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三姐妹凌晨4点起床上学，心愿想要一个新饭盒

他们的力量微弱，他们的故事不为人知，但他们从未放弃。...





我和团省委的武振平并不熟。

刚认识一天，他就成功给我留下了脸皮厚的印象。

听说我要去营山出差，他顶着大太阳，从市中心赶到绕城外的腾讯大厦，送给我一口袋零食。

我还没来得及说谢谢，他说，请代我转交给将军村的杨小鱼姐妹。

我觉得，他可能是把我当成了QQ外送。



这一包零食至少七八斤，勒得手指青疼。

如果不是我们不熟，我就把袋子糊他脸上了。

武振平说，帮团委办事，组织当然不会亏待你。

他关系广得很，将军村那边安排好了，车接车送管吃住，妥妥的。

于是，我拖着这一大袋膨化食品，从公司带回家、从家里带到火车站，像是过年返乡的农民工，挤上了去营山的火车。



两小时动车，一小时汽车，到了将军村口。

接我的是辆长安小皮卡，司机叫杨冬平，将军村村民。

他说，这车平时用来拉蘑菇，第一次拉编辑，有点激动。

拉开车门，一股热浪熏得人目眩神迷。

杨冬平说，空调坏了，有点热，不过跑起来就凉快了，自然风，更健康。

前往杨小鱼家路上，我被自然风吹得一脑门油汗。

关于杨小鱼三姐妹

从面相上看，武振平是个抠门的人。

所以，我对这袋零食，以及小鱼姐妹产生了好奇。

“她家的情况，比较复杂。”杨冬平说，来龙去脉，要从杨继明讲起。



杨继明41岁，比杨冬平大5岁。

“小时候的杨继明有点结巴，不过脑袋很机灵。”

杨继明家里穷，只念了一年小学，16岁出门去河南砖窑打工，然后就失踪了。

“连他爸妈都以为他死在外面了。”

20多年后，杨继明突然回家了，还带了个怀孕的潮州女人。

这个女人在将军村住了三年，生下双胞胎小鱼、小萍，三女儿小珍后，不辞而别，再没回来。

随后杨继明又消失了，传言是去找老婆去了。



杨冬平说，这样的故事，在农村很常见。

打工相识，结婚生子，甚至也没扯证，合则聚，不合则散。

距潮州女人离去已过去6、7年，小鱼三姐妹如野草般生长。

然而，故事还没结束——去年冬天，杨继明回家了。

 

“他更瘦了，头发又长又乱，大冷天穿了一双人字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没人知道杨继明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总之，他的精神不正常了。

回到将军村，杨继明继续流浪的生活，很少在家。

父亲的归来，带给小鱼姐妹的，不是生活上的改观，而是更深重的自卑。



（两年前，杨冬平在小鱼家家访。图据其妻子李小红）

杨继明不在，杨冬平就当了小鱼姐妹的兼职爸爸。

杨冬平说，三姐妹性格内向，从不招呼人，“每次见到她们，都是低着头，贴着路边走。”

在学校里，“她们穿得差，也不和同学一起玩。下课了，就坐在座位上，原地不动。”

小珍甚至不敢去上厕所，好几次尿到裤裆里。

“我当时觉得，她们是得了自闭症。”杨冬平说。

自闭症是天生的，不过我没纠正他这个医学错误。



（两年前的小鱼姐妹，图据杨冬平）

好心人给村上娃娃捐的衣服，由杨冬平负责分发。

去年冬天，杨冬平给小鱼姐妹送衣服，看见小鱼穿了一双夏天的凉鞋，两只脚冻得通红。

“我也是有娃娃的人，当时眼泪都快出来了。”他开车到镇上，给姐妹每人带回来一双棉鞋。

“然后到第二年夏天，她还穿的是那双棉鞋。”



