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电人追忆】叶钧：没有虚度的列电岁月01饥饿的教书生涯_【列电人】

1960年8月，上海电校热能动力装置专业毕业，到保定电校中专部任教。x0a1962年至1972年，任9站锅炉技术员。x0a1972年10月至1978年，任41站锅炉技术员。x0a1978年后，调江苏太仓市劳动局。x0a1998年退休，高级工程师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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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祖国的需要是我的志愿”、“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这些响亮的口号,从我们口中雄赳赳地喊出来，我们的实际行动也气昂昂地实现了这些壮伟的诺言。

1960年8月17日下午两点十七分，我们上海电校分配到保定的20名同届同学，同车抵达保定。

第二天，8月18日，西安电校也来了20名应届毕业生。

第三天，沈阳电校又来了5名中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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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共45人，又像一个新班级一样，聚在会议室里。

再次学习统一分配政策，无非又是表决心，又是服从分配，又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好像保定不是最需要的地方。

经过一星期的统配政策学习，8月27日再次分配。

其中，44人都被分到了全国各地的列车电站和基地工厂，唯独留我一人去保定电力学校任教。

这就太出乎我意外了，难道这就是我梦想的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吗?也许是吧!

因为自己表了态度服从分配，所以当天就服服帖帖到保定电校报到了。

保定电校，分为中专部和技工部两部分。我被分配在中专部动力教研组。

教研组，连我一共五人。

组长，是组内唯一的女老师徐博文。上海人，姣丽俊瘦，北京清华大学毕业。

另有杨仁宇、习洪藻老师，是四川人，重庆大学毕业生。

再有一位胡博闻老师，河南郑州大学毕业。

五人中，只有我是刚毕业的中专生。

具体任务，是教动一、动二、动三这三个班级的《流体力学》。

徐博文组长，用上海话对我说:“辰光蛮紧，邓校长要求9月1日让你试讲，侬看阿来事?”

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回答:“可以”。

也不问一问什么是试讲?也不谦虚地向她讨教经验，便到图书馆按每位任课教师一次可以借阅30本参考书的规定，捧了一大堆参考书到办公室。依照教学大纲，便埋头备课写教材。

每一堂课，教师所讲的话和教授内容，都要预先写好教案，送教研组长审阅签字认可后，教师才可以到课堂去上课。

我从第一讲直到离开保定电校，将近两年这么多课程教案的送审，每一次都是一次通过，徐老师从来没有提过任何修改意见或让我重写。

这究竟是我备课备得好呢？还是她马马虎虎不负责任?

9月1日八点正，准时试讲。

教室里坐着分管教学的邓仲岱副校长、中专部管理科正副科长、动力教研组的徐组长、杨、席、胡老师，以及其他科室人员等满满一教室。

我平静的走上讲台，向下深深一鞠躬，然后按准备好的教案上了第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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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十分钟后，大家重新坐下，开始对我的讲课进行评论。

效果不坏，什么层次、站位、板书、节奏控制都可以，就是普通话水平要提高，上海口音太多等等。

就这样，试讲一次成功。

9月4日开学，我未经任何培训或进修，在短短几天时间内，由学生变成教师。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而且是刚中专毕业就教中专的专业教师。

我始终弄不明白，在45人中唯独我一人当教师的真实原因。

当时，保定电校这三个班是建校后招的第一届学生；再开学就升入三年级了。

前两年已学完了基础课程，从三年级开始就要学专业和有关的专业基础理论。此时，才发现急需一名流体力学教师。

可能是临时抱佛脚，在这45人中，发现我的“水力学”成绩是5分，这也许就是选中我的根本原因。

保定电校这么多教师，像我这样匆促上岗的绝无仅有。

当教师对我来说并不困难，难的是普通话讲不好。

在上海时，从来没有正规讲过普通话。一到保定，整天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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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讲课，有好多字我都不知道怎样用普通话发音，如“壳”、“软硬”等字，我仍用上海话发声。

