，只有回到了老家乡下，在那个没有了莺歌燕舞和霓虹灯闪烁的村落里，才能够找寻到过年时心灵上应该拥有的安宁和慰藉。

姜明的话我深信不疑。

交往20多年，虽然从当年的毛头小伙转眼已是人到中年，可每次和他相聚聊天，姜明身上卷卷的书生气仍会不时扑面而来，让我感到他还是如同20多年前一样，保持着一颗如同孩子般纯真的心灵。

前不久读了一篇散文叫《本真存眼里》，作者记述了多年前观看电视上转播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第一次看见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时的震撼。这种震撼不只是这位古稀老人在音乐上的才华，更是他的那双经历了几十年人生沧桑却依然如同儿童般明亮清澈的眼睛，让我突然想到，姜明是否也有这样一双眼睛呢？

由于近视得厉害，虽然和姜明见面聊天的次数不少，却无法清楚地看见他到底有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古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但相交久了，了解一个人却是需要用心与心的交流作为彼此走入对方心灵的钥匙，方能够开启真正的友情之门。

认识姜明时，我还是整天做着诗人梦的热血青年。说来我也是个犟脾气，那几年除了在成都的报纸上发表几首诗外，投给外地的诗稿几乎一首也没发表，但我仍不死心，还是不停地写。只是，我后来琢磨出了点门道，既然外地的报刊不容易发表，何不就多给成都的报刊投稿呢？

上世纪90年代，成都的报刊多如牛毛，多数又都有文学副刊，我便开始一家家跑去送稿，渐渐认识了不少做编辑的朋友，其中便有姜明。

和姜明初次相识，便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不是他的文质彬彬，而是他那张很年轻的脸！

我一直认为，做编辑的大抵应该是阅历丰富的中年人了。可姜明看上去只是20出头，和我一样还是个毛头小伙，却能在一家日报社做了副刊编辑，我不由既羡慕又伤感。老实说，我不是个轻易肯向命运低头的人。小时候，父母常对两个姐姐说，弟弟身体不好，往后长大就要靠你们挣钱养活他呀。这样的话，我很不爱听，只要听父母这样说，我便会大声打断他们的话，说我往后不会让姐姐供，我要自己挣钱。

这样的性格便让我在写作的道路上坚持了多年。可见到姜明，他的年轻竟让我暗暗有了伤感，也让我第一次对命运的不公生出了怨言。在我看来，我要是也能拥有个健康的身体，不是就能像姜明一样去报社做了编辑吗？要知道在我眼中，报社编辑是个多么神圣的职业呀，哪会想到像姜明这样年轻也能做了编辑？

这样的伤感，不知道姜明当时有没有看出来。但我敢肯定的一点是，当像我这样一个说话不清、走路颠簸的残疾人来到他的办公桌前，姜明的心里也一定有了震撼，他过去大概从不会想到这座城市里竟然还有位像我这样的写稿者吧？

事实上，我的残疾，或者说我在人生中的困境，和姜明没有任何关系，他完全可以像接待其他投稿者一样接待我。但他搬来了一把椅子，然后又倒来了茶水，接着就开始和我聊起来。如果我眼前是位中年人，姜明这样做，我不会有太多诧异，可他很年轻，能够耐住性子听我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说话，至少我是第一次遇上，因此我至今还很怀疑他当时是不是真听懂了我的话呢？

然而，这点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和我一聊几个小时，中午时还把我带到他在光华村乡下租的房子里，买来卤菜、拌菜招待我，我便知道这是个可以值得相交一生的人。我不喝酒，但那天，我和姜明还有位叫王旭的年轻诗人，就在农家小院不足2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以茶代酒，边喝边聊，好不开心。

姜明没上过正规全日制大学，高中毕业后仅仅用一年半时间就拿到了高教自考汉语言文字专业大专文凭，其后就到城市闯荡（多年以后才完成“专升本”），这样的经历不由让我更对他刮目相看了。毕竟在一个讲究学历的时代，又是在一个舞文弄墨耍笔杆的行业，没上过正规大学的人就能做到编辑，姜明也算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人。可听我这样说，姜明却一个劲摇头，说我好歹还是好胳膊好腿，你可是连一天学也没上过，和你相比，我的这点事又算得上什么，又有什么可以值得炫耀呢？

