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迷于错误与失控的艺术家陈天灼崭新宣言｜引燃改变者_【人物】

陈天灼，用自我颠覆上一代艺术家。...

陈天灼，自我第一，艺术第二。新一代艺术家的个性创作宣言。

文｜顾玥

编辑｜季艺

摄影｜邢超

导演｜刘洋

视频团队｜凸米文化

错误

2016年6月，青年艺术家陈天灼先生在长征空间以现场歌舞剧表演《自在天》开幕。灵感来源于印度史诗《博伽梵歌》，讲述了一个在轮回中从受难殉道再至重生的少女的故事。

演到半茬，幕布拉上开始换景。演员喻晗裸着上身，拎着桶，一屁股坐在台口洗澡，音乐突然没了。「我音乐放晚了，晚了5分钟，所以那一段就变得巨长无比。」陈天灼对《人物》说。

舞台上突然一片寂静。喻晗人称小胖，蹲下来是一座柔软的肉山。在这种异样的安静中，他旁若无人地挤香波，满头满脸地糊，端起桶来迎头浇下。底下传来不整齐的笑声，小胖洗着洗着也笑了，他笑得没有声音。除此之外，舞台仍然一片寂静。在漫长的5分钟过后，大幕拉开，迟到的音乐终于响起。

对于观众来说，其实没人看出这是个错误。《自在天》是陈天灼2015年7月签约长征空间以来交出的首次大型个展。时长两小时的现场演出也是陈天灼迄今为止所有作品中规模与野心最大的一个。演出围绕陈天灼一以贯之关心的宗教主题展开。夹在全场一众异装、裸体、抖动的乳房、献祭的少女之中，这一段静默的独角戏像是这一场牛鬼蛇神皆出的演出中一个刻意安排的变奏。知情人却都爱死了这个错误。喻晗说，他当时就觉得「不管了」，演员更加投入地洗澡，观众被迫感受尴尬。「那段本来就很长，又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结果变得更长了。确实蛮精彩的。」陈天灼说，此刻他像个用邪门歪道使坏的孩子，在那段无声演出中，演员与观众同样共享了一个纯粹无聊的时间段。

「每次表演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失控的部分，是出乎你意料的，可能现场发生了一些错误，或者是我有意地安排了某种错误的那个部分。那种错误让你觉得特别吸引人，而且观众的反应也让你觉得特别有趣。所以我就一直希望能做出一些有错误的作品。」

错误和失控，是陈天灼目前被表演艺术深深吸引的原因。在做舞台表演前，他试过创作影像作品，视觉效果同样辛辣。然而进行录像的过程中，那些对素材过多的人为控制仍不能让他满足。「在录像里的场面，有一些镜头的效果还挺好的。但它还是经过剪辑的，就是你可以反复剪那个片子，去掉你不想要的，保留你想要的，没有什么差错……我当时就觉得，如果它是现场的话效果会更好，因为有错误在里面。」

同样是在《自在天》的演出中，一开头演员穿着白衣白鞋，用粤语念了一段旁白。演员是西北人，在深圳长大，其实不太会说粤语。「说粤语的人，其实也觉得说得很差，听不太懂是在说什么。说中文的也听不太懂说什么，英文的也完全不懂。」陈天灼说。演出结束后，有个会说中文的外国人告诉陈天灼，他特别喜欢这段错误的旁白，这种语言谁也不懂，对台下所有观众来说都是平等的。「在你语言好像不怎么沟通的时候，大家的注意力就会放在某种情绪的表达上，语言就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且本身这个叙事是否大家明白在说什么也不重要。」

「你知道在那个环境下，一个人在用粤语讲旁白，特别王家卫。但是那个场景又完全不王家卫，有一种特别怪的那种感觉。你应该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但是其实又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浪漫。」

陈天灼命名为「错误的旁白」，「错误会让人觉得有点不安，但是这种不安，我觉得是我特别希望的一个特质。」

死亡

陈天灼位于北京五环外的工作室散发着此地不宜久留的气息。工作室像个废弃的工厂，堆着各种创作的边角料。厕所一看就是坏了很久，马桶和水池里积着陈年水垢。二楼一张清代雕花大床，床脚一堆中式摆件和茅台酒包装盒，都是陈天灼父母搬家时放不下的家具。陈天灼说原来他在家就睡这张古董床上，后来不知听谁说这床不吉利，上面不知死过多少人，就不睡了。如今这张床上堆着他设计的玩偶，有个像猴子似的，胸前两个乳房。

陈天灼生于1985年，北京人。一路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人生头20年，一直走在正确道路上。

