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考“古”学家的张颔先生
前言知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张颔先生，在古文字学、考古学、晋国史及钱币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先后出版了《侯马盟...
前言
知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张颔先生，在古文字学、考古学、晋国史及钱币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先后出版了《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等著作，2017年1月18日走完了九十八个春秋的历程，从此山西文物界失去了开一代风气的领军人物，尤其是山西作为一个文物大省，能在全国说上话而且有人听的并不多的情况下，就令人嘘唏不已了。我虽然没有赶上他当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长的日子，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但只要听别人提起他，读他的论著和诗文，欣赏他的书法作品，都会肃然起敬，但我要说作为考“古”学家的张颔先生两件史事的考释，以表我对这位老人家的深切怀念。近几年央视《大家》栏目播出，《着墨周秦》、《作庐风华》等书法作品展和侯马盟书文化研究会的推进，使张颔先生的对侯马盟书和书法事业的贡献广为人知；还是近几年太原“晋阳古城”的考古工作如火如荼，但首次进行考古调查的却是谢元璐、张颔两位先生，写出来的调查报告《晋阳古城勘察记》至今仍是必读材料（《文物》1962年，四、五期），也显示出张先生年富力强时的功力。但先生没有实践过遗迹的层位学、遗物的类型学的研究，却不妨碍他作为考“古”学家，置身于他的古史研究中，说明这一问题的是先生考释两件古代晋国史实的真伪。
其一是“桐叶封弟”问题。晋国的始封君唐叔虞是周成王的幼弟，成王继位时尚且年幼何况唐叔虞？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对“梦生叔虞”作了描述：“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然后说道：“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这件事一直是学术界的公案，唐代大文豪山西人柳宗元曾有名篇《桐叶封弟辨》对此提出疑问，但直到今天人云亦云的人层出不穷。为此，张颔先生的《“剪桐”字辨——析“桐叶封弟”传说之成因》，可谓釜底抽薪，相信读过此文的人都会予以否定。张颔先生由表及里，再从内到外层层分析，使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但它不是史籍，其中多为杂记，‘桐叶封弟’便是其‘重言’篇借用的一个传说故事”，“从这个故事中可以发现，此段文字矛盾百出”，“这些都可以说明这个故事完全是后人拼凑之作”，汉代刘向《说苑·君道》所载，司马迁即采用《左传·昭公元年》的“梦生叔虞”的传说，又转抄了“桐叶封弟”的故事，究其原因是由于“在叔虞未出生时已经由梦中的天神预定了其封地”，“当时并没有什么‘剪桐’、‘削桐’之说”。“剪”古书作“翦”，《左传·成公二年》“我翦灭此而朝食”；“唐”古字与“桐”的“木”在“同”上、下不固定的缘故，从而“唐”与“桐”之讹变导致“桐叶封弟”剪桐叶封唐地之说的战国兴起、秦汉盛传。文虽不长，但能直击要害，也深深地为张颔先生“史学”、“史识”、“史才”（冯友兰语）所折服。
其二是介子推和介休的关系问题。《张颔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3月）中，收录了先生的《谈〈介休志〉光绪未刊本的得失——兼谈有关地方志编篡的几个问题》，第五部分竟然是“关于介子推和介休的关系问题”。一个地地道道的介休人，对介子推和介休做出并无一点关系的论证，这是一种实事求是、虚怀若谷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学习。没有半点像现在社会上一些“当地知名学者”、“老干部”一样，看过几本地方志方面的书，就为家乡鼓足力气、摇旗呐喊了，而且在当地特别有市场，信者还不少。特别是父母官员们，现在正逢文化大繁荣、大建设时期，就需要这样一个名人或事件就来了，不惜一切力气去打造、去讹传，一人指鹿为马变成三人成虎事了。要是碰到专家、学者掺和进去，事情就闹大了，恰恰是现在就有相当多的这样的专家、学者。