每当此时，学生们便交头接耳，一楞一楞的。

我便将这些字写在黑板上，这就让北方学生听懂了我的上海普通话。

那时，我也没有手表。我看到有的教师拿一个双铃马蹄表放在讲台上以控制时间，对此，我觉得很好笑。

我每节课45分钟，基本都掌握得恰到好处。

这一基本功当时不知是怎么练成的，每节课刚讲完，下课铃也响了，真是神得连自己都感到奇怪。

保定有三大宝：铁球、面酱、春不老。对这三大宝，我毫无印象。

在全国人民口中，经常能听到：“京油子、卫嘴子、保定狗腿子”。

这是说北京人的油滑贫嘴，天津卫的人能说会道，保定人的溜须拍马功夫比较好。

我对这种说法体会也不深，让我终生难忘的是在保定的饥饿，那真正是刻骨铭心而又悬心吊胆的岁月。

三年困难时期，就全国来说，是从1959年开始的。

最早的灾情出现在农村，农民吃不饱肚子，已经发生饿死人的严重恶果。

但是，城市里仍然保持着表面的繁荣。

我直到去保定前，在学校吃饭虽说也有定量，可是只要吃得下尽管吃，没有人管，什么定量不定量的无所谓。

临出发前，母亲还为我蒸了刀切白面馒头供路上吃。

在德州转车去石家庄的路上，由于天热，馒头已变质起丝，便毫不犹豫地向窗外的河里扔，一边扔一边说:“喂鱼了！”。

这足以证明，我离沪时上海市面上以及火车上的气氛，都没有任何饥荒的蛛丝马迹。

因此，对我来说，困难时期是从1960年9月份开始的。也就是说，我工作的第一个月就遇上了饥荒。

刚到保定待分配，住在招待所内，一天三餐也随便吃，都是白馒头和米饭，也没有见到粗粮。

到保定市区看看，虽然比不上上海的繁华，但商店里的物品也还丰富。

糖果、饼干、各式点心，应有尽有；饭店里也供应米饭馒头，也丝毫没有大饥荒的风吹草动。

可是，当我9月4日正式上课，遇星期天休息再到保定市区转悠时，情况不对了。

商店里货架上都是空的，糖果饼干之类一概不见了，饭店里的米饭馒头也无影无踪了。供应的是黑黑的或红红的地瓜面、高粱面、窝头，满街都是萧条景象。

对这一巨变，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想，这保定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呢?

保定电校教师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4斤。

刚开始，我也不觉得吃不饱。这是因为肚子里有在上海积存的油水在支撑着。

当这些油水耗完后，饥饿感就来了。

尤其是每星期有两天的上午要上四节课，当中午十二点最后一课下课铃响后，我的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又饿又累，真正是筋疲力尽。

食堂饭票，印好的早中晚三个字；上面有日期，只限当餐使用，不能提前，过后作废。早餐是二两、中餐是三两，晚餐三两。

所以，每天到食堂，每餐吃的东西，就像刻好的死板模具一样，想多一粒米、一颗豆，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一点点主食是米饭，再配些蔬菜也不至于吃不饱。

问题是蔬菜奇少，只是用小碟子像分酱菜一样，每人一小碟。

主食，是地瓜干、地瓜面高粱面窝窝头。

这些东西，对南方人来说，实在难以下口。

地瓜面窝头，又苦又夹沙子；因为里面混了烂地瓜干。

红高粱面，吃下去拉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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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每当吃饭时，想去食堂又怕去食堂。

肚子饿得咕咕叫，嘴里嚼的东西又咽不下去，很是受罪。

当时，南方人有百分之十五的细粮照顾，北方人是百分之十。

按24斤计算，每月只有3斤左右大米白面，确实是粒粒皆珍珠。

想吃自己的这珍贵的细粮，也要事先向食堂预约才行。

1960年和1961年国庆节后上班，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内，食堂一日三餐都是蒸地瓜。一两饭票，供四两熟地瓜。

这东西，每天这样吃也是很可怕的，胃病也就在此时不声不响出现了。主要症状，是胃痛。肚子饿了，不能吃东西。一吃就让你坐卧不安，疼得受不了。

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吃饭成了最大的苦难。

到食堂吃过饭之后，就好像没有吃一样，肚子里一点饱的感觉都没有。

1961年刚过完年，新学期开学不久。有一天我去上课，路上许多人莫名其妙地向我打招呼“叶老师，今天你好胖！”

我奇怪，自己怎么会胖起来了呢?

