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必读｜发掘新闻：客观性理念如何诞生的？

美国新闻史的一部佳作，希望为新闻考研的战友在枯燥的背诵之余提供些观点！这本书介绍了客观性原则在美国报业的诞生过程，内容由许多访谈和故事构成，可读性很高！...

镇楼之作：

作为新闻学院的学生，你一定在各种场合听见过“客观性”一词，甚至将其作为区分专业与业余新闻从业人员的一大特点，但是这种原则和理想为什么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现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准则，以至于很少有人来质疑客观性本身？迈克尔·舒德森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一书便试图通过梳理和分析美国报业的历史变迁来回答这样一个看似“形而上”的问题。

全书主要从美国三个历史阶段来呈现报业的变迁：19世纪30年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战以后的美国。这三个阶段对应着“便士报的产生”、“煽情新闻与现实主义”、“怀疑主义”和“客观性理想的形成”。总的来说，19世纪30年代便士报伴随民主政治开始在美国生根发芽，但它的产生并没有直接导致客观性理想的出现，到了19世纪末，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进一步发展，《纽约时报》在煽情报纸的主流呼声中强调“信息”模式的报道，摒弃了“故事”模式，而这种变化也没有形成客观性的规范准则，直到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二战以后，伴随着怀疑主义的盛行，许多人开始怀疑起“客观性”本身的真实，人们才似乎在这种普遍的怀疑中真正确立起客观性原则。便士报为什么会出现在18世纪30年代的美国？这个问题虽然和新闻客观性理想的产生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便士报的出现，无论是经营方式还是理念，是否和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相关？舒德森质疑了已有的对便士报革命的主流解释。

首先是科技论，他承认印刷技术、铁路运输以及后来电报通讯行业的发展是新闻业得以变革的先决条件，但是也提醒“科技发展和报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不是纯单向的”，比如完全有可能是便士报将蒸汽印刷机引进了美国报界，而不是因为有了蒸汽印刷机才有了便士报，也就是说科技的进步充其量是便士报产生的必要条件，它自身也需要理论来解释。其次是识字率论，识字率刺激了人们的阅读需求，需求带动报纸的供应，这个逻辑有问题么？舒德森认为这个解释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识字率完全采取统计有多少男子在结婚证书上的签名来进行估算，这种统计方式本身就有问题，二是能否识字本身不意味着读报的需要增加，因为环境的本质会限制识字率的高低，识字率无法提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没有积极的诱因让人们去学习。最后是自然史论，他们认为报纸本身具有官报、党报和大众报纸三个阶段，便士报革命不过是顺应历史的发展罢了，对于这一类的解释，舒德森认为他们确实看见了历史发展的某种正确的趋势，但是这种解释过于抽象和冷漠，排除了人类个体和集体的选择，并且随时会面临概括性描述固有的出错的风险。

那么是什么引发了便士报革命？便士报革命是否有更深层次的政治根源？我猜想舒德森这部分的观点可能收到了托克维尔的影响，他将便士报的革命放置于民主政治的大环境中，便士报只是民主时代的自然反应罢了。托克维尔说“民主没有妨碍两个阶级（贵族和奴仆）的存在，但他改变了他们的精神并调整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前的报纸只能靠订阅，订阅的人又是上层人士，现在便士报的出现打破了报纸在贵族中垄断，让穷人们可以像富人们一样看报，使所有阶层的人形成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而反过来说正是因为美国在政治上形成了民主政治和在经济上形成了市场经济，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上平等，便士报才在满足平等观念和市场观念的前提下应运而生了。

在“民主化”的原因下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是便士报的兴起满足了中产阶级的需求。传统的六便士报以传统的道德说教为原则，无法适应新兴的以商业为主的中产阶级的需求，中产阶级更加钟爱以商业信息为主的便士报，比如《先驱报》的财经新闻。二是19世纪“社会”取代“社区”，城市生活孕育了便士报的产生。从熟人社区到陌生人社会，纵然两个地区都有报纸，但真正意义上的便士报只可能产生于后者。人们在现代社会寻找到个性的存在，在不断竞争的市场感受到机会的平等，便士报通过组织销售、招募广告、重视新闻、迎合大众、忽视社论等方式，呼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总的来说，便士报虽然在这一阶段没有催生“客观性”的信念，却为其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平等、反对权威、相信自己的政治文化。客观性理念到底是什么？是仅仅传递“何时何地何人何事”的信息?是被动地记录下所有观察到的事物?还是主动地寻找和提供可能存在新闻线索和背景？舒德森认为，客观性理念真正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这之前的所谓的现实主义、“信息”模式只是对客观性肤浅的理解罢了。