再说关于介子推和介休的关系问题，清光绪《介休志》（未刊本）由介休李敦愚先生编撰，对此传说采取了存疑的态度，李先生吸收了很多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采纳了顾炎武考证介子推所隐之绵上不可能在晋中介休的论断，这种作法是历代介休县志所没有的，而顾炎武是一代大师，治学严谨，每一结论泰山难移。顾炎武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结论是绵上不应当在今天的介休以及晋文公时霍山以北皆为狄地的说法是很精辟的见解。张先生又补充了三点。
1、晋献公时晋国的版图只是到了霍山以南地区，《国语·晋语》宰孔说晋献公“景霍（指霍山）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说明当时的霍山作为晋国的城墙，表明了公元前六五一年晋国的版图北面的界线还超不过霍山。晋国版图扩张到霍山以北是晋襄公以后的事情。
2、公元前六三六年，介子推隐绵山上，晋文公以绵山上田旌表，当时并没有介休这个地名。自此以后，有关历史文献上无论是春秋时期的晋国还是战国时期的三晋，都没有介休这个地名，当时介休属于邬县。“界休”作为县名的出现，始见于《汉书·地理志》。张先生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但我们考虑到汉建国设郡县，所用地名基本上是因袭秦国的旧名，少部分为新建。如果我们把界休得名的上限时间估计得宽一些的话，可以算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建立郡县的时候，中间也经过春秋战国四百一十五年。这样漫长的时间从来没有‘界休’地名的记载，四百多年后忽然出现了‘界休’这个地名，并且和介子推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很明显是后人附会的产物。”
3、战国货币，地望在晋中的有晋阳、祁、兹氏（汾阳一带）、阳邑（太谷附近）、中都（平遥一带）、榆次（榆次一带）、中阳（孝义一带）、平州（介休灵石一带）、邬（介休境内），直到战国晚期晋中县邑名称中仍无“界休”其名。他指出，“从上述许多资料表明，介子推和界休这个地名看来是没有联系的两回事。我们新修县志应该对这个问题采取客观的态度，一方面存其传说的历史，一方面在占有充分根据的前提下提出疑点，既不能盲从，又不能武断，给专门研究历史的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同时这种做法本身也是提倡朴实的学风。”
最后张先生劝新编地方志的编撰者说：“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一般不愿多引用地方志的资料，原因就是因为地方志中有很多不甚可靠的资料。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者，现在新编地方志就必须慎重对待旧志中所存在的一些荒谬、伪造和违反可管事实的记载，不要再犯这类穿凿附会的错误，为今后的地方志争得一个好名声。”
仅此二例即可知道，张颔先生的的确确是位考“古”学家。
我虽然无缘师承张颔先生，却无时不以他为榜样，来检视自己一知一行。我老家襄汾县赵康古城素有晋献公时晋国都城“故绛”之称，父老乡亲们讲起来头头是道，尤其是讲到“赵氏孤儿”的传说，附近的几个村纷纷以某“赵”或“赵”某的形式存在，但赵康古城极少有春秋中、晚期的遗迹、遗物分布，古城是战国、汉代的“临汾”县城，与东周晋国不能说没关系但绝不能说是“晋都”，为此开会邀请所谓学者予以确认，我也多次没有到会“煽风点火”，更没有在任何媒体上“露脸”以“歇斯底里”的宣扬；“桐叶封弟”是晋国史研究之始，我却研究晋国史研究之末，侯马晋国遗址里的“风城古城”，曲沃也叫“曲沃古城”，自汉代以来一直把它当做晋都“新田”所在，从1952年以来的考古工作成果已经肯定“风城古城”绝不是“新田”，但什么原因引起的地方传说？在李伯谦先生的提示下，我完成了晋国最后的四位晋公以“凤城古城”为晋都，接着发扬张颔先生《“剪桐”字辨》的精神，搞清了以讹传讹的因果关系，这就是考古人所做的“古史”考古。
2016年底，作者探望生病的张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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