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宸桥元宵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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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拱宸，读懂中国大运河

花灯

为何成年后，时常感叹年味没小时候好？我想过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自认为比较靠谱的答案。仅是明白了一个道理：关于需要。童年的需要和成年后的需要，对年的需要。需要不同，感受不同。以成年之心态想要过童年的世界，年味首先在唯心层面就失色了，何况还有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带给人的各种观念。

犹记童稚时，元宵节，我们多称为上元节。为了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上元团。上元、状元，闽南语说起来很相似。因此，上元团，又成了状元团，寓意很好，彩头很棒。这种叫法恰恰是唯科考是正途，学而优则仕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在民俗文化上的鲜明印痕。但孩童们无心于此，他们热衷于精心准备火把——这一延续了无数代人的习俗。从破棉被里精选棉絮，向大人要点煤油，找木头、空油漆罐或空水果罐——木头做把，空金属罐子装棉絮——组装好后，倒入煤油，乃至玩得要好的还会聚在一起讨论怎么做才会使火把更耐燃、火更亮，以及夜晚到哪里去。胆小的走街串巷，胆大的跑到古城墙上——我家乡的石头城，崇武古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距今已六百多年——虽不知烽火戏幽王之掌故，却颇有古代武将夜守城之气概。年纪小的，一般四岁以下，只能待在家里，玩玩灯笼。更小一些的，襁褓中或摇篮里的婴儿，只能在家中望望灯笼，连玩也是不许的。即使这样，大人也得好好看护，因为灯笼内点的是蜡烛……后来有了耗电池装灯泡的灯笼，元宵节某家险些着火的新闻就渐渐听不到了。照例，这项活动要进行三天，农历十五、十六、十七，到了十八，年就算是过好了。

后来，我到了杭州，在运河边落脚，童年的元宵节一去不复还。成年后的元宵节活动，每年都在拱宸桥东上演。在这里，每年元宵节，桥东的运河文化广场都有灯会。

拱宸桥东运河文化广场上的灯会，都是在农历春节前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了。每年举办灯会，主办单位都要分解任务，一部分请社区组织能工巧匠做灯笼，一部分分配给辖区里的有关单位去完成，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借助广告公司的力量去实行。待到春节假期一过，初七初八的样子，走在广场上，如果遇见一些人拿着打印稿这边站站，那边指指，那多半就是在现场准备装置元宵灯的人们。





鱼灯

杭州的灯会，早在南宋时就非常有名。《梦粱录》里所描绘的元宵节盛况，仍为时人所津津乐道：“杭城元宵之际，州府设上元醮，诸狱修净狱道场，官放公私僦屋钱三日，以宽民力。……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甚至饮酒醺醺，倩人扶着，堕翠遗簪，难以枚举。至十六夜收灯，舞队方散。”这些字句中的元宵景象之所以至今仍令人向往，还是人性中的“思古”之天性在起作用吧。

但是，当人们立足当下，也发现了古今的一些共性。首先是国人对传统节日的渴望和需求，古今相同。其次是无论南宋还是现在，大型灯会都是官方主导，惠及民间。第三就是灯会现场都是人山人海，游赏灯会的人遍及各阶层。当然，不同之处也是有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现在的灯，用的是电。运河文化广场上的灯会，还有喷泉夜景与之相应，音乐为之助韵。民俗的内涵，从古至今的变化并不大，但形式一直是随着时代在发展的。不仅元宵节，其他传统大节日，乃至小祭祀的传统，亦有地域区别，特色各迥。这些都是形式上的事情，且不去说了。就算同一个地方，习俗也会有变化。例如在我老家，亲戚说现在元宵节几乎都不举火把了。

关于传统民俗，有一种声音一直存在着，认为过去的民俗活动都比现在的要好。这种观点的根源，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归结起来，也许主要就两点：一是历史特有时段的元素会在人的大脑中留下一种“消逝的美好”的印迹，这种记忆令人留恋过去，遗憾当下。二是纯属文化想象式的情感倾斜。

但还有另外两种声音，也是我亲耳听见的。一是章林福老人说的，“拱宸桥的灯会一直保持着很高而且很稳定的水准”。另一个声音来自金丙发老人，他说：“好多老百姓对现在的灯会很有意见，觉得花了那么多时间做出了灯，做得那么漂亮，却只亮了三天，太可惜了。因为灯会那几天，杭州很多百姓家中往往还有客人，根本没空出来赏灯，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延长亮灯的天数，尽管他们也十分理解政府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传统习俗里灯会都是亮三天这样的惯例。”

在位于杭州岳王路41号某小区的章林福家中，客厅窗台上摆满了他自己做的假山盆景。毫无疑问，这应当是位喜欢摆摆弄弄，有美术眼光的老人。当他拿出为了说明当年他与同事为新中国成立后杭州第一届元宵灯会而做的“六和塔”造型座灯而刚刚画好的手稿时，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在他的身上，有着他们这一辈人对待工作和兴趣的认真和执着的光芒。我感叹他画得真好，尤其是年纪这么大还能画得如此一丝不苟。面对我充满敬佩的感叹，他连连说只是瞎玩，神情如孩童一样纯真。这给了我勇气，遂在采访结束之际，厚着脸皮请他再花几天工夫画出他的另外两个代表作灯图，一张是花篮座灯图，另一张是龙舟灯图。



