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深处是坚守——陶诗札记（二）｜文史宴

陶渊明的作品，在描写隐逸生活的同时，往往带着一种个人理想的坚守和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他说“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好爵吾不索，厚馈吾不酬”，即便是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时，尽管也彷徨过，但最终还是没有屈服。...



中国文人一般都有隐士情结。

如《三国演义》里，弹琴故弄玄虚的司马德操，雪中骑驴吟诗的黄承彦和村边野店喝酒唱歌的那帮文人，无不姿神潇洒，超逸出尘。还有一些话本中所谓的“高士”、“逸民”，也大多具备经天纬地之才，好像只要世道清明，个个都能成就一番伟业。

作为隐逸诗人的宗师，陶渊明自然少不了后世的吹捧。南宋的辛弃疾就曾经写道：“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夸的是陈亮，举的却是陶渊明的典故。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结束最后一次出仕，辞去彭泽令的职务，回到柴桑老家，开始了长达23年的隐士生涯。

说到隐士，陶渊明并非头一个。上古时代的许由、巢父，传说尧要把天下让他们，他们不肯接受，就跑到深山里躲了起来，这大概是隐士的始祖。还有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春秋时自耕自足的长沮、桀溺和骂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荷蓧丈人，应该也属这一类。

这些隐士历来以追求精神自由和保持独立的人格而享有盛誉。但隐士名声虽好，却不是人人可当的。

“士”本来是最低级的贵族，后来慢慢演变成一个阶层，必须进入这个阶层，才有做官的资格。当了官的，叫“出仕”，不做官或辞了官隐居起来就称为“隐士”。普通山野村夫，是没有资格被称为隐士的。

做隐士的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真的避世不出，叫真隐士。另一种则是想做官，却没有门路，想通过走“终南捷径”提高知名度，好让朝廷发现。前者少之又少，后者数不胜数。

像陶渊明这种，有官不当回去种田，在我们这个以做官作为人生最高成就的国度里，就显得很另类，知名度一下子大增。

根据史料，没有辞官前，记载陶渊明的笔墨少之又少，辞官归隐后，他的很多逸事都出来了。这一点也不奇怪，近来有个人好端端的副市长不做，偏要辞职下海，不也上了新闻了么。

当然，陶渊明并非作秀。在《归去来辞》的序中，他毫不隐瞒地表示，出去做官就是为了让家庭富裕些，改变耕植不足的局面。只不过当官令他觉得扭曲的了他爱丘山的本性，“深愧平生之志”，所以才做了八十几天的彭泽令，就毅然辞官归田。

这跟他在《归田园居》（其一）中所表达的志趣是一样的。一个是“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一个则是“久在樊笼里，复返得自然。”

这是其一，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帝乡不可期”了。

帝乡，皇帝居住的地方。一直都是儒生们梦寐以求，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地方。对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又心存猛志的陶渊明来说，富贵可以不要（事实也如此），但帝乡是不可能不期的。

只是，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他一介寒族子弟，能治国平天下的机会微乎其微。就算颜延之或王弘想提携他，无非只是作个参谋幕僚罢了，在士族集团垄断权力的局面下，陶渊明在政治上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

再者，自司马氏集团当政以来，整个国家的政治昏暗，西晋建国不到五十年，就被胡族所灭。到了东晋，世家大族乱政，地方军阀造反的事时有发生，即便是朝中的公卿大臣，也很可能随时死于非命。

对此，陶渊明是有着深刻认识的。只是世人大多只看到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却忽视了他对时局判断的高度敏锐。

最能体现陶渊明思想的莫过于《桃花源记》。

文中，他虚构了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与世无争，自耕自足的“乌托邦”。这里面，既有他对儒家大同社会的渴望，也带着“小邦寡民，无为而治”的道家色彩，跟五胡乱华以来的现实形成巨大的反差。

更难得的是，陶渊明最后安排了一个最终无人问津的结局。除了艺术上故意营造出的缺陷美之外，也隐含着他对无法改变现实的无奈与迷茫。

因此，陶渊明的作品，在描写隐逸生活的同时，往往带着一种个人理想的坚守和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他说“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好爵吾不索，厚馈吾不酬”，即便是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时，尽管也彷徨过，但最终还是没有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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