但这种正确很无聊，同时让陈天灼感到说不出的压抑。他是北京二中的学生，是北京著名的升学高中。在好高中，不怎么爱学习的陈天灼杵在好学生中间显得格格不入。每逢大小考，陈天灼「会的很有限」，在试卷正面「高低写一点」，很快答完题，就把试卷反过来画画。

挨到高中毕业，来到英国圣马丁艺术学院学习的陈天灼偏离父母设定的正确轨道。圣马丁所在的东伦敦地区艺术氛围浓厚，亚文化昌盛。同样在此地获得新生的喻晗形容，在这里的感受就是很多文化一下「扑」过来，「你每天就在接受不同的新东西，不停地摄取摄取摄取。」

陈天灼很快就厌烦了自己选择的平面设计专业。他觉得设计的功能导向太强，设计师的身份中为商业、为别人服务的部分让他无法忍受。本科毕业后，陈天灼转向纯艺术学习。英国艺术教育与国内的完全不同，鼓励学生纯粹个人化的表达。在陈天灼就读的切尔西艺术设计学院，「什么也不管，没有人教你做什么，或者你一定要做什么。」

艺术史研究者张宇凌认为，西方的艺术教育对人本身的价值非常认可。「很多人到了国外突然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都能做成作品，我喜欢去夜店，可以做夜店的艺术。我喜欢吃牛排，可以做牛排的艺术。老师不会跟你说，夜店不是艺术，牛排不是艺术。这对他们的人生是很大的激励。」

陈天灼在英国找到的「牛排」就是宗教。刚到英国头几年，陈天灼的姥姥去世了，他没赶得及回国见最后一面。陈天灼从小跟着姥姥长大，姥姥的去世把人命运中的无常和生死问题一下推到他眼前。在思考生死的过程中，陈天灼在英国成为了一个佛教徒。

过了两年，姥爷也去世了，陈天灼陪伴姥爷走完最后一程。他看到病中痛苦却又是鲜活的那个亲人在生命消逝的一瞬间骤然变成了一个物件，不再是人。

「就像你看这个杯子一样，」陈天灼举起桌上茶杯，「就是个东西，是个皮囊……生与死之间的界限，我觉得完全不是你的肉身停止了，而是有一个更深层的东西，它消失了。」

姥爷葬礼上，陈天灼没流眼泪。几个远房亲戚哭天抢地，他看着可怕。今年初，陈天灼去印度旅行，看到恒河边上印度人在烧尸体，白骨棱棱，戳到人面前。「那个人就在那儿烧，我就在那儿看，周围家属也在那儿看，巨平静，绝对看不到一个哭的，」他说，「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因为还有另一世的生命，走掉的东西在你面前就是个皮囊，你没有必要为一个皮囊而流泪。」

「随着你长大，你的这种焦虑越来越不确定，周围会发生什么的这种，或者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这种事都会有。」陈天灼把对生死的焦虑和对宗教的感悟通通放进作品中，他的所有创作都围绕自己的宗教观展开。 2014年开始，陈天灼创作ADAHA系列表演，在舞台剧中设立了一个万神之神的形象ADAHA，不停地讲述凡人寻求信仰与真神献身受难的故事。2015年，他将《ADAHA II》带到了巴黎东京宫。

策展人Khairuddin Hori是东京宫的艺术家项目副总监，他曾造访陈天灼的家，看到陈天灼的家里有蟑螂在爬。陈天灼对Khairuddin Hori说，「如果在房间里放蟑螂药，他们吃了以后就会爬走然后死亡。但是我做不到眼不见为净，因为这和亲手杀死他们是一样的。我不能杀生，更不能有杀生的念头。」

「尽管陈天灼对蟑螂手下留情，然而他的录像和装置艺术却呈现出一种『视觉侵略』式的威吓恐惧。他一方面主张非暴力，在创作中却又热衷于冲突对抗的方式。」Khairuddin Hori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

经常在陈天灼作品中出现的一对起舞的骷髅灵感来源于佛教中尸陀林主的形象。尸陀林主又称「墓葬主」，是尸陀林的护法神。他们告知众生世间无任何永恒的事物，人世无常，生老病死，最后都是一架白骨。在陈天灼的绘画、雕塑、舞台表演等各个作品中都能看见一对尸陀林主，两架白骨上眼睛大而闪烁，牢牢盯住观众，以此启悟人们找寻智慧寻求解脱大乐。

宗教感

2013年，陈天灼回国后的首个个展以一场模仿锐舞派对的盛大party开幕。锐舞派对的文化来源于英国，组织者面目神秘，因为一般派对中会涉及酒精和药物的使用，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报名后会在派对开始的当晚收到具体时间和地点，以防被警察抓住。