这样的话，我其实不是第一次听人说了，姜明当时这样说我也并没放在心上。可如今，转眼20多年，回想起当时姜明说这番话时的情景，我相信他是肺腑之言。因为这么多年来，不管他的工作岗位如何变化，可他始终关注着我，并力所能及帮助我，让我时刻感受着一份友情的温度。

年前，知道他春节时一定又要回乡下，我便在一天上午去了他的办公室。和当年10多位编辑拥挤在一起办公不同，姜明此时的办公室虽然不大却安宁、明亮，唯一不变的感受是在这间属于总编辑的办公室里，当他把我让到沙发上坐下，并倒了一杯热水递给我后，又将他的座椅拉到了我的对面，坐下来和我慢慢聊天。那样的感觉，就仿佛又回到了20多年前和姜明初次相识时的情形。只是让我突然感慨的是，当年的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已不经意间被丝丝白发所取替——是呀，时光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却沉淀下了彼此的友情，蓦然回首时20多年的相交竟宛如一首清新的小诗，很是沁人心扉。

春节前去报社，因为要忙于工作安排，姜明没像往往常一样留我吃饭。可刚离开报社，我便收到了一条他发来的短信，说我刚买了点米和油，明天托人给你送去，你把住址发给我吧。我愣了半天，当明白了姜明要做什么，便立即回复说不用。可他很快又发来短信，东西已经买了，你要不收下我就扔掉。不等我把要回复的内容写完，手机上姜明的信息又发来了一条，你要不收下，我们就绝交！

40多岁的人了，性情依然是这样率真，这就是姜明，我被他在短信中如同孩子般的话语逗笑了。并由此明白，买来米油送给我，不是因为我的生活落魄到了需要朋友接济的地步，而是他在新一年即将到来时，为我送上了一份最真诚实在的祝福。

美女“菲哥”

“菲哥”叫吴菲，是位美女。个子不高，身材苗条，尤其是她那长而黑亮的秀发，披散在肩上很是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而她说话时的轻声细语，仿佛春风打脸，充满成都女孩中少有的温柔，多少年后回想起来，竟如甘露般沁入心田。

女性之美，有内外之分。可在一个注重外在之美远远胜过内在之美的时代，能够将两者完美地兼于一身，无疑是最令人心向往之的女性，恰恰吴菲在我眼中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可偏偏如此聪慧而漂亮的吴菲，后来在她供职的报社却被同事叫作了“菲哥”，可见她做起事来一定有女汉子般的风格。

认识吴菲是在成都新鸿路成华区政府旁的一栋大楼上。初次相识，她给我的印象文静而优雅。果然，此后每次去她供职的报社送稿，便会看见吴菲不是伏案写东西就是安静地坐在办公桌前捧书阅读。此时，偌大的办公室里虽然不少同事正面红耳赤地争论问题，却绝少看见吴菲加入其中，我便更对吴菲有了几分好奇。要知道在吴菲供职的报社，记者和编辑几乎全是年轻人，忙完工作后闲暇下来自然免不了会围坐一起高谈阔论。

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吴菲却能够独坐一旁安静地读书或写作，仿佛是置身于世外桃源，她那样的心境着实有些让我捉摸不透。

最初几年，我和吴菲的接触并不多。不是因为她优雅的姿态而将我拒之千里，而是因为在女孩面前，我便总会油然而生强烈的自卑。毕竟有些道理说出来浅显，可要真正做到却又困难重重。比如说，身体的残疾，很多朋友就时常说不是我的错，我过去也从不认为残疾了自己就比别人矮了一头。可年轻时，谁不渴望能拥有强健的体魄呢？特别是在异性面前，能够吸引对方爱慕的眼光将会是作为男人多么骄傲的资本！

但，这辈子，上天却给我开了个极残酷的玩笑，让我半岁时就生病致残。记得有一次去小区的阅览室看书，坐在对面正好有两个女孩，从她们的窃窃私语中，我突然听见其中一个女孩说真是可惜了，长得浓眉大眼，可就是……我一激灵，才发现两个女孩正在看我。

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很重的阴影。尽管能被女孩关注，在还是十七八岁的我可谓连做梦也没想到。但同时，我也明白，因为残疾，我注定只能成为被女孩们谈论的话题，而不可能真正走进她们的世界。这样的想法，几乎占据了我的整个青春时光。我甚至害怕和女孩打交道，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的模样吓着她们。

