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风凉下去的时候

 

风凉下去的时候

风凉下去的时候，山上的草都黄了。坐在老屋的雕花窗前，散碎的阳光从木格子窗户爬了进来。母亲在灶火旁忙活着剁饺子馅，我围着炉子烤火，和母亲东一句西一句的拉话。每次回娘家，除了帮不上母亲的忙，还得母亲变换着花样给我们一大家子做饭。母亲是个急脾气，看着别人慢腾腾的干活比自己干活还累，所以，我对于母亲而言，除了唠唠话，什么都指望不上，当然，母亲也从来没想着指望过什么。母亲耙地回来，一进家门就开始唠叨，这么大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把煤球火打开。这么多年，我们家人都习惯了母亲的唠叨，那唠叨，就像鞭炮，噼里啪啦一阵过后，就剩下一地渣皮，没什么威力。母亲唠叨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答腔，怕万一有个没着完的捻子又被点着。最主要的是，其他人在母亲面前都没有言语权，都理亏。母亲的权威，靠的不是这些婆婆妈妈的唠叨，而是这么多年一如既往的劳苦。印象中，家中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母亲一个人扛着。从天不亮睁开眼，一天就没有闲空，家里屋外的零星活把母亲的日子填的满满当当的。对母亲而言，上学的日子，就像一张差生的试卷，隔二偏三地做了几道。原本识得几个字，数年不曾碰面，也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了，看着眼熟，就是想不起来。母亲一辈子的时光都在亲人的吃喝拉撒上，在粗糙的日子里打磨着生活。家里有女人，锅灶就不会冷，这话一点都不假。乡下的女人，就像攀援在墙上的常春藤，男人好比那墙，被缠绕，被依附，这也是乡村毋庸置疑的伦理。

望着母亲那只放下锄头又拿起锅铲的手，我陷入了沉思。一辈子，很长，想想又很短。这双手,在岁月里渐渐粗糙，却把生活打磨的发亮。不管什么时候回家，都有热腾腾的饭菜在那儿等着。这个看上去年华渐逝的妇人，在日子紧着一天过下去的人情事理里忙活着。



母亲的世界里只有黄土、大山与庄稼。这么些年，母亲在我的印象里，就像那地头的稻草人，执迷地守着每一粒粮食。而我，好比混迹于稻类的稗子，在母亲的眼皮底下，却终究没有长成母亲想要的样子。一株稗子的金黄，和那些被收割的谷子，看上去没什么两样，却不能幸免于被土地遗弃的命运。当然，“遗弃”只是那些安于天命的庄户人的看法。对我而言，是幸运的逃亡。稗子是养不住的，风也是养不住的。经过很多年，当我怀着免于被收割的幸运，连根拔起，和风相跟着离开喂养我的土地，一路漂泊，才知道，那堆在楼板上的粮食，每一粒都比我温暖。风凉了，我在这所剩无几的光阴里，弯下腰和枯黄的草说说话，和那些遗忘或抛弃的半个芋头或红薯唠唠嗑。它们不懂什么是乡愁，我也情愿它们一生都不要懂。因为某些情感如瘫软的炊烟一样渐渐凉薄，经不起一丝风的惊扰。

每次回到从小生活的地方，我就拿着相机到处圪遛。看到那些裂缝的老屋，一些疼痛便生出来。我真的害怕，害怕时间太快，我来不及把一切记录下来，又怕时间太慢，我眼前的一切像村东头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一样，晚上喝了两碗面汤，还坐在捂的热乎乎的石头上和老邻居们聊那些曾经活着的人，半夜就一头扎进水缸“老了”。老人的死，干净、利落，如一枚熟透的果子，自己把自己埋葬。一切的流逝，都源于刻骨的孤独。走在村子里，我的心和碾屋的坡上的青石条一样空荡荡的。记事起，不管一天什么时候打那里经过，都有一溜小脚老太太们坐在那里晒太阳。大老远，就看见一张张瘪下去的嘴不停地动着。虽然听不真切，我不猜也知道她们在议论什么。

眼神不好的，眯着眼睛问，“那是谁家的闺女？”

“南井上瘦孩家老三龙保家的闺女。”认得的老邻居赶快接腔。

“谁家？”总有耳朵不好使的一边歪着身子凑近听，一边扯着嗓子问。自己听不见，也一厢情愿地认为别人听不见。

“南井上瘦孩家老三龙保家的闺女。瘦孩，不是还当过队长？”老邻居也扯着嗓子，不厌其烦地解释着。

“哦——”老人仿佛幡然醒悟，手颤颤巍巍地拍着头，“老了，不行了，脑子也不中用了。”



那个时候，我特别腼腆，不愿意碰到那些老人，觉得她们的舌头就像裹脚布一样长，那唾沫星子能把我淹没。去找同学李丽玩，总是绕着她们远远的。如今，我一个人坐在曾经的青石条上，那些话如同石缝里的杂草一样钻出来，我找寻着裹脚老人们的音容笑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一切的变化都是悄无声息的。以前，河边总有一些觅食的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像腆着大肚子的人，慢腾腾地遛着弯。我家有一只公鸡特别好斗，似乎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嫌，见着谁都扑腾着翅膀过来比划几下，好像不试试自己的拳脚心里就痒痒地厉害。有一次和邻居家的狗起了冲突，自己遍体鳞伤，灰头土脸不说，把院子也弄得灰尘四起，一地鸡毛。土鸡蛋，是家中最主要的食材，也是童年最常见的零食。当然那个时候，还不叫土鸡蛋。没事的时候，我总喜欢唤一群鸡过来，抓一把米，然后咕咕咕地和它们亲近，和一群鸡蹲在一起，时光安然，岁月静好。九岁那年，家里开工，父亲从矿上下班回来，就钻进砖窑去烧砖，母亲既要当小工，还要忙活家里家外的劳作，鸡蛋、挂面地吃了一个多月，就生生地吃伤了。那一年，父母因为过度劳累，明显消瘦了不少，拉砖的三轮车差点飞了车。那一年，因为盖院墙，后院大妈家嫌堵了出场，拦了下来，分寸之地的争闹，在两家人心里竖起了高森森的围墙，成了不说话的老相熟。