谁知没有几天，胖的人多了起来。这才知道，这是由于饥饿缺乏营养而引起的浮肿病。如再不引起重视的话，下一步就是死亡。

怪不得我总感到整天四肢无力，甚至爬一层楼梯中间都要歇一息，脸上和小腿上一按一个洞，再也起不来。

学校当局采取了紧急措施，为每一位浮肿病人每月增加一斤黄豆。

上海的父母，得知我患浮肿病后十分焦急，给我寄来了过年时好不容易省下的一块约一斤重的咸肉，和一条不知名的咸鱼干。

我将这宝贵的食品锁在柜子里，每到深夜就用削水果的小刀，割一小块放在嘴里嚼半天，然后香喷喷地咽下去。

也许就是这一块咸肉和一条咸鱼，再加上一斤黄豆，才拯救了我这条小命。

后来回沪探亲时，母亲问我咸鱼咸肉怎么吃的?

我如实相告后，母亲瞪大了眼睛说，都是生的怎么就吃呢？真是野人。

我这才知道咸鱼咸肉是生的，可当时吃起来就像熟的一样，好吃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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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随着饥饿的降临，我到保定不久就入冬了。北方冬季的严寒，又是不可避免的考验。

没有太多的御寒衣物，只能整天躲在办公室内烤火。好在二楼是办公室，宿舍就在三楼。

我与技工部的梅产松老师，同住一室。他是常州人，人很不错。南京电校毕业，年长我两岁。我们两个南方人，生活习惯相近。正年轻有点懒，主要怕煤气中毒，所以两人商定，宿舍内不生火炉取暖。

反正二楼办公室内火炉24小时烧着，泡在办公室看书写信熬到深夜才爬上三楼宿舍睡觉。

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北方不生火的屋内睡觉，是很冷很冷的。

从暖和的办公室走进宿舍，就像进入冰窟一样，冻得直抖。

我们每人只有一条被头，脚跟头用绳子像绑米袋口一样绑紧以免漏风，人就像睡在睡袋里。

一天后半夜，我们俩人都冻醒了。他爬起来，居然将木靠背椅压在被子上；也把我坐的椅子帮我压在身上。

然后，他钻进被窝对我说:“怎么样，暖热些了吧”

我和他此时真是饥寒交迫呀！

饥饿时期，有许多奇谈怪论和不可理喻的异闻。

首先，大喇叭里叫得震天响的“低定量、瓜菜代”。低定量，早已实现了。但是瓜在何处？菜在何方？

代食品是什么，谁出不知道，完全是空洞的政治口号。

其次，一些宣传材料，信口雌黄，空谈对待饥饿的办法。

在一次教职员工大会上，分管后勤的安校长大谈人不应该吃干饭的理由。

从胃容量、胃酸量、进食量以及食量表面积与酸液接触率等等，从而证明人只有喝一定比例的稀粥才最有利于健康，云云。

说得大家灰心丧气，叹气连连。

有一阶段，忽然刮起了“人造肉”妖风。

安校长便又宣传“人造肉”怎么怎么好，甚至比猪羊肉的营养价值都高。

可最后谁也没见到“人造肉”究竟是什么东西。

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见到学校里来了一辆牛车，车上装着长长的白洋淀水草，正在往食堂里搬。

据介绍，这种草只要煮一煮，加点盐，很有营养。可是盛到碗里没法吃，这是牛吃的草，人的牙齿怎么嚼得碎呢？

随着国家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情况在慢慢好起来。

食堂里蔬菜多了，购食蔬菜已不受限制，农贸市场也丰富活跃起来。

1961年6月底，保定电校放暑假。

学校安排我和杜尔滨、赵德章老师三人，带一个毕业班，去黑龙江牡丹江市第10列车电站实习。

第10列车电站，是一套从苏联进口的4000千瓦发电机组。

张增友厂长把我们3名教师安排睡在随车的卧铺车厢内。

在电站期间，我们教师的粮食定量也提高到30斤。

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再加上电站的伙食比保定电校丰富，蔬菜里时常能吃到肉。东北的白高粱渣子拌芸豆煮的饭，和南方的大米饭差不多。