自然，认识吴菲时，这样的想法同样强烈，压根没想到我会在往后的时间能和这位美女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和吴菲有了更多接触，是在几年之后。当时，成都几个年轻报人自筹资金，办起了一张叫《成都商报》的报纸，吴菲便跳槽过去跑社会新闻。巧的是，吴菲刚跳槽不久，我便遇上了一件麻烦事。

这件麻烦事的起因很简单，坐公交车时售票员叫我买票。

省政府在这年春天出台了文件，像我这样的重度残疾人在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时免票。如此一来，我便认为，既然政府给予了方便残疾人出行的优惠政策，作为其中一员，我理所当然应该享受。然而，每次去坐成都西门的一路公交车时，有个女售票员都会叫我买票，我要不买，她便破口大骂。一次，我特意带上了省政府的文件打算让她看看，以表明我不购票并不是我要坐霸王车，而是在行使残疾人的正当权利。没想到，她根本不看，说什么她不认识字，叫我不买票就滚下车去！

人一激动时，自然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可被如此辱骂，让我情何以堪呢？下车后，我立即想到要找报社记者曝光这件公交车售票员辱骂残疾人的恶劣事件。

写稿多年，成都很多报纸都用过我的稿件，我和不少编辑也很熟悉，却很少和记者打交道。但要报道这件事，却又非找记者。于是，我便想到了吴菲，不仅是因为她正好跑社会新闻，更在于这张新报纸已有了很大影响力。

我找了一处公用电话，拨打了报社的新闻热线。几经辗转，电话那头传来了吴菲的声音。她一下子听出了我正生气，原本就说话不清，此时就更含糊了。吴菲耐心听我把话说完，然后说嘉利你能来一下报社吗？我正赶篇稿子，要不我就去找你。

在一家刚创刊就有了很大影响力的报纸跑新闻，就算吴菲不说，我也能想象她的压力有多大，何况她还是个文弱的女孩！我忙说不要紧，我马上赶车过来。吴菲说，报社在人民北路的万福桥头，离文殊院不远，很好找。但我赶到那里后却傻眼了，问了很多人，却没人知道那里有一家报社！

好在路边上有个报摊，我便买了一份当天的报纸，按照上面所印的地址，终于在省林业厅对面的小楼下找到了商报的牌子。

吴菲的办公室在二楼。很大，坐了很多人，我在门口张望了半天也没看见她的身影，便问坐在门口的记者吴菲在吗？这是个年轻小伙，没等我的话音落下他就大声喊道，菲哥有人找。

我顿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我要找的可是美女吴菲呀，怎么变成了小伙子嘴里的“菲哥”了呢？便想或许是因为没听清我的话而误叫了别人。可还没等我来得及向他再说一遍，吴菲便已从一张靠墙角的办公桌后站起身来。她快步走上前说，你来得正好，我刚把手头上的稿子写完。见我浑身大汗，又听我说找了很久才找到报社，她便不安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传呼呢？我回答你正在写稿，打传呼会打扰你。没想到吴菲听后竟生气说，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你还没把我当朋友呀？

吴菲的话，把我呛了半天，只好解释说不是这个意思，一脸窘迫。吴菲便笑着把我引到她的办公桌前，然后又轻声说你不用太急，先喝口水再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直到这时候，我才恍然明白，先前在电话上叽里呱啦说了大半天，吴菲竟根本没听明白。但即使这样，她还是在电话上耐心地听我把话说完了，我不由暗暗有了几分感动——要不是真正把自己看作了朋友的人，谁会花上这么多时间听你含糊不清说话呢？

接下来，吴菲便花了一个多小时听我讲述在这天的遭遇，她也十分生气，马上向主任做了汇报，决定连夜赶写稿件。

吴菲送我离开报社时，已是傍晚时分，蓉城街头华灯初上。去坐公交车的路上，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来，便笑着问吴菲，刚才去报社找你，怎么听你的同事叫你菲哥？吴菲听后也笑了起来，可对于这个问题，她却没做任何回答。

因此，后来许久，我心里便有了一个不解的迷。不过，因为这次意外的接触，我和吴菲的交往渐渐多了，她对这件事的报道也让我当了一次新闻人物。

转眼，时光如梭，和吴菲的相交已20多年。眼看着她从文弱女孩成长为一家大报的金牌记者，之后又办杂志、开公司，如今更是在云南大理双廊洱海边开起了一家叫海云台的海景客栈。我便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年她的同事会把她叫做菲哥，用如今时髦的说法就是她跑起新闻来便如同女汉子般了！