那场开幕式上众人狂欢共情的景象让陈天灼难忘，「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当观众热情投入参与的时候才是我想要的一个场面。不是大家在看作品，而是大家身体上或者情感上参与了这个作品，才让这个作品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Party结束后，现场的酒瓶和烟头被保留下来成为展览的一部分。

自那以后，对互动感的需求在陈天灼的创作中越发明显，而舞台剧成为他最得心应手的媒介。表演中运用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元素：日本暗黑舞踏、印度舞、美国黑人帮派说唱等等，是陈天灼挑逗观众的工具，目的是将观众的情绪带向一个顶点。

「我们会把观众放到首位，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思考都是通过观众来的。」陈天灼的合作者、表演艺术家北鸥说。他们的合作方式是，陈天灼和北鸥共同写脚本，陈天灼将脚本转换为视觉语言，负责舞台设计与人物造型，再由北鸥表演出来。

「陈天灼会在上面加爆点，加花儿。那个花儿全部都是针对观众来的。」北鸥说。比如排练过程中，陈天灼会提议在先知受难的段落之后，跳一个骚浪贱的舞。

「人们哭泣的点并不在于受伤害，而是在于你受完伤害之后，瞬间起来跳了一个voguing（起源于vogue杂志模特姿势的舞蹈，90年代时麦当娜放进了自己的MV中）。那个是一个释放，前面人可能被吓被吓被吓，最后倒吸一口冷气。『啪』又到很美、很骚的舞蹈的时候，大家所有的情绪找到了出口，在那个释放当中很多人可能就哭了。」

陈天灼、北鸥和喻晗都认为，最完美实现他们表演野心的那一刻发生在柏林传奇夜店Berghain中。

演出结束，众神定格在最后一幕的姿势上。前排观众双手高举过头，一再弯腰鞠躬，向他们做出朝圣动作。一位老人甚至走上台亲吻喻晗的手，请求赐福。

「一千人，最后被一个表演所催眠了。他进入了我们所要营造出来的环境，我也被他们的那种热情给催眠了，我也觉得我真的是那个神。」北鸥说。在那一刻，一种超凡入胜的时刻诞生了。一瞬间，人成为神，复又恢复为人。虚拟宗教好像就此成真。这种瞬间的巅峰体验是陈天灼艺术追求的本质。

「我作品希望创造的是这种类似宗教式的狂热的气氛体验，对于身体和灵魂本身的疑问。当然我也希望其他观众感受到和获得这种体验。这是一种感官的经验，一种实践，跟所有的艺术一样。」与过去的艺术创作不同，要达成这一追求需要艺术家与受众的高度投入。双方共同打开感官，互相撩拨，直至产生强烈共振。

这种直觉导向，强荷尔蒙式的创作方法甚至慢慢影响了陈天灼的性格。作品四处喷射黏液，私下陈天灼却像一条浅浅的河流，「比较斯文，比较含蓄」，「你不可能处在一个一直在释放的这种状态中，所以就是你私下的生活就会更倾向于比较想要无聊一点。」

上学的时候陈天灼还看过一阵文艺冷门电影，现在再也不看了。「你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地想自己怎么成为一个新鲜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想看一点纯粹的休闲的解恨的东西。我现在看电影，如果这个电影15分钟之内不开干、不开打，我马上就要换。」

日常生活中，他与几个好朋友没日没夜在微信群和每日会面中聊八卦，讲笑话。他现在只关心「比较贫」、「比较狠」、「比较搞」和「特别狠」的事，比如不费脑的嘻哈音乐，小甜甜布兰妮剃光头，麦莉·赛勒斯在演唱会上穿着连体衣让观众伸手摸她的下体。「你不想为那种有点累的事花太多的精力」，陈天灼说。

个体化时代

在英国上学时看到的一场弗朗西斯·培根的绘画回顾展对陈天灼的影响很大。在那个展览上，陈天灼看到培根从30岁到70岁的绘画始终处于探索的过程中，而且画得越来越好。

「每一个部分，他每一个笔触，还有每一个赤裸裸的又扭曲的血肉横飞的那种景象，就在画面里，让我觉得冲击力特别强，跟看图片是完全两个概念。我觉得那个东西就特别情感化，他那个画几乎像是在看一个视频，完全不是一个平面这样层面的绘画了。」

陈天灼说自己已经很久没这样被一幅绘画作品打动过了，这一媒介存在的时间太长，无数人在其中进行了各种尝试。「你想做出任何一点点的改变都是特别难的。」

他不愿意重复别人，更厌恶重复自己。「我是一个必须要靠新鲜的尝试来刺激我自己的人，而不是坚持重复来磨砺某一件事情那种人。」因此陈天灼不断跨界使用不同的媒介，同时从各种文化中汲取所需，以达成最直观的感官刺激。

