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这样的才女，今后不会再有了

梦境历历如真，醒来还如在梦中...





文 | 张斌璐

和她那才名显赫的先生钱锺书相比，杨绛呈现出了另一种写作的风貌。假如说钱是一个迷津的制造者，在大量的文学典籍里编制出奇妙而不可思议的路径，不如说杨绛更像是一个透彻而明晰的解谜人。

杨绛的文字直接单纯，几乎不摆弄多少修辞和花样。实际上，世人多知道这对夫妻知识闳博，但当钱锺书显示出他的渊厚之时，杨绛处处透出清雅，像一对珠联璧合的郎情妾意剑。在晚晴以来的才女系统里，大多以中西精神交汇的女性形象闻名，杨绛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哪怕是诸如《干校六记》、《洗澡》等伤世之作，都如《浮生六记》一样，无处不写出达观通透。这种达观历来是属于男性的，但杨绛的达观却是唯独女性才具备的细微感受。



钱锺书与杨绛

在她的笔下随处可见这样的文字，譬如《干校六记》里的这一段落：

“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

别的不必赘说，光看这一番文字，絮絮叨叨，缠缠绵绵，看似平常，其实何等精致。一般男女写不出这样的精致，说是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其实若能在穷苦里见欢愉，多么不工的词也是好词，只不过，谈何容易，一般人做不到。

所以，她在《我们仨》里的一个梦境，同样耐人寻味：

“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我和锺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幕，苍苍茫茫中，忽然锺书不见了。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影踪。我喊他，没人应。”

这样的梦，她曾常做。当然要常做，假如自己的先生最著名的格言是“婚姻好比一座围城”，做妻子的难免会常做这类不安的梦境。读者们若能仔细体察杨绛的梦境，再与钱先生的《围城》相对读，杨绛的细微之处就更为晶莹透彻了。夫妻都在打着哑谜说心事，却留了一个大谜语给世人猜，不懂的人永远都猜不到谜底。但杨绛依旧清雅安详，少年时做一个好的少年女子，中年时做一个好的中年女子，到老年又能做一个好的老年女子，不像钱锺书，小时候像老先生，越老越小。



1981年钱锺书、杨绛、钱瑗摄于三里河寓所

问题是，如杨绛这样的才女，今后不会再有了。

这并不意味着充满才华的女性就此绝迹，相反，在今天的媒体生态下，人的才华在不断被激发起来，女性作家的才华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丰富得多。然而，当我们在说起杨绛——以及一系列被激发起的姓名谱系之时，所伴随而升起的是一种来自于文化英雄时代的庄严感。

这是一个业已消逝的世代，这个世代持续了几百年或者上千年，一系列名字如同群星一样耀耀闪烁在文化天空之上，彼此互相呼应唱和，成为了整个文化能够被识别的基本形象。这个天象图里不包括无名之辈，当我们在试图谈论中国的文化精神之时，或许会举出孔子和庄子为例，或许会提及李白和苏轼，也或许会想到曹雪芹或鲁迅，但绝不可能在这个文化英雄的序列之外，去识别一种被称为文化精神的事物，而杨绛也隶属于这一星系之中。此后，这个星系就差不多到尽头了——历史是有终结的。

时世已变迁，杨绛那样的写作成为了陈年往事，你充满机锋，谁来解你的机锋？每天有无数人在电脑上在手机上在各个可能的地方诉说衷肠，每个人都在写他们的《我们仨》。越来越多的才子佳人出现，又有更多的才子佳人消失，那个文化星空已经在技术时代面前成为了固定的背景，就像现代战争取代了冷兵器，像格斗术取代了太极拳。

一年前，杨绛去世，人们缅怀，缅怀的是英雄时代的远离，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已经一去不返了。还有多少人，能够如同一个文化英雄那样被人们所纪念呢？

还是要记取杨绛的话：这是一个“万里长梦”。梦境历历如真，醒来还如在梦中。但梦毕竟是梦，彻头彻尾完全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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