多年后，吴菲虽然早已离开了《成都商报》，可和商报人聊天时，只要提起“菲哥”，他们说如今在商报还是个无人不晓的“一姐”。

儒雅杨力

认识杨力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写新闻，更没想过有一天还能去报社做记者。尽管人到中年，很多朋友在我这样的年龄早已成单位骨干或领导，而我才终于有机会让自己在名字前冠上了“本报记者”这个称谓－－为了这一天，我竟在新闻的道路上摸爬滚打20多年！

当我认定这辈子已不大可能再有机会让我以记者的身份去从事采访了时，幸运之神向我垂青了，让我年轻时就有了的梦想在为之奋斗多年后终于如愿以偿。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记者”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职业。但对于我，“记者”两个字却承载了太多年轻时的激情，它是将我的人生从困境引向坦途的一个路牌；而这个路牌，便是由杨力为我插上的。

感谢杨力，感谢这位多年前就待我如兄弟的儒雅男人。

特别是多年后的今天，我终于可以用正式记者，而不是特约记者和通讯员这类身份去采访去报道新闻事件时，当年和杨力相识的一幕又从记忆的深处浮现出来，虽然已尘封了许多岁月的痕迹，却依然清晰鲜活。

事实上，认识杨力时，我还是个文学青年。因为成都街头的报摊上又多了一张新面孔，还是彩色印刷，在20多年前可谓鹤立鸡群格外抢眼，我在它还是试刊号时便买了一份，打开后竟发现它也办有个刊登了很多散文随笔之类小文章的副刊。那天，我正好途经人民南路如今的天府广场附近，挎包里也正好带了一篇刚写的散文，原本打算去东郊的一家报社送稿。转车时意外买了份《蜀报》，上面有副刊，报社地址又在陕西街，距离我转车的地方不远，我便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将新写的散文送去。

可来到报社，收发室大妈说，报社没人，叫我把稿件交给她，我的心里顿时一阵冰冷——连编辑也没见到，送去的稿件还能被刊用吗？这样的想法，并不是我想要用残疾身体去博取编辑们的同情，而是因为我写字很吃力，千把字的散文我也几乎要花上一天时间才能工整地抄写在方格纸上，而且字迹还很难辨认。如果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怀疑这样的稿件交到编辑手上，是不是很快就会被扔进了废纸篓呢？

这不是没有可能。作为编辑，每天要阅读大量来稿，哪有功夫辨认你歪斜难认的字迹呢？所以，走出报社大冂，我对文章能够发表已不抱多大希望了。

大概又过了一周，《蜀报》正式出刊，大特写、大纪实之类的文章，让这份全新的报纸一下子抢尽风头，我跑了好几个报摊才买到了一份。万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份创刊号上，我几天前送去的散文竟被刊登在了上面，也由此成为了我至今唯一在报纸创刊号上发表的作品！

捧读着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我很激动。

不久后，我又写了篇散文，便打算再给《蜀报》送去。刚到报社，收发室大妈就认出了我，说今天报社有人，你上去找他们吧。报社的办公室在二楼上，我扶着扶梯走上去，敲开办公室的门，有个年轻女孩探出头来询问我找谁？我说我来投稿子，她便又回过头往办公室的里面大声喊道，杨老师有作者来交稿。女孩的声音刚落，办公室往里的一张办公桌后就站起了一个很儒雅的中年男人，身材不算太高，微胖，看见我后便走来将我让到办公室另一端的沙发上，他随后坐在了我的对面。

我用颤抖的手去取挎包里的稿件，摸索了半天也没取出来，额头上浸出了细细的汗珠。中年男人便看着我说，不急，慢慢来。我竟花了一分多钟才将稿件取出来，他接过一看说，你就是杨嘉利呀，你上次交来的散文很不错，我已经安排发了。我说我看见报纸了，今天是送篇新稿子。中年男人听后点点头，又鼓励我说往后多给我们写点东西，只要能发就给你多发。