在决定做舞台表演时，北鸥就决定要与行为艺术划清界限。「行为艺术已经老了，它所能保存下来的东西很少，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high的行为，high完了就算了那种。」北鸥说。陈天灼所做的与行为艺术最大不同是，艺术家本人不代表自己说话，而是转换成众多角色，像古希腊罗马传统戏剧中人戴着面具演出。而将观念转换为表演，使最古老的形式变为最新的艺术，视觉语言极其重要，陈天灼极擅此道。

比如，陈天灼为北鸥设计的先知形象，面部留须，全身涂白，脸上画了一个伊斯兰教中的眼睛，身上也有犹太教的标志。先知上半身赤裸，下半身却穿着hip-pop式的粉色大裤衩，头挂金链子，还戴上美国帮派说唱中的金牙。在北鸥看来，陈天灼能够将各种文化中本来毫无关系的元素重新剪贴为一个符合当代审美同时深具个人特色的视觉形象，是一种难得的天赋。

张宇凌曾评价陈天灼这一类年轻艺术家，「在使用和调度非原生的『他』文化的资源方面充满热情与自信，却也同样对将这些资源带向何处的问题心存疑惑。而他们属于同一个人群，希望通过这些边缘符号和形象来吸引更多的注意和更大的际遇。」

张宇凌认为，中国更老一代的艺术家刚刚进入当代艺术这个游戏，需要一张入门券，「他们需要一个可以被标识的东西，能被辨认出来的一种东西。」到了陈天灼这一代，他们在西方直接接受当代艺术教育，「当代艺术是一套西方的游戏，你到制定规则的人那里去他们肯定要领先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焦虑的身份问题已经完全不存在，他的思考与表达可以更个人化。

「我到现在都觉得，艺术家的这种identity特别不重要。更何况是现在的中国，我觉得没有什么这种问题是你特别值得在西方去强调或者是作为艺术家来讲去强调的。现在年轻艺术家都已经是一个挺游牧的状态了，已经没有必要被某一种文化或者身份、或者地域限制，你可以游走在这种东西中间。」陈天灼说。

北鸥也无法理解，「这什么年代了，还去考验这些身份政治问题，我觉得这个很奇怪。比如说你是一个东方人，你是一个中国人，这个已经设定好了的东西，你干嘛要去思考这个东西，你已经是个中国人，走出来没有人会说你是个外国人……你没有必要在准备好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上打转。」

但另一方面，个性化创作没有统一的硬性标准衡量，对艺术家创造力有更严苛的要求。陈天灼非常怕丧失独特性，做出无聊作品。陈天灼刚回国时看到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跟国外艺术家做的差不多，「你到处都能看到那种很像的作品……当时也觉得有点无聊，因为已经在国外看了很多这样的作品了，可能人家做得还好。」

在陈天灼眼里，重复是死亡的同义词。最开始，他因看到设计专业中的限制而奔向艺术创作，回国后心有不甘和上官喆合作了一季时装，商业遇冷，名声大噪。但陈天灼很快厌倦了时装中一季季的追赶和相同的表达形式。曾经他以为艺术创作是纯然自由，如今却在艺术商业生产和市场运营模式中看到同样的阴影。

「你作为艺术家，也会进入一个模式里，你要参加双年展，你要参加重要的展览，你要参加美术馆的展览，你要参加博览会，博览会要卖作品。这个就是制造艺术家的方式嘛，这个东西让我有的时候也觉得挺无聊的。」

死亡是真实的恐惧，无聊的重复，是陈天灼的心魔。为了让自己不那么快厌倦艺术家身份，他踏出艺术圈一点，做了个音乐厂牌，找来全球最怪的音乐人和表演者来演出，以此拯救刻板观众，为自己的无聊找个出口。

喻晗回忆，每次厂牌派对快结束，台下人散得差不多，陈天灼都会突然蹦上舞台，脱掉衣服，忘我扭动，动作夸张到全场都聚焦到他一个人身上。这是陈天灼极少在人前完全放开自己的时刻。在陈天灼的艺术表演中，他从不上台扮演角色，永远把自己藏在舞台后。《自在天》演出结束，陈天灼上台谢幕，他特别瘦，皮肉紧包着骨骼，衣服又都大一号，总挂在胳膊腿上。演员们把他围在中间，亲手创造出的人鬼神怪一齐向他叩首朝拜，陈天灼朝观众挥手，站不到一分钟就示意落幕，这场感官刺激的缔造者此时分外羞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