有一些伤口走着走着就愈合了，有一些揪心的回眸却变成了伤口。这一带的村落，大都带着一个“掌”字，或许是因为窝在雄山脚下的缘故吧。有山的地方往往有水，我的村子就有一条常年流水潺潺的小河。小河，像旧社会的农家妇女，没有自己的名字。好比我的邻居老奶奶，印象里人们都称呼她“小迷嫂”，小迷是他老汉的名字，她姓啥名甚，或许连她自己都恍惚了，模糊了。乡下的人，活着的时候像一把乡野山坡上，随处可见的一把泥土，死了以后，也变成了泥土。村边的小河，也随了它嫁的这个村子，人们称呼它“西掌河”。都说，河是母亲河。真的是这样，这条小河，和村上每一个婆娘一样，忙活惯了，闲是闲不住的。在家里窝一冬，开春了，不找点活计就心焦，哗啦啦的旋律让苍凉的大地有了生命的回响。一个家，有个女人，家里才有热乎气。一个村子，有条河，才显得活泛。我们心里都知道，母亲会老去，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但这个话题不敢触碰也不能想象。甚至，一提及，泪就会落下，好像真的发生了。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门前的溪流还是不见了，一切言语都失去了。这个犄角旮旯里的村子渐渐沉寂如同一个灰凸火歇的家，冷锅冷灶，没有一点温度和热气。



这条河流的消失，像许许多多遭遇了矿难的乡里人一样，用自己的生命，成全了它养育的人们的黄金时代，一张张钞票，如一场铺天盖地的雪，试图用一场白，遮掩世事的荒诞。此后，关于村庄的记忆，总和煤炭有关。半夜的炮声，滚滚的黑烟，疾驰的煤车，塌陷的道路，决裂的房屋，流淌的污水以及隔三差五的事故。再也听不着松坡的狼嚎，再也喝不到接一根管子就能流到家里的泉水，再也看不见蹲在河边石头上洗衣服的背影和那些在河里摸鱼虾的打闹声……人们的日子也开始鸡犬不宁，为了多领一份人口钱，人们绞尽脑汁，比着谁的窟窿眼最多。有的人家女儿出嫁好几年了，不敢在村里操办婚事，甚至外孙都出生了，也不敢露面；有的儿子在外当了上门女婿，还特意在村里大操大办，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家娶了媳妇；那些常年在外的也把户口挪回来了……还有，传了快十年的拆迁，却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没有拆，传言最多的是，整个村都会搬进市里或是县里，我们这些乡野俗人躺在煤堆上睡觉是一种浪漫，以后这都是矿区。那些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的庄稼汉听了这话，想着住在火柴盒一样的楼里，离了地气，心里和喝了油一样难受。一些一辈子除了嫁人从未离开自己窝的婆娘，纳个鞋垫不是错了针脚就是扎破了手，也坐不住了，把手交叉在袖筒里去人多的地方探口风。饭场上，人们的话题十句有七句离不开拆迁，有假装不想拆，心里想拆的。但也有心里不想拆，怕引起想拆的人愤懑，在公开场合违心说想拆，回去后又唉声叹气，也有表里如一的，脸上的兴奋好像自己已经住进了亮堂堂的大楼里一样，不用再土里土气地活着了。有最后一种想法的，年轻人居多，哪个年轻人不向往远方啊。传言从来没间断过，十天半月，就传个消息。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快要拆迁了，到底原地拆还是迁走，谁也摸不准。人们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被惊扰着，一会拨到东，一会到西，一会高兴，一会失落。仅仅在传言阶段，很多村民的生活质量还是被降低了。因为拆迁，村里不允许批地，祖孙几代只好挤在几间祖屋里，生活起居诸多不便，三番两次找村干部，得不到落实，连梦里都是住进了阔气的房子里，真真从年头慌到年尾。对他们来说，不管往哪搬，有个落脚的地心也就放进肚子了。就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动工了，煤炭又不景气了，小别墅在乱土堆里立着，人的心又是不上不下的，吊的难受。年轻人三个五个相跟着出外打工了，上了年纪的人当小工也没人要，每天靠着南墙根晒晒太阳消磨时光，那种感觉就像被生活抛弃了一样，失落而空虚。在这个小村子里，只要不是阴雨天，家家户户都聚在饭场上，或蹲或坐，捧着大碗，有说有笑地拨拉着“扯面”，“哧溜”一下，那真是一个“香”。

这熟悉的场景，随着搬迁，也终将远去。秋后，村里冷清非常，连个人影都碰不上。母亲说，现在收秋用不了几天，原来的地。建房、设厂、修路占用不少，还有一部分退耕还林，剩下人均还不到一亩地，捎搭的就种了。秋后的土地，光光的田梗，松软的土坷垃一耙一耙躺成一行一行的，像似秸秆的坟墓。我终于明白了生活中某些东西更重要，活着。每个人，终究如一茬一茬的庄稼一样，被时光收割去。



作者简介

寒烟冷翠，女，1986年6月生，山西省长治县人。擅长古典散文及诗词，喜欢从文学和心理方面加以解释和剖析婉约别致的女儿情怀。静静地聆听仄仄平平，在散淡简约的文字瑰园里勾勒出尘的风骨与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