19世纪末新闻职业的产生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理想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客观性理念。在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的盲目自信下，人们似乎对商业、政治乃至整个人类的未来都秉持一种过度乐观的心态，自由被发现了，人类就自由了？新闻从业人员高傲地认为自己不同于以前社评家道德判断的宣言，“他们认为事实可以为自己指明道德的方向，并为自己的道德观是在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中自然形成的而感到骄傲”，这是理性主义的自信？19世纪末的煽情新闻显然似乎又是另一种极端，他们完全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力满足大众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经济理性发展的结果，最著名的便是《新闻报》、《世界报》和《时报》对西班牙警察搜查三名古巴女乘客的新闻报道，记者的主观臆想构成了整篇报道。煽情新闻的大标题、大图片、煽动性言辞的做法也影响了同时代的其他报纸，不过《时报》似乎想另辟蹊径，或是认为自己站在真理的一边——“只有那些准确、充分地呈现新闻能抓住越来越多的忠实读者的报纸，才能生存下去。”事实证明《时报》是成功的，因为人们并不是不喜欢内容准确、高雅的报纸，而是之前的高级报纸价格昂贵，一旦一份有品质的报纸能廉价销售，大众自然会在低俗和高雅中进行选择，幸而大多数人对高雅的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充满着幻想，他们在阅读《时报》的过程中得到了一种“平等”的满足。但是请注意，无论是《世界报》还是《时报》，人们批评的范围仅限于内容的真实性，真实性出问题往往是因为一味追求时效和记者个人懒惰导致的，与客观性理念没有多大关系。

一战之后的新闻业才逐渐形成客观性理念的共识。为什么是一战之后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理念？让我们回到前面的问题：何为客观性？19世纪的新闻从业者便是将客观性简单地理解成为“何时何地何人何事”这样的事实的描述，人们认为人类可以完全客观地认识客观世界，只要秉持一定的原则。但到了20世纪，伴随怀疑主义的盛行，人们开始怀疑自己所看到的世界，开始怀疑18、19世纪理性主义思想家建构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形态，人们甚至开始怀疑起理性自身，悲观主义思想家开始发表各种批判性文章。在这种大环境下，新闻的客观性自然会被人们审视。首先，昔日支撑新闻客观性中的大众突然变得不那么靠谱了，标榜勒庞“乌合之众”理论的大众社会心理学家揭露了大众的非理性和盲从。其次，伴随企业发展的公关业使得信息来源变得隐秘而不可信，新闻记者就像巴甫洛夫的狗（意思大概是受刺激就反应的动物），而一战中的各种宣传技巧更是让记者看到了“拟态环境”的真实面孔。新闻从业人员就像柏拉图洞穴之寓中逃出洞穴的人，看见了真实的世界，但这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当知道自己处于个人偏见、习惯、语言和客观性等因素构成的主观世界中，又要不断追求不可能实现的客观性理想时候，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会更加痛苦！但是人自身往往还有一种调解矛盾的本能，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客观性原则，反倒是在主观和客观之中走出了第三条道路——解释性报道。李普曼和梅尔支指出了怀疑时代客观性存在的必要性：“对人类观察世界的可信度的怀疑越大，事实进行验证的需求就越迫切，要尽可能地客观。”

20世纪30年代的客观性理念一出现就伴随着批评，60年代以后的“客观性”更是成为了侮辱性的词汇，但笔者认为这个阶段也正是对客观性理念进一步认识的时期。新闻的报纸从业人员不再满足一板一眼的客观性报道，伴随着政府公关的“伪事件”和新闻管理，新闻从业人员开始怀疑新闻事件本身的客观性，如果一个事件本身是制作出来的，那么越是客观的报道越远离客观性！除此之外，伴随批判文化的发展，新一代新闻工作者也开始反思“价值中立”原则本身存在的问题，他们发现新闻报道的形式可能形成了自身的偏见。在不断的批判和怀疑下，这个阶段出现了两个传统——文学传统和揭丑传统。前者追求文采和个性化，后者追求主动调查和轰动效应。这是不是说新闻从业人员的准则从客观性原则又回到了贵族时代道德判断为主的主观原则了呢？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这阶段的记者同样要先学会如何严格遵守客观新闻的原则撰写纯新闻，仍然要将事实从意见中分开，调查性报道仅仅是留给拥有成熟的主观性的记者。也就是说，记者们在反思了新闻客观性之后并没有直接回到原来的主观性原则，而是在深刻理解客观性的基础上选择了一条看似同主观性一致的路，实际上它们已经分道扬镳，客观性始终是行径的路标！读完此书，目睹了美国报业客观性理念的产生过程，从贵族时代的道德主观性判断到19世纪民主时代肤浅的客观性理解，再到20世纪对客观性的深刻反思，最后美国新闻界似乎又开始强调文采和主动的调查性报道，但此时已今非昔比，这种主动不再是空洞的道德判断！这个过程就像一个人的成长，老人和小孩上都是幸福的，但他们对“幸福”内涵的理解确是天壤之别！

最后，不只是新闻客观性，就像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警示的: “一位伟人说过：无知处于知的两段。如果说自信处于两端，而怀疑居于中间，也许更为正确。实际上，可以认为人类的智力发展有三个总是前后衔接的不同阶段。大多数人都总是停留在下属两个阶段之一：不是信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不能确知该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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