（图据杨冬平）

在一条林间小路的尽头，我们找到了小鱼的家。

山上小路多，每到分岔路，杨冬平都坚持让我走前面，我以为是出于客气。

“山上狗多蛇多，狗我不怕，我就怕蛇。”他说。

小鱼的奶奶，75岁的陶碧华正在花生地锄草，听到家中狗叫，从地里走过来。

她说，孩子们上学去了，下午6、7点才到家。

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把我们迎到家中，想给客人倒点开水，但没找到杯子。



与此同时，山的另一边，76岁的爷爷杨汝田正在砍竹子。

杨汝田早上5点出门，走1小时到竹场，砍到晚上7点半，一天110元工钱。

外出的人多，很多田地都荒了。前段时间，杨汝田捡了两亩田，想种水稻。

他借了台旋耕机，田没犁成，机器却掉了，这个快80岁的老头，据说当场就急哭了。

田是种不成了，他找了份砍竹子的零工，挣点钱赔机器。



砍竹子，剃枝桠，再打成捆扛下山，周而复始。



杨汝田身材瘦小，手臂上青筋如蚯蚓盘旋，这是常年强体力劳动留下的印记。

“汝田”暗示了他晚年的命运：抚育三个女孩，劳作于田地。

将军村人口不到1000左右，其中600在外打工。

砍竹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杨汝田是年纪最大的一个。



一路走来，田园已没有年轻人的身影。

白发老人，担着两桶水去浇地，走一路歇一路。

因为精准扶贫，将军村在发生巨变，但要吸引年轻人归来，也许还要假以时日。



武振平托我带的零食，我放在了小鱼家的桌上。

杨冬平邀我到村委会吹电扇，等小鱼放学再来。

“我叫他们叔，他们叫我哥。”

“童伴之家”设在村委会，杨冬平和妻子李小红是负责人。

去年，团委在村里搞“童伴计划”，招募“童伴妈妈”照顾留守娃娃，李小红报名参加了。

杨冬平比较特殊，“我是自己争取，义务来帮忙的。”

“但也不能叫我童伴爸爸。”杨冬平辈分小，很多小孩他还要叫别人一声叔。

“我叫他们叔，他们叫我哥。”



村委会去年建成，此前，“童伴之家”设在将军村村小。

山坡的一块平地上，一间教室，一个旱厕，三个年级一起上课。

不同年级背向而坐，老师教完一边，再教另一边。

小鱼姐妹之前在此念书。村小成危房后，孩子们转去了镇上小学。



村里几代人都在这里上过学，包括杨冬平。

课桌用了好几辈，刻着十几个新旧不同的“早”字，屋顶的瓦片换了许多次，颜色不一。

“墙壁上的宣传画，我念小学时就在了。”

“那时候读书，是为了走出去，再不回来，结果还是回来了。”



新的童伴之家不大，四张桌子，玩具、球类、电视、书籍…

周末和周三开放活动，由杨冬平和妻子带孩子们上课，玩耍。

“相对城里，条件简陋了一些，但却是村里孩子最期待的地方。”

“开放日一大早，我还没来开门，娃娃们就在门口排起队了。”



如今的篮球场，去年还是一片泥巴地。

一听说要办活动，“娃娃和家长都来了，跟过节一样热闹。”



（图据杨冬平）

杨冬平话很多，也可能因为难得遇到一个同龄的聊天对象。

我在他杂乱的讲述里，打捞关于将军村故事的碎片。

当讲起那个冬天，给小鱼姐妹买鞋时，我听到他叹了一口气。

他的声音断断续续、颤抖、混乱，像嗓子堵上了东西。

我停下记录，抬起头，杨冬平的肩头在轻轻耸动——

我没想到，他哭了。 

他闭紧眼睛，想把泪水憋回去。

“那时候，我心里难受，很彻底的难受，我们的娃娃们过得太不容易，我为他们难受，也为自己无能为力难受。”  

杨冬平返乡记

2013年，杨冬平决定返乡。

此前，他在佛山一家全国知名的电子厂工作了8年，任模具部门主管。

“我有两个儿子，大的13岁，小的6岁，从小爷爷在带。”

2013年春节回家，杨冬平在儿子身上发现一些不好的苗头：固执、好强、不讲道理…

“批评几句，他就几天都不跟你说话。”

杨冬平把这些归结于爷爷的过度娇惯，以及父母的缺位。

为了儿子，他有了返乡的念头，但“我在厂里做管理，收入稳定，我也不会种庄稼，回老家的话，活路都找不到。”

“后来想，挣再多钱，也是为了娃娃，娃娃都毁了，钱有啥用？”

就这样，他和妻子回到了故乡。



已适应城市生活的杨冬平，尝试重新认识他陌生的故乡。

在厂里，他是技术骨干，在村上，他百无一用。

他在镇上做过焊接，打过小工，但都不是长远之计，最后，他决定创业种平菇。

和妻子上山砍树、砍竹子，一棵棵拖回来，搭起大棚，找亲戚学种植技术…

每天早上3点半起床采菇，5点进城卖，钱挣得辛苦，但他心里踏实了。



父母的归位，让家庭生活回到了正规。去年，杨冬平的儿子考进了全县最好的中学重点班。

“我的孩子被挽回了。”杨冬平说，但那些依然远离父母的孩子，何去何从？

两碗饭，三姐妹分

下午，杨冬平开车到镇上接村上的娃娃放学。

村上到镇上11公里，开车20多分钟，小鱼姐妹年纪小，要走两个多小时。

“夏天里，4点半去县城卖菇，经常在路上遇见小鱼姐妹。”