这是我第一次听编辑说出这样的话，赶忙回答说我一定会多写好文章，完全不知道这个叫杨力的中年男人竟是位副总编。

作为报社的领导，我后来去报社送稿时能见到杨力的机会并不多，尽管正如他对我所说的那样，我写的散文，一年多来就时常在蜀报上刊发，但不能见到杨力，我心里常有失落之感，我多想能够多听听他在写作上的指点呀。

一天，我又去了报社，又没见到杨力。走下楼，看见收发室大妈，便问她杨老师怎么老不在办公室？大妈回答说他每天晚上值夜班，为等新华社的电讯稿常常需要熬夜到凌晨两三点钟。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每次上午到报社都很难见到杨力的原因。从此后，为见杨力，为能够当面和他交流，我再去报社便会选择在下午，能见到杨力的次数果然多了。在他的指导下，我在蜀报上所发的散文和随笔也更多。

我知道，我写的东西之所以能常在《蜀报》刊发，并不是因为写得有多好，而很大程度上，杨力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鼓励我，希望我能在残疾的人生中同样可以活得自立，活出坚强！多年后，回首往事，这样的感悟，更让我对亦师亦兄的杨力有了感激。但有一天，杨力见到我时，他竟突然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很多报纸都不会再办文学副刊，你要再光写散文写诗歌，往后恐怕就很难有出路。

我一下子很茫然，因为我听出了杨力话中的弦外之音－－也许不久后，《蜀报》也不会再刊登文学作品！如果真是这样，我该怎么办，我还能靠写作挣钱养活自己吗？看出了我的失落，杨力接着又说，你可以写新闻呀，你的文笔不错，写新闻说不定比很多记者还写得更好。我大吃一惊，可杨力一脸认真，绝非像是开玩笑。我于是忐忑问道，我真能写新闻吗？杨力回答当然能，只要肯下功夫，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写出很好的新闻！

虽然已二十四五岁了，可由于杨力的鼓励，我写新闻却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很快就作为特约记者，到乐山采访四川省首届金点子拍卖会，写回来的稿件刊发于《蜀报》经济版的头条。另一篇叫《总得给下一代留下点什么》的报道，在另一家报纸刊发后还获得了当年的四川省新闻奖。

然而，因为身体原因，20多年里，我虽然成了众多媒体的撰稿人，却一直无法将“本报记者”这个称谓冠之于自己的名字前。可苍天不负苦心人，20多年坚持，让我终于有机会在今年初成为了《四川经济日报》的一名记者。

此时，想起杨力，我便想起多年前正是他为我指引了一条奋斗之路！这条路，在我脚下，虽然走得艰辛，走得坎坷，却让我在残疾的人生中有了理想的坐标。正因为如此，不管在这条奋斗的路上曾遭遇了多少困难和挫折，我始终没有放弃和动摇，并且相信有理想的人生，终究会是灿烂的人生。即使这样的灿烂会宛如浩瀚夜空稍纵即逝的流星，也会将生命燃烧成一抹亮丽的美景，映入这个世界不灭的记忆……

大妈许佳

那天，去川报新闻大厦13楼，听许佳说她很快就退休了，将离开这座她工作30多年的办公大楼时，我心里忽然一惊，不由暗暗端详起了眼前这位相识已20多年的老大姐。

老实说，要不是她说很快将退休，我还真看不出许佳有50多岁。因为仅从容貌上看，我一直认为她才40多岁。可时光就是如此匆匆，转眼间几十年岁月就成了过往记忆。看见此时许佳坐在办公桌前一脸落寞，与她相识的一幕竟又清晰地浮现了。

细细算来，那时候的许佳应当已人到中年了。可初次见到她，她在我眼里却是个不折不扣养眼的美女。高挑的身材，漂亮的脸蛋，再加上一身时尚衣裙，用光彩照人形容也一点不为过。但，第一次的印象，除了她的美貌和光彩外，却是她那女性特有的细心。

当时，在川报大楼，因为我去找一位叫程宝林的诗人，而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在我当时看来多少还有些神秘的地方。程宝林是国内有名的诗人，他见我也常写诗，便在办公桌前和我闲聊起来。可当时，川报的办公条件远不像如今这样好，10多个人拥挤于一间办公室，连个会客的地方也没有，我和程宝林便只能站着聊天。这时，便有位女编辑从她的办公桌后站起身来，然后又将她的座椅拉过来说，宝林坐下聊吧，你怎么让人一直站着呢？