如果再有酸菜烧肉，那实在是太好吃了。因此，我的心情十分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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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地处牡丹江市近郊一个叫“二家子”的地方，四面环山，离市区有一段距离。

有一次星期天休息，赵德章老师约我去爬山玩。他是东北人，对四周环境很熟悉，他让我带个兜，说山上可捡黄花菜。

于是，跟他出发了。

牡丹江市四周的山不是很高，像是丘陵地带，山坡平缓的往上升，有如逐渐升高的马路，越走越高。

当我们来到一处山坡时，我被眼前的景观惊呆了。满山遍野的不是大豆高粱，而是怒放一片的金针花，而且是野生的。每走一二步，就有一棵长在杂草中约有半人高的金针花。原来，东北人把金针花叫做黄花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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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收获金针花的活动。

采着采着，两个人跑了不同的方向，相互看不见对方了。我怕迷失方向，便时常抬头认四周的环境并辨别刚上山时的路径。

咦！不远的山坡上蹲了一只狗，这山坡又没有人家，怎么会有狗呢?我吓了一跳，不会是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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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边往回走一边激昂地大叫：“赵老师!老赵!有狼有狼!”

他听到我的叫声便马上回应。“别慌，千万别跑! 我来了！”

我见到赵老师后，便马上指给他看。他一看就说：“是狼，走!别惹他！咱下山。”

乖乖，这就遇见野狼了。有惊无险，要不是有这位老东北的稳重，真说不定有什么危险呢！

牡丹江市，整整一个月；这是我至今唯一的一次出关去东北，并住满了一个月的唯一东北城市。

1961年9月份，我在完成保定电校第一届三个班的教学任务后，又接着教第二届两个班动四、动五的《流体力学》。

因为只有两个班级，上课的任务自然比三个班级轻松多了。再加上有了上一年备课的经验和教案底稿，第二次再写备课教材时，也就轻车熟路一气呵成。

尽管如此，吃饱肚子仍是心中解不开的结。为此，产生了离开保定下电站的想法。

想法虽好，无法兑现，教师上课一个萝卜一个坑，谁也别想动窝。

我就在这幻想中苦心经营到年底，就在这学期结束前夕，机会就像天上的麻雀一样，突然降临我的面前。

距保定电校约一公里处还有一个河北省电力学校，简称河北电校，这是一所1960年河北省刚筹建的新学校

此时的河北电校刚开始土建，目前只有几间简易的平房供办公和吃住。由于国家面临经济困难，原先规划的资金无法到位，基建早已处于停工状态。

因此，拖到1961年底，河北电校实际已到了关门倒闭的境地。

在此情况下，河北电校无条件并入保定电校。

这样一来，保定电校增加了师资力量。

这对我无疑是天赐良机。我便当机立断，向分管教学业务的邓仲岱副校长提出下电站的要求、

很顺利，校方同意了我的要求、河北电校并过来的我的同事非常高兴非常愿意地接了我的班，我也非常愿意非常高兴地逃离出保定……

两厢情愿，皆大欢喜！饥饿的教师生涯就此结束了。

●作者简介 ‍

叶钧，1960年8月，从上海电校热能动力装置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保定电校中专部任教，先后完成两届5个班的《流体力学》教程。

1962年至1972年，任9站锅炉技术员。

1972年10月至1978年，任41站锅炉技术员，先后18年在列车电站的流动岁月中度过。

1978年后，调江苏太仓市劳动局。

1998年退休，高级工程师职称。

受到过的主要表彰：

1964年，9站在武汉基地大修，被评为基地标兵；

1974年、1975年，胜利油田水电指挥部先进工作者；

1986年，太仓市劳动模范；

1989年，太仓市优秀党员；

2009年，太仓市优秀科普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