这种长远跋涉，杨冬平曾深有体会，“我们小时候读书也是这样。”



下午4点半，我和杨冬平来到黄渡镇小学。

小鱼念三年级，小萍念一年级（因为家庭困难曾辍学一年），小珍念幼儿班。

低年级孩子下午少一节课，小萍和小珍放学后，会在学校等姐姐一起回家。

杨冬平在校门口等着，低年级孩子陆续走掉了，没见到小萍和小珍的身影。



杨冬平在学校里寻找小萍姐妹，教学楼背后的小巷、隐蔽的小路…

看得出来，他对这里非常熟悉。

最后，他在水槽旁，找到了正在玩水的小萍姐妹。



气温30多度了，其他小孩都穿短袖短裤，小萍姐妹穿的还是冬衣，头发被汗水贴到了额头上。

杨冬平说，上学出门早，奶奶怕凉着，穿得厚，自己又不会脱衣服，捂得一身汗。

他帮小珍脱去外套，“穿这么厚你热不热？”

“热得很。”

“热了咋不自己脱衣服？”

“我怕把衣服搞掉了。”



杨冬平向小珍班主任打听她在学校的表现。

杨冬平常来学校，和老师们都熟，老师说，最近姐妹表现还不错，但要多注意个人卫生。

“勤换衣服多洗澡，大热天的，一个小姑娘家不要搞得臭烘烘。”

杨冬平尴尬地点头称是。



小珍的书包拉链坏了，用一根绳子系上，书包里放了几本皱巴巴的书，和一只搪瓷碗。

这只碗用得太久，表面已掉了不少瓷。

杨冬平说，姐姐上小学，享受国家营养餐补助，小珍读幼儿班，没有免费午餐。

“姐姐打了饭，每人匀一部分给小珍，两份饭分成三份，三姐妹一起吃。”



老师说，最近学校也注意了这个事，已经告诉食堂，默认小珍享受小学生待遇。

“现在她去食堂吃饭不用给票，份量管够。”



杨冬平和老师说话时，姐妹俩坐在旁边花坛上，一声不吭。

我们回去后，杨冬平对我说，“其实我们不该当到娃娃面说这些，你以为她们听不懂，其实都懂。”

“娃娃自尊心也很强的。”



下课铃响起，姐妹一下兴奋起来，喊着“姐姐下课了！姐姐下课了！”，奔向二楼教室迎接大姐。

杨冬平带着村上的孩子，离开了黄渡小学。



“武振平老师托我给你们带了好吃的。”我张开双手，比划出一个夸张的尺寸。

到现在，我已经原谅了武振平。

姐姐说，她记得这个武叔叔，以前来看过她，给她买过很多东西。

在零食的召唤下，一下车，三姐妹把我们抛在后面，一路小跑回了家。

心愿：我想要一个饭盒

杨冬平说，当“童伴爸爸”很累人。

“上午卖菇，下午家访，照顾娃娃，辅导功课、周末做活动，夏天娃娃喜欢下河游泳，一天要下几次河沟去找人。”

“但也很有意义。”杨冬平说，三姐妹的变化，带给了他继续下去的信心。

“我是一个80后。”杨冬平说，“我觉得，要改变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我们这一代人责任最大。”



爷爷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

“爷爷回来了！”听到狗叫，三姐妹从屋子里跑出来迎接爷爷。



奶奶在厨房生火做饭，杨小鱼开始写家庭作业。

门口的石墩是她的书桌，她弯着腰，身子几乎要和地面平行，眼睛凑到了课本上。

三姐妹中，姐姐的成绩最好，在班上排前几名；妹妹贪玩，成绩一般。



遇到不会做的题，小鱼向杨冬平请教。

杨冬平说，相比其他留守儿童，他对小鱼有一份额外的关心。

奶奶患有高血压，脑血管硬化，爷爷身体也在快速走向衰退。

“有时候，我心里莫名的着急。”杨冬平说，“爸妈不在了，爷爷奶奶还能照顾她们多久？谁也说不准。”

 

“好想她快快长大，能把这个家撑起来。”



不到10平的房间，堆着衣服、粮食，也是奶奶和姐妹的卧室。

晚上，三姐妹和奶奶睡这一张小床上。

最近下雨屋顶漏水，奶奶在床铺上搭了一层塑料布遮雨。

但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来自屋顶，奶奶最怕妹妹尿床，她一尿，大家都没地方睡。



离家不远的山坡上，小鱼一家的新房已经基本竣工。

得益于扶贫政策，政府出资给小鱼一家盖了这栋新房，现在已进入装修阶段。



小鱼姐妹给奶奶表演学校学到的舞蹈。

这个宁静的小院子，飘荡着小女孩们的欢声笑语——这是它一天最热闹的时候。



姐妹们最常吃的零食，是奶奶晒的红薯干。

“娃娃很懂事，平时不问我们要钱。”奶奶说，“同学请她们吃零食，她们也不要。”