程宝林用手一拍脑门，说是呀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糊涂，赶忙叫我坐下。于是，女编辑又去倒来一杯水，程宝林方才向我介绍说她叫许佳，是报社的大美女。事实上，就算程宝林不这样说，我也看出了许佳的漂亮。

那时候，我的眼睛还算好，第一眼看见许佳，便发现了她的美貌。只是，当她把水杯递给我，我由于手抖，竟将杯里的烫水溅出来落在了她的手上。我很窘迫，许佳却笑着说没关系，一点没有恼怒的样子。由此，相比于她的美貌，我更记住了她的善心。

后来几年，因为常去找程宝林，又与许佳见了几次，却一直没有过多接触。真正和许佳打交道，是多年后她做了《华西都市报》特稿部主任。尽管后来几年，程宝林离开了成都，我便没再去川报副刊部了，自然也没再见到许佳。虽然《华西都市报》刚创刊，报上就常有许佳的名字，我却根本没想到此许佳竟是我所早已相识的彼许佳。要知道《华西都市报》上的记者许佳，跑的可是娱乐新闻，整天写明星大腕，哪还有点我印象中很文化的许佳的影子呢？

对娱乐明星，我一直不大感冒。尤其是看了不少他们乌七八糟的负面新闻后，更觉得这个圈子里的人不是花边八卦，就是吃喝嫖赌。所以，我很难想象，气质高贵而优雅的许佳，也会跑去写明星？何况这世上叫许佳的人又不止一个。然而，这样的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个错误，有在这家都市报做副刊编辑的朋友告诉我，这个跑娱乐新闻的许佳就来自川报副刊部！

我便想不明白了——许佳为什么会跑去写明星呢？可有一点很明显，写明星在挣钱上显然不知道要比过去编副刊高多少，难怪像许佳这样文化气质很浓的女人也会改变风格写起了娱乐新闻。

如此一想，对许佳便有了几分理解。尽管我知道，这样一来能和她打交道的机会也许就更少了。可写特稿后，我万没想到2006年初的一天，我去《华西都市报》特稿部时，编辑田姐突然说刚换了新主任。田姐的话音刚落，有位高个子的中年女人便从办公桌上的电脑后抬起了头，看着我声音清脆说，小杨还是认识我吗？在程宝林的办公室……刹那间，她的话就将我拉回到了很久远的往事，我激动回答认识呀，你是许佳老师！

事实上，因为眼睛已近视得厉害，再加上多年不见，要不是程宝林这个名字提醒了我，我还真不一定能认出许佳来。

和记忆中的印象不同，许佳虽然依然拥有这个年龄的女人少有的风姿，却没有了初次见到她时的年轻和灵性，难怪这次见面她也会不无感慨说，小杨呀你也老了，头上有了那么多白发！而那时，我还不到40岁，许佳的话竟让我有了恍若隔世的感觉。

那天，我和许佳聊了许多往事，当她告诉我程宝林已定居美国，也是我多年后又有了这位诗人的消息……

许佳做了华西特稿部主任，我又常写特稿，和她的接触自然多起来。

10年前，华西特稿正牛，和知音、家庭杂志被特稿写手戏称为“一报两刊”，上稿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作为主任，许佳却并不因为和我是相识多年的老熟人，便在稿件质量上有所降低。相反，我写的稿件，她的要求更严。许佳常对我说，她年轻时刚到川报，就因为遇上了要求严格的老师，从而大大提高了她的写稿能力，她因此也希望我写特稿的水平也会在她的调教下不断突破。

许佳的苦心，我自然明白。后来，果然是在她调教下，我写出了一篇几万字的长稿《感恩之旅》，连载刊发后反响很大。这篇稿件，许佳也很满意，原本说要给我特稿大奖，最终却没评上，原因是她认为另一篇连载稿写得比我更好。

没有能评上大奖，心里的失落在所难免，但也让我对许佳有了更多认识——虽然跑了多年娱乐新闻，但她身上却没沾染上一点邪气，依然像我当年认识她时那样清纯。这样的清纯表现在工作上，就是她对每篇稿件的认真！