花篮座灯



章林福老人生于1941年，1958年7月进入杭一棉。1961年参军，1968年复员回杭一棉。当时的复员政策是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回到杭一棉后的章老被分配到车间做保钳工。一晃，就是十个年头将尽。到了1977年，正是电影很俏的时期，全社会以看电影为最时髦之事。杭一棉也在这一年成立了电影放映队，以丰富厂里职工及其家属的业余生活。由于章老从十来岁就开始自学画画写写，在部队的时候干过文艺活，也放过电影，厂里就将他调到工会下面的大礼堂上班。于是，他从保钳工转岗成电影放映员，同时还担任工会的美工。现在每年的拱宸桥灯会，章老都会从岳王路穿城而过，到运河文化广场去看灯。一是对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的深情眷恋；二是他认为杭城每年的元宵节灯会，最有看头的也只有拱宸桥的灯会了。由于年纪大了，为了安全，他只能选择白天时去欣赏。他说，白天虽然看不到彩灯的亮灯效果，但是白天也最能看出彩灯制作的好差。

197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杭州第一届元宵灯会举行。这次灯会，许多大厂都有制作元宵灯的任务，运河边除了杭一棉之外，浙江麻纺厂、杭丝联等也都有相应任务。章老与同事一起做了一件塔形座灯。制作的时候，他们特地选择了挡风性较好的厚金丝绒布做底座，并在上面写上厂名。原本他们设想得很好，灯会结束后，这块布可以拆下来，放到厂里，每次厂里搞活动要合影时可以作为背景布。然而，这件灯在评比中获得了一等奖，灯会结束后被少年宫要去放在室内继续展示。时隔三十多年了，章老说起这件事，仍流露出不舍的意味。当年他们在这件灯上所倾注的心血和希望，其程度之深，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我只能感受得出，却无法想象到位并描绘其间的一切。带我们去章老家的俞光虎，当年就是这件作品的夜间值班者之一。这一届灯会在西湖边举办，露天的场地，每晚都需要人值班看护灯。章老的回忆，也勾起了俞老的记忆，他说：“这座灯很大，灯座里面很宽敞，可以睡三四个人，因为座围是金丝绒的，所以在灯座里面睡觉很暖和。那时候，天冷，上半夜我们在灯边喝点小酒，也到旁边的灯座去串门，因为都认识的嘛，都是运河边的厂。到了下半夜，就睡在灯座里面了。”俞老生于1943年，1958年8月进入杭一棉。俞老和章老曾一起在杭一棉工会共过事。俞老做元宵灯笼的影响来自于家庭，在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每年过年时，家里大人都要用竹篾扎灯笼，渐渐地，他也就学会了，并且迷恋上了写写画画的事。在杭一棉工会工作的时候，杭一棉的很多黑板报就出自其手。近些年来，俞老每年都会帮温州路社区做灯笼，做好的灯笼就挂在灯会期间的运河文化广场上。2016年元宵节上，俞老做了各式各样的鱼形灯。

金丙发也是历年来热心帮助社区制作拱宸桥元宵节灯会灯笼的一位老人。金老和章老同庚，也是1941年出生，也是从小就自己爱好写写画画，做灯笼也是自学成才。1962年，金老毕业于杭州农业学院兽医专业，当时恰逢国家困难时期，没有分配，就自谋出路到了杭州标牌厂工作，干的是政工活。他专业之外的写写画画的技能便派上了用场，每年元宵，他就给厂里做灯笼。即使20世纪70年代调到了位于卖鱼桥的杭州伟民丝带厂做厂医，做灯笼的事，他也没有放弃。80年代，一次西湖游船节，其中一条龙舟上两侧各有一件与龙舟等长的龙灯就出自其手。1997年退休后，他几乎每年都会帮社区做灯笼。起初的四五年间，他帮和睦街道做彩灯，之后一直都在帮拱宸桥街道做。金老的家中，墙上的空隙之处，挂满了他往年做的灯笼。在金老看来，元宵灯要好看，首先线条得自然流畅，其次造型得逼真，要能够与现实中或人们想象中的物的造型吻合。如今每年春节，金老的孙辈都会缠着他一起制作元宵灯笼。



龙灯

从章老、俞老、金老的制作灯笼生活中，或许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启示：从情感和记忆的角度而言，年味，只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家庭，来自于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来自于乡里乡亲。此亦每一个人的“年味传统”之源。

当夜幕降临，千家万户都沉浸在元宵夜的热闹气氛中，从拱宸桥上走过，放眼是人山人海、彩灯如梦的景象。人群中的欢呼和广场喷泉音乐交织逶迤，不时又会有运河上飘来的货船之马达声。这样的景象，都只不过是每年拱宸桥灯会的寻常片段。最为难得的，也是拱宸桥灯会的意义，它为当今人类的都市生活营造了一种连接历史与现代的时空，构筑起了沟通原住民与新居民、杭州人与外地人的生活的时空。它终将成为当下的孩童们长大后的“年味传统”。



六和塔座灯



原载于《拱宸》第二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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