“她说，只吃了别人的，没钱请别人，同学会笑她。”

所以，她们对武振平送的零食看得格外珍贵。

姐妹们挑了一小袋薯片和饼干，分成7份，每人1份，剩下的藏进了米柜。



武振平给姐妹们带来的喜悦挥之不去。

藏好袋子后，她们欢天喜地去菜园帮奶奶摘菜。



奶奶准备煮面条，姐妹们帮着烧火、端水。



奶奶说，本想招待我们吃饭，但家里没菜了，“只能煮面条将就吃了。”

 

我问，以后你们老了，谁来照顾三个娃娃呢？

这个问题，我反复考虑措辞以显得委婉，最后我用了“老”字。

奶奶想了一会儿，说，“找不到。”。

南充话里，找不到也是“不知道”的意思。



离开前，我问，我就要回城里了，你们有什么想要的礼物，下次我给你们带。

大姐说，她想要圆珠笔。

二妹说，她也想要圆珠笔，还想要几支彩色铅笔。

三妹磨磨蹭蹭不肯说，隔了好一阵，她害羞地问：

“我可以不可以要一个饭盒？”



天色已晚，杨冬平请我到他家里过夜，我们离开了小鱼的家。

“其实，像小鱼姐妹这样的孩子，在村上还有很多。”回去的路上，杨冬平说。

“有时，压力也挺大的。”

“我也想过，我和小红，能不能把这事（童伴计划）做下来，做了，对他们有多大帮助？”

“后来我想通了，有些事，你不去做，就没人做。你做了，就会有改变。”



第二天凌晨3点半，我被窗外走动声吵醒了。

我走到院子里，晚上下了一场雨，地面湿润，风从山谷的尽头吹来。

天空还是一片漆黑，沉睡中的山村，只有杨冬平一家亮着灯，像黑色海洋里的一个孤岛。



不远处的大棚里，杨冬平和妻子李小红正在采摘新鲜平菇。

天不亮他们就要出发，6点前到县城菜市场，迟了就不好卖了。



修剪平菇、放进筐中，盖上塑料布，装车…4点半，我们开始往山外走。

前两年村上还没通水泥路，车开不进来，那时杨冬平起床更早，连背带挑把平菇担出去。

杨冬平说，如果你写的东西发表了，请帮我加个“广告”：

“种苦瓜，刚上市8元一斤，便宜时5块，种完苦瓜种黄瓜，辛苦一点，一年能挣6、7万。”

“你在外打工3、5千一个月，不如回家创业，多陪陪孩子，他们真的很需要你。”



凌晨4点40，我们路过小鱼的家。

姐妹们在桌边吃饭，奶奶挨个给她们洗脸、梳头。

“4点不到就起来了，她们动作慢得很。”奶奶说，穿衣洗漱吃饭，至少要磨蹭一个小时。

吃过饭后，娃娃上学，奶奶下地，爷爷去竹场砍竹子。



早饭是昨天摘的四季豆，煮了一盆，每人一碗。



吃过饭，天慢慢亮了，姐妹们离家上学去。



出村的路，在山下分成个两个方向，左边去镇上，右边去县城。

杨冬平早上送货，会把沿途上学的孩子带上，在岔路口分手，孩子向左，他向右。

如果时间不急，他也会把他们送到镇上，再去县城。



把小鱼姐妹送到学校后，杨冬平去县城卖菇，顺便送我去车站。

他说，“留守儿童”的问题，他认为不会在短时间内完全解决。“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我希望，这一代留守的孩子，长大以后，不要再重复爸妈的老路。”

“将军村欢迎老师、志愿者，来我们村支教，给我们的娃娃讲讲外面的世界。”

（注：文中小鱼、小萍、小珍系化名。）

期待你的加入，谢谢！

同一片天空下，在我们未曾到达的角落，还有多少和小鱼一样的孩子、杨冬平这样的"爸爸"、“妈妈”，我们并不知道。

他们的力量微弱，他们的故事不为人知，但他们从未放弃。

在此，我们为全四川90万留守的小鱼们发起募捐，所募集资金，将用于购置玩具、文具、运动器材等物资，以及支持“童伴计划”继续前行。

欢迎加入我们，孩子们需要你。

    关注 腾讯大成网