每次去见许佳，她几乎都是在一丝不苟看稿、审稿，哪像是快要退休了的人呢？可又是几年后，当她从华西特稿部又回到了川报副刊部，我第一次从她脸上看见了失落。

这年，许佳说她50岁了。我屈指一算，认识她时，许佳竟已30多岁！可在我眼里，她那时还多么年轻而又意气风发，就算比我年长几岁，也决然不会有13岁这样大的跨度。所以，对许佳的年龄，我仍半信半疑。但，又是5年，许佳真要退休了，我才不得不相信了这个事实，也才明白这几年去报社，为什么每次都会听见有人叫她“许妈”。

许佳不甘心就这样退下去。在她看来，自己的身体还好，完全可以再干上几年。可国家有政策规定，许佳到了退休的年龄也不得不告别她干了一辈子、也爱了一辈子的新闻事业。

前几天，有消息说国家的延迟退休方案将很快出台，我便又想起了许佳——要是她能再年轻几岁，或国家的这个方案能早几年出台，那么这位一生挚爱新闻工作的女报人，她不是就能少了几分遗憾，多了几分宽慰呢？然而，人生便是由许多不同的阶段组成，每个人都应当坦然面对，学会适应。对于许佳，退休后的生活虽然会少了几分激情，多了几分落寞，可唯如此人生才能堪称完美。这就宛如一出好戏，精彩的华章之后便会归于平淡，却又将无穷的回味刻画在了每位看客的心里……

小个大志

在很多人看来，记者是一个很光鲜的职业。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头顶“无冕之王”的桂冠，更让记者有了几分神秘色彩。然而，要是在一家非主流媒体，不管做记者还是做编辑，处境或许就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美妙了。

我偏偏就有这样一次经历。

省残联办有一本双月刊杂志《四川残疾人》，因为常给它撰稿，和杂志主编渐渐熟起来。1996年我加入省作协后，一次去送稿，这位主编突然就问我，来帮我编编稿愿意吗？我自然很愿意，于是爽快答应了，因此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上有了第一份和媒体有关的职业经历。

在杂志社工作了几年，让我记忆最深是同事李大志，一个小个子年轻人。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主编正好去开会了，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见我进来，他便问我找谁？我说主编叫我把编好的稿件送来，便见他用手一拍脑门说，你是杨嘉利吧？主编叫我等你，他接着才做了一番自我介绍。

我对李大志的最初印象并不好，因为他个子矮，还偏偏留着很长的头发。

我常写诗，周围留长发的朋友并不少见，特别是在诗人圈里，有一头飘逸的长发简直就成了某种身份的符号和象征。可李大志不同，个子不高还留一头乱蓬蓬的长发，完全就给人一种很萎靡很颓废的感觉。所以，我那天在办公室和他交流并不多。中午时，主编还没回来，我便打算走了，请李大志把稿件转交主编。他连声答应，然后问我家住多远？听我说要去杂志社门外坐公交车，他便站起身说要送我。

杂志社在光大巷，紧邻红星路。李大志送我去公交车站时，还一直用手搀扶着我，让我对他的印象一下子有了改变，并暗暗责备自己不应该以貌取人。后来，我和李大志熟悉后才知道，他原本在印刷厂工作，因为常常校对《四川残疾人杂志》，也是不久前才被主编叫来做了杂志社记者。李大志最初担心胜任不了这份工作，主编就叫他做我的助手，毕竟我虽然是被安排做编辑，但一些有关残疾人的新闻我也需要去采访。

这样，我和李大志的接触就多起来，杂志社只要有采访任务，他便会陪我一起去。可好几次，因为实在看不惯他的长发，便提醒他把头发剪短点，毕竟做采访是以记者的身份，要注意形象。但每次，李大志听后只会笑笑，下一次见到他时还是一头长发。

头发留多长，或者说留成什么样子终竟是人家的私事，作为同事又怎么好过多干涉呢？所以，李大志的长发虽然让我看着不爽，我后来也就没再提醒他剪短了。可一次采访时，我却无意间知道了这个小个子男孩不肯剪掉头发的隐情。

那次去中江是采访县残联理事长，当地的接待自然不敢马虎，盛宴款待后又将我们安排住进了据说是中江县城里最豪华的一家酒店。晚上，临睡前，我去冲澡后，出来时便听见李大志在用酒店的座机打电话，说这次回成都后就让我把头发剪短吧，要不又要被批评了。我一愣，才恍然想起来中江的路上主编好像是说了下李大志的头发太长，叫他剪短些。可我没想到，作为小伙子，李大志竟连剪短头发也要听别人的意见，而且他的话中明显是恳求对方同意。但我马上又想到，电话那头的人会不会是李大志的女朋友呢？四川男人怕女人全国有名，或许李大志也是个耙耳朵呢？恰恰他又遇上了一个喜欢长发帅哥的女人。尽管他的长发在我看来一点谈不上帅，可情人眼里出俊男呀。

这样想着，我随后便打趣李大志说，这下惨了，女朋友要是不同意你剪短头发，你往后就等着还挨批吧。谁知道我的话刚说完，李大志竟小声哭起来！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小伙子如此哭泣，便慌了手脚，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半晌后，李大志止住哭声，他抬起头用手撸了撸遮住了脸的头发，说杨哥，这么多年，这样的屈辱我从没对人说呀……李大志的话让我佷震惊，因为我想象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让他用了“屈辱”这个词？

于是，这天晚上，我第一次听这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讲述了他的过去。

李大志的家在重庆山区，很穷。中学时班上有几个同学，看见他生活困难，便时常接会济他，或者饭点时就多打点好菜叫他一起吃。这原本是足以让李大志感恩一生的善举，但那几个男生又偏偏顽劣成性，他们一方面在物质上帮助李大志，另一方面又把李大志呼来唤去，任意摆布。毕业后，这伙人还是不放过李大志，不管去哪里打工都会叫上他。前几年，李大志跟随这伙人到了成都，在一家福利印刷厂打工时认识了残疾人杂志社主编，并阴差阳错到杂志社做了记者，几个同学更是嫉妒羡慕恨了，便常常在晚上想出各种办法戏弄李大志，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将他的头发搞成稀奇古怪的模样逗乐取笑……

我万没想到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李大志身上，于是气愤说你为什么不反抗呢？李大志听后一脸苦笑，他将十指插入长发中，然后抱住头深深低下了。

回成都后，李大志还是去剪短了头发。我好几次想问问他，剪短了头发，那伙人有没有为难他？可又始终没有问，毕竟不是一个光彩的话题，我害怕自己的问题会再次伤害了李大志。然而，不久后一天，我和李大志将校对好的杂志清样送去印刷厂时，在青石桥有几个年轻人竟上前二话不说就拦住了李大志。

我刚想问李大志是怎么回事，就见其中一个小伙子用手抓住李大志的衣领问，这个月的房租钱怎么还不给？李大志回答早给了，那人却说没看见，其他几个人也在一旁帮腔，看架势要对李大志动起手了。对方几个人，李大志怎么能招架呢？这时候，突然就见李大志将装有杂志清样的牛皮纸袋扔给我说，杨哥你先走，不用管我，把清样拿好！

我自然帮不上李大志什么，便拿着清样快步走开。回头看时，李大志已被几个人架着往另一个方向走了，有个家伙还不时用手拍打着李大志的头，嘴里也骂骂咧咧……

可我没想到的是，这天之后我便再没见到李大志。再去杂志社时，问起这个同事，主编说他辞职回重庆了，我心里顿时有了一种失落感。

事实上，在成都这座有“媒城”之称的城市，李大志还算不上是真正的记者。然而，他身处险境时，首先想到的是叫我把杂志的清样拿走，不能让清样有闪失，这样一种担当，不正是所有新闻人应当具有的职业操守吗？许多年过去，如今在成都新闻界，大概早已没人会记得曾有个叫李大志的内刊记者了。可我还一直记得他，不仅因为他曾经是和我一起奋斗在采访路上的同事，更因为他那双无助的眼睛在最后一次看我时所迸发出来的刹那火焰……

（责任编辑：刘爱国    图据网络）

杨嘉利，男，生于1970年11月22日，四川成都人，重度残疾。自幼失学，自学，青年诗人、作家。1994年出版诗集《青春雨季》，获成都市“金芙蓉”文学奖；1995年担任四川省残联《爱心》杂志记者；1996年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1998年获“四川省新闻奖”、“全国残疾人新闻报道奖”；2002年武俟区“自强模范”；2003年成都市“自强模范”；2005年出席全国残疾人作家九寨沟笔会；2008年成都市“学习之星”；2009、2011年成都市“读书之星”。著有诗集《青春雨季》（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长篇自传体小说《男人站起是座山》（《四